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的近代命運》以經(jīng)史之學為中心，通過關鍵論題、關鍵人物、關鍵著作的有機結合，從富于個性的視角探討西力東侵、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近代學術變遷之大勢：經(jīng)學史學之更替、子學之凌駕經(jīng)學、“漢宋之爭”之折變、“國史”創(chuàng)制之新局諸端，選題新穎、論證嚴密、脈絡分明，為近年來難得之佳作。其意義，一言以蔽之，為重建中國學術之學統(tǒng)，提供了一種深刻的歷史教訓。
經(jīng)史之學乃中國學問之命脈 作者立足根本 厚積薄發(fā) 為國學招魂
劉巍，浙江省嵊泗縣人，先后就讀于浙江師范大學歷史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歷史系，師從錢遜教授、彭林教授。1998年7月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工作至今，現(xiàn)為該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學術思想史。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十余篇，多次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青年優(yōu)秀論文獎。
自序
第一章：經(jīng)降史升：章學誠“六經(jīng)皆史”說的來龍去脈
第一節(jié)：章學誠“六經(jīng)皆史”說的本源與意蘊
引 言
一、“文史校讎”之學的開拓與“六經(jīng)皆史”說的發(fā)軔
二、“六經(jīng)皆史”說的基本內(nèi)涵
三、章氏“六經(jīng)皆史”說的時代意義
第二節(jié)：經(jīng)典的沒落與章學誠“六經(jīng)皆史”說的提升
一、“六經(jīng)皆史也”：在《文史通義》位列首句之迷案
二、“六經(jīng)皆史”說的傳延：章氏的影響與新時代意識建構之間的互動
三、“六經(jīng)皆史”說的折變與經(jīng)典權威地位之失落
第二章：“今古文辨義”：康有為、章太炎的經(jīng)學之爭與現(xiàn)代人文學術
第一節(jié)：《教學通義》與康有為的早期經(jīng)學路向及其轉向——兼及康有為與廖平的學術糾葛
一、 周公？劉歆？古文經(jīng)
二、 孔子與《春秋》
三、 禮學中的今古學之辨
四、 從“記誦之學”起腳，到“以經(jīng)營天下為志”。
五、《教學通義》的棄去與康有為的今文經(jīng)學立場的確立
第二節(jié)：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jīng)到鑄古文經(jīng)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jīng)學思想發(fā)展軌跡的探討
一、 章太炎早年的經(jīng)學立場
二、《訄書》初刻本所體現(xiàn)的經(jīng)學思想——章太炎對康有為今文經(jīng)說的迎與拒
三、《訄書》重訂本的經(jīng)學思想之大變
四、結 語
第三節(jié)：康有為、章太炎經(jīng)學今古文之爭的“知識轉型”
第三章：經(jīng)、子易位：“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及其效應
引 言
一、“九流出于王官說”說與胡適批駁此說的意義
二、“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的建立——有關的根據(jù)、要素、過程
三、示范作用——“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的影響
第四章：“漢宋之爭”再起？——梁啟超、胡適、錢穆之間的“戴震”公案
第一節(jié)：試從“科玄論戰(zhàn)”看梁啟超、胡適有關“戴震”研究之異同離合
一、頻頻著文
二、梁、胡心目中的戴震
三、從“科玄論戰(zhàn)”看梁啟超、胡適對戴震的同尊異由
第二節(jié)：錢穆的重明“宋學”及其對胡適、梁啟超之“戴震”研究的批評
一、梁啟超、胡適對戴學的推崇與宣揚的一致指向：“反理學”
二、錢穆對胡適、梁啟超之尊“戴”論的辯駁
三、圍繞戴震研究的學術觀和文化觀之爭
第五章：經(jīng)學的史學化：《劉向歆父子年譜》如何結束經(jīng)學爭議
一、引言
