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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
許鈞翻譯論叢總序

從大學畢業(yè)至今，已經近 45年了�；叵脒@ 40多年走過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覺得最有意義的是翻譯。我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做的工作，基本上只與翻譯有關。我做翻譯，包括口譯與筆譯，口譯做過同聲傳譯，也做過學術翻譯、陪同翻譯，有機會認識了聯(lián)合國前秘書長加利、著名哲學家德里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等先生，有的還成了很好的朋友。筆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也譯過一些重要的學術著作。在做翻譯的基礎上，我對翻譯進行思考，進行研究。除了做翻譯，研究翻譯，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譯，培養(yǎng)做翻譯、研究翻譯的人才。這幾十年來，我之所以堅持不懈地做翻譯、研究翻譯和教翻譯，是因為我對翻譯重要性的認識在不斷深入，因為我們都知道不同民族的交流離不開翻譯，社會的發(fā)展離不開翻譯，世界的和平也離不開翻譯。
我從翻譯出發(fā)，通過翻譯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類悠久的翻譯歷史，在歷史的審視中，對翻譯的本質、翻譯的作用、翻譯主體的活動、翻譯研究的發(fā)展和翻譯學科的建設進行思考。感謝譯林出版社的厚愛，系列推出我的翻譯研究成果。可以說，這套許鈞翻譯論叢記錄的就是我 40余年來在翻譯與翻譯研究的道路上對翻譯的思考與探索的印跡。
翻譯活動是豐富的，有多種形態(tài)。雅各布森將翻譯活動分為三種類型：符際翻譯、語際翻譯和語內翻譯。符際翻譯和語際翻譯，我們譯學界有過不少研究，但對語內翻譯，似乎關注不多。我在《繞不過去的翻譯問題》一文中曾談到，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不斷創(chuàng)造、不斷積累的結果。而翻譯，在某種意義上，則是在不斷促進文化的積累與創(chuàng)新。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發(fā)展，不能沒有傳統(tǒng)，而不同時代對傳統(tǒng)的闡釋與理解，會賦予傳統(tǒng)新的意義與內涵。想一想不同時代對四書五經的不斷翻譯，不斷闡釋，我們便可理解，語內翻譯是對文化傳統(tǒng)的一種豐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時間上不斷延續(xù)的一種保證。
翻譯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在我看來，翻譯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有社會價值、文化價值、語言價值、創(chuàng)造價值和歷史價值。對于翻譯的社會文化價值，我們現在了解得比較多了。從整個人類社會發(fā)展來看，翻譯能夠克服語言差異造成的阻礙，達成雙方的相互理解，為交流和對話打開通道。正是借助翻譯，人類社會才從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從狹隘走向了開闊。從某個具體國家民族的社會文化發(fā)展來看，翻譯通過對別國先進科技和文化的介紹，能夠引進知識，開啟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國人思維，在特殊時期甚至能對社會重大政治運動和變革實踐產生直接的影響，成為一種文化的構建力量。
而翻譯的語言價值觀，從根本上說，就是如何認識翻譯活動對語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問題。翻譯是一種特殊的寫作活動，又與寫作活動不同，兩種語言的交鋒很容易創(chuàng)生第三種語言，進入譯者母語后，能夠從句法、詞匯等方面豐富并拓展后者。梁啟超曾討論過佛經翻譯文學對漢語的直接影響，據他介紹，當時日本人編了一部《佛教大辭典》，其中收錄三萬五千余語，暫不論這三萬五千余語是否完全進入漢語系統(tǒng)，可以肯定的是，創(chuàng)造新詞的過程是漢語逐漸豐富的過程。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新詞匯也意味著新觀念，語言上的變化也會對思想觀念、思維方式造成影響，如是觀之，我們就會明白為何五四運動前后，幾乎所有進步報刊都登載了翻譯作品，而魯迅、劉半農、沈雁冰、鄭振鐸、瞿秋白等人又為何會如此熱衷于翻譯了。
關于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學界關注不夠。翻譯本身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活動，只有憑借譯者的創(chuàng)造才能實現。而且當我們討論翻譯的社會、文化和語言價值時，實際上已經涉及了翻譯在這些層面所表現出的創(chuàng)造力。而當本我意欲打破封閉的自我世界，向他者開放，尋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時，自我向他者的敞開，本身就孕育著一種求新求異的創(chuàng)造精神。與此同時，翻譯中導入的任何異質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語文化的因子，具有創(chuàng)新作用。
在當今的時代，我特別關注在全球化的語境下，翻譯應該承擔的使命。在我看來，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給翻譯提供了更廣闊的發(fā)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賦予了翻譯更為重要的使命。 2002年，聯(lián)合國前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曾訪問南京大學。當他得知我多年來一直從事翻譯實踐與研究后，充分肯定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還為我正在撰寫的《翻譯論》題寫了一句話：翻譯有助于發(fā)展文化多樣性，而文化多樣性則有助于加強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設。我認為這句話很好地定義了翻譯在全球化時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其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加利訪問南京大學時，曾發(fā)表了題為《多語化與文化的多樣性》的重要演講。在演講中他指出，世界化進程會對文化產生直接的影響，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樣性。他的這種擔憂并非沒有根據。在當今的國際社會，某些國家以強大的經濟勢力為基礎，以經濟利益為誘餌，在推動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謀求強勢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現出十足的文化霸權主義。面對這種現狀，不難理解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呼吁對文化多樣性的維護，而翻譯因其本質屬性，能夠而且必須在維護文化多樣性過程中承擔重要使命。