二、《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背景
三、《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貢獻
四、《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初始反響
五、《劉向歆父子年譜》與經(jīng)學的史學化
六、余論
第六章：“國史”創(chuàng)制一例：《國史大綱》“重明中華史學”的新努力
一、造作新通史——時代的需要與時代的限制
二、“新史學”的內(nèi)涵
三、從以《國史大綱》為中心的“新史學”來看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中的錢穆學派
本書結論 ：歷史的教訓
征引文獻
后記
本書結論：歷史的教訓
當我將這部書稿作最后的校讀即將告一段落之際，諸位師友的意見也紛至沓來。有一種提醒尤其值得重視，即是說，本書各章之間相對獨立，保留了分文發(fā)表時的面貌，但整體來看，不夠混成，若能在起承轉合之間，作些加工，豈不更好？
這是一種特別為讀者著想的建議。我試圖遵此方針修訂我的書稿，但是作為讀者、編者的我每每被作為著者的我當初寫作時的氣勢、意韻與情感所支配，竟有無從下手之慨！不過，這種指正完全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在若干文字刊發(fā)之后即時就有朋友指出，為何文末有那么多問號與嘆號，好像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我當初的想法是，作為學者（所謂“學者”，兼有學生、研究者、修行者等諸種身份）除了“自娛自樂”之外，或亦應當引導與啟發(fā)讀者自己做出結論，但不必教訓人家如何如何。今天看來，若不能用簡明的語言概括你的研究所傳達的“歷史的教訓”，則遠未盡到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是故，為讀者計，今略述本書之結論如下。
首先，必須對本書內(nèi)容作一個扼要的總述。本書《自序》，已以“近代中國學術變遷大勢略論——《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序”為題，刊發(fā)在《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毫無疑問，其“提要”自然也就是本書的“提要”，特迻錄于此：
“中國”從來主要不是地理的區(qū)劃，而是以追求“王道”為內(nèi)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對西力東侵、西學東漸的壓力，中國學術在近代歷經(jīng)裂變。首先：經(jīng)學、史學之更替。章學誠的“六經(jīng)皆史”說在學界的沉浮，康有為、章太炎之間的今古文之爭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錢穆“就于史學立場”結束經(jīng)學爭議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近代經(jīng)學的分解衰敗及其主導地位被史學所取代、“經(jīng)學史學化”的趨勢。其次：子學之凌駕經(jīng)學。胡適“諸子不出于王官論”的嚴重效應是，子書不但成為“哲學史”、“思想史”的優(yōu)先素材，還產(chǎn)生了顧頡剛所謂“經(jīng)竟變成了子的附庸”的趨勢。其次：“漢宋之爭”之折變。以關于戴震研究的公案為例，在梁啟超、胡適那里，“漢學”主要是“科學”的類比物，或者是“學術獨立”的精神淵源，錢穆則將“宋學”拓展為一種涵蓋了經(jīng)、史、文學在內(nèi)的包羅萬象的學術類型。最后，“國史”創(chuàng)制之新局。錢穆的《國史大綱》代表了著眼于國史長程，反對“文化自譴”，弘揚民族精神的堅貞努力。中國文化時值轉運之機，復興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在此基礎上，我要向讀者坦白交代，作如此敘述背后的用意何在，或曰，由此而對中國人文學術可預期之將來的發(fā)展方向，是否可以提示若干展望？
第一， 經(jīng)典當知尊重，經(jīng)學的地位有待恢復。
本書《自序》提出：“經(jīng)學沒落、史學提升，經(jīng)典日益喪失其規(guī)訓的價值，經(jīng)學轉而融化為史學之一部分，不期然而然蔚為‘史學獨大’的結局，這實乃中國學術之近代歷程中一個最耀眼的或者說是最刺目的顯象，也可以說是最基本與最有深意的大趨勢�！弊鳛橐环N對歷史現(xiàn)象或歷史脈絡的揭示或描述，大體或可獲得同仁的認可（我也是懸揣），但是，對于此一趨勢綿延及當下之意義以及由此而確定何種因應之方略，則不免會有仁智之見。在我看來，出于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傳統(tǒng)根源與重溫人類普遍價值之需要，我國的經(jīng)典，實有從破碎的“史料”運用之偏向單一面向等運用方式中解放出來之必要，當有由歷史之根兼返價值之源之必要�！敖�(jīng)學”之科有重建之必要，其在中國學術與文化中之地位，亦有重新加以貞定之必要。
這一展望，涉及到近代以來東西方知識與價值系統(tǒng)的交爭與融合的復雜問題，不是簡單的結語所能展開討論的，此處只能略引端緒而已。
本書“經(jīng)典的沒落與章學誠‘六經(jīng)皆史’說的提升”一節(jié)，論及王國維晚年學術傾向中偏“舊”的一面。今偶見《余英時訪談錄》頗有與之可相參證，頗能助證吾說者：
在人文研究的領域中，我們只做到了部分西化，并未完全拋棄自己的研究傳統(tǒng)，由此中、西兩大系統(tǒng)之間的融合始終不算很成功，雖然也慢慢在進步。早期學者在中國傳統(tǒng)學問上的功力深厚，最初雖十分熱心于吸收西方的學術分科系統(tǒng)，但時間一久又回到自己的系統(tǒng)中去了，即經(jīng)、史、子、集的劃分。
舉例言之，如王國維早年接受西方學術，尤其重視哲學，他早年（1906）批評張之洞改學制，沒有把哲學列入。他認為哲學是最高的學問，這是明顯接受西方的觀念。他的少作《靜安文集》（似當作“《靜庵文集》”——引者）都是講哲學、倫理學、教育學等西方式的問題。但是中年以后研究中國傳統(tǒng)學問而終獲大成。他后期絕口不談“哲學”、“倫理學”、“文學”之類西方概念，而回到中國經(jīng)、史、子、集的傳統(tǒng)中去了。例如《觀堂集林》第一叫“藝林”，就是講六經(jīng)的；第二叫“史林”，就是子史之學了。所以像王國維這樣早年推崇西方的，寫過《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史》的，這都是跟西方學來的，最后回頭還是回到經(jīng)史之學，這就顯示出中西兩種人文知識系統(tǒng)要想融合起來，非常困難。
……現(xiàn)在西方學科系統(tǒng)已取代了傳統(tǒng)的一套，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研究院都是一樣，提倡國學已不可能存排斥西方文化的心理，否則那是要鬧大笑話的。國學系統(tǒng)只有在尖端研究的層面上存在。
余英時是學貫中西的人物，他的著眼點在于闡發(fā)“中西兩種人文知識系統(tǒng)要想融合起來，非常困難”，所述頗為親切到位。他特別舉到經(jīng)學的例子，說：
老輩學者早已看到此中困難所在，談到儒家“經(jīng)學”問題，蒙文通（1894——1968）便說：清末學校改制以后，過去“經(jīng)學”一科便分裂入于數(shù)科，如《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春秋》入史學之類。此結果是原有的宏偉“經(jīng)學”竟化為烏有，這是以西方學術的分類取代中國原有學問系統(tǒng)所造成的大弊病。
所以，近代以來更為普遍的是拿西方的知識與價值系統(tǒng)來宰割統(tǒng)制中國的那一套，經(jīng)學的碎片化，經(jīng)典之倒運，可以說堪為代表。行文至此類，不知為什么我的腦際總是浮現(xiàn)要不是錢玄同那句粗率的名言就是胡適那篇收入《胡適文存》四集的名文《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jīng)》。錢玄同的話我們就不必重復分析他了，胡適的文章以王國維自稱“于《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詩》，亦十之一二。”為例證，認為“在今日妄談讀經(jīng)，或提倡中小學讀經(jīng)，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似乎很有說服力。胡氏此文作于1935年，距離王國維謝世將近八年了。王氏若地下有知，恐未必贊同甚至很不認可胡適由對自己的抬愛而引發(fā)的議論，有一點很明確，在王國維那里是充滿了“闕疑”精神的質樸平和的論調，卻被胡適挪用來作為高自位置、絕人誦習經(jīng)典的論據(jù)。