那么，翻譯要怎么做，才能承擔起維護文化多樣性、加強世界和平建設的使命呢？通過研究，我認識到，我們應該從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認識翻譯。有幾點特別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譯的本質時，要堅持將翻譯視作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翻譯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轉換活動，更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它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而獨特的角色。作為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轉渡人，譯者對文化多樣性及其重要性的體認應該更為深刻，也因此承擔了更為重大的責任。只有正確認識翻譯，充分看到翻譯的跨文化交流本質，譯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對文化因素更為敏感，對保存和傳達文化因素更為謹慎。二是在翻譯中，要以平等的態(tài)度去善待各種不同的語言。加利在南京大學所做的題為《多語化與文化的多樣性》的演講中就曾指出，語言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語言多元是維護文化多樣性的基本條件，而世界的民主與和平有賴于語言與文化的多元，因為在他看來，一門語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種文化和一種思維方式。說到底，它表達了一種世界觀。如果我們聽憑語言單一化，那將導致一種新型的特權群體，即話語的特權群體的出現！翻譯如要為維護語言多樣性做出貢獻，就要堅持開放與交流的文化心態(tài)。三是要發(fā)揚翻譯精神，勇敢承擔歷史賦予翻譯的使命。南京大學的程章燦教授在讀了我的《翻譯論》后，曾寫過一篇富有真知灼見的讀后感。在文章里，他指出，我們正處于一個翻譯的時代，而翻譯的時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譯精神。他從我對翻譯本質的定義出發(fā)，將翻譯精神總結為交流、傳承、溝通、創(chuàng)造與發(fā)展五個方面。實際上，我們所提倡的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在翻譯中努力再現語言、文化差異，都是這翻譯精神的體現。發(fā)揚這一翻譯精神，實際上便是在準確定位翻譯的同時，勇敢承擔起語言、文學、文化、社會、歷史等種種層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說的發(fā)展文化多樣性，加強世界和平文化建設的歷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里面。
在對翻譯進行思考與研究的同時，30多年來，我和翻譯教學與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于翻譯學科的建設。在這方面，我們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在中國翻譯協(xié)會成立 30周年之際，我為《中國翻譯》撰寫了一篇長文，題目為《翻譯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過去常有人說翻譯無理論，現在翻譯理論實實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說理論無用，這種對翻譯研究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對翻譯本質的形而上思考、對翻譯過程的多層面研究以及對翻譯價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譯實踐過程中是有明確的理論追求的，而且我認為這非常重要。理論意識在譯者選擇原作、研究原作、確定翻譯策略、解決具體問題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而翻譯活動的經驗總結、理論升華更能對今后自己和他人的翻譯實踐有所啟迪和助益，避免實踐的盲目性。本論叢所收入的《文學翻譯批評研究》《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文字·文學·文化〈紅與黑〉漢譯研究》等著作，就是在這一方面探索的結晶。
事實上，從最樸素的翻譯思考到今天多視角多方法的科學理論，翻譯研究在不斷加深人們對翻譯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們對翻譯復雜性和重要性的認識。如果沒有翻譯的語言學研究，翻譯活動可能還囿于經驗主義的層面。如果沒有翻譯的文化研究，我們可能還無法對制約翻譯產生與接受的機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覺的意識。而對翻譯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們從社會交流、文化傳承、語言溝通、創(chuàng)造精神和歷史發(fā)展等多元角度來看待翻譯的價值，對翻譯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有利于在維護文化多樣性、促進世界和平方面進一步凸顯翻譯的重要性�；仡櫸业姆�譯探索之路，可以看到自己的學術視野不斷拓展，對翻譯的理論思考也不斷深入，《翻譯論》《翻譯學概論》《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傅雷翻譯研究》等著述，集中地展現了我和翻譯界的同仁在翻譯理論、文學譯介與翻譯家研究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翻譯研究為我們理解和探索人類交流的歷史開辟了一條新路。翻譯是人類跨文化交流的一種重要形式，我們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部翻譯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為一個翻譯學者，我清醒地認識到，翻譯歷史悠久，形態(tài)豐富，翻譯的許多問題需要我們繼續(xù)研究與探索。鑒于此，這一論叢是開放性的，我會加倍地努力，不斷給讀者奉獻有關翻譯研究的新成果。

許鈞
2020年10月22日
于南京黃埔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