經(jīng)典之教育與經(jīng)學之研究有所區(qū)別，當分層次，那是不錯的；可為什么難懂就成為不去親近的理由？為什么偏偏要將目光投射在“難”處而偏偏回避平易之處？古來有“好讀書不求甚解”的讀法，也有“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的讀法，誰給你資格來決定什么人什么時候“配”或“不配”“讀經(jīng)”？有意思的是，胡適似乎對于“妄談”、“提倡”之類的宣傳性的議論很敏感，但對于經(jīng)典本身有時卻漫不經(jīng)心。 筆者最近校此書稿而得一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眾所周知，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對史料的審查特別嚴格，而對《詩經(jīng)》則格外的網(wǎng)開一面。他說：
古代的書，只有一部《詩經(jīng)》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对娊�(jīng)?小雅》說：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后來的歷學家，如梁虞廣刂、隋張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入食限。清朝閻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近來西洋學者，也說《詩經(jīng)》所記月日（西歷紀元前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國北部可見日蝕。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學上的鐵證�！对娊�(jīng)》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jīng)》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價值了。
參看《先秦名學史》可知，所謂“后來的歷學家”云云皆為胡適后來的補充，真正確定《詩經(jīng)》“史料的價值”的，乃是“近來西洋學者”的說辭，即《先秦名學史》所謂“經(jīng)天文學家查證”。 但蹊蹺的是，《詩經(jīng)?小雅》之《十月之交》的經(jīng)文明明是：“朔月辛卯”， 胡適卻引為“朔日辛卯”，雖是“日”與“月”一字之差，何以故？阮元�？獭妒�(jīng)注疏》校勘記云：“‘朔月辛卯’：毛本‘月’誤‘日’，明監(jiān)本以上皆不誤�！� 是知，胡適蓋據(jù)誤本立說；或者是“日”字與“月”字形近易訛，一時大意引錯了，若是手民誤植，可怎么后來也未見校正呢？多少知道一點學術研究之甘苦的人，對于引書之訛誤當取體諒的態(tài)度，因為再認真，也是難免出錯的，更何況只是一字之差，而且“朔日”與“朔月”意同，均指舊歷每月初一。但是，我們?nèi)匀灰焸湟幌沦t者，胡適在此處要提出的是“科學上的鐵證”，為什么對“近來西洋學者”的舉證如此上心（以致于恃此標準，偏據(jù)一經(jīng)，而橫掃他典），獨對本國之經(jīng)典則這樣的掉以輕心呢？從這一小節(jié)可見，“尊西人若帝天”的心理若不根本扭轉，則國人對經(jīng)典的平正態(tài)度，恐永無建立之望也。筆者并不是要渲染一種“排斥西方文化的心理”， 余英時說得好：“那是要鬧大笑話的”。非此即彼，那是最偷懶的思想陋習。我們要說的是，要“中西兩種人文知識系統(tǒng)要想融合起來”，其前提要件，至少不能自亂陣腳。最基本的，經(jīng)學在“中”國的“人文知識系統(tǒng)”中當有一個合理的定位吧，對經(jīng)典至少當有一點尊重與親近的態(tài)度吧。余氏的老師錢穆有一句說得更好，本書中引過一次，值得再引一次：
我從魏、晉、隋、唐佛學之盛而終有宋、明理學之興來看，對中國文化將來必有昌明之日，是深信不疑的。
這句話，與本書《自序》所引陳寅恪縱論宋學的名言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要達成這一目標則任重而道遠，至少要使中國之“人文知識系統(tǒng)”恢復到自有的條理與格局上來，第一步，經(jīng)學之合理地位當確立，經(jīng)典之普遍價值當貞定。 這是本書最深切的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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