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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像陌生人之間的相遇，一本新書和它尚未謀面的讀者見面，多少要有一些緣分；而一本原本來自異國他鄉(xiāng)的書要和中國讀者結緣，則更要跨過許多障礙。本書的中文版能夠面世，應該歸功于很多師長、同人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編輯，是他們的鼓勵、幫助和辛勞促成了這一難得的機緣。
這本書所關注的是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對于這一話題，想必大部分中國讀者并不陌生。自近代中國開始睜眼看世界，到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國人非常希望了解世界是如何看中國的。常言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概從國外尤其是西方人的眼中，也許可以洞察中國的真相，幫助中國人更清醒地認識自己的國家。果真如此嗎？西方人睜眼看中國了嗎？不能否認，不少西方學者和觀察家可謂中國通，在中國研究方面造詣精深，不乏真知灼見。然而，同樣不可否認，至少在國際關系學領域，西方很多學者和觀察家對中國特別是對“崛起”的中國的論斷卻每每徘徊在“威脅”和“機遇”之間。為什么在他們看來，中國要么是“威脅”，要么是“機遇”（或者是“威脅”加“機遇”）？這些觀察中國的范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告訴我們真正的中國？這本書從這些問題出發(fā)，對當代西方（尤其是美國）有關中國崛起的敘事進行了解構和剖析。
本書認為，這些看似關于中國的西方敘事，其實根本上并不是在解說中國，而是西方構建自我的一種需要和體現(xiàn)。所謂“中國威脅”或“中國機遇”，其言外之意是對于西方的威脅或機遇。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中國都被視為一個“他者”，用于區(qū)別乃至反襯西方對自我的想象和塑造。中國作為“威脅”的敘事背后所體現(xiàn)的是，西方是現(xiàn)存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國作為（經濟或政治）“機遇”的話語背后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優(yōu)越性”，因此它有機會和能力去影響中國的發(fā)展進程，最終會將中國融入世界，使其變得更像“我們”。這些有關中國的話語和敘事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研究中長盛不衰，不是因為它們準確描述了中國的現(xiàn)狀，而是它們更能告訴西方一個西方人所普遍愿意認同的自我。對中國的“客觀”描述其實是西方的一種自傳。
這就是為什么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國在近代以來都被視為“威脅”或“機遇”，從“黃禍”、邪惡的“傅滿洲博士”到“紅色威脅”，從西方傳教士眼中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趨之若鶩的“中國市場”，不一而足。這些“中國”話語使西方能夠把握中國的確定性，知道中國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出，這些確定“知識”的獲得，與近代以來巨變中的中國并沒有太大關系，而是源于西方以現(xiàn)代理性主體自居時追求確定性的欲望。對于現(xiàn)代理性認知主體來說，世界是可知的、存在可循的客觀規(guī)律。然而，當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復雜、捉摸不定的“他者”時，西方這種追求確定性的欲望卻難以得到真正滿足。但是如果承認中國真的不可預測，那么西方也就不成其為現(xiàn)代理性認知主體了。為了維護西方關于現(xiàn)代自我的認同和想象，其渴望確定性的滿足就不得不依賴美國哲學家杜威所說的“情感替代品”，比如信任、恐懼或幻想。通過這些欲望和情感（而非科學理性），我們周圍世界的確定性重新變得可知�？墒窃谒�謂的自我和他者——比如西方和中國——之間，往往缺乏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確定性，而是由恐懼和幻想填補未知的空白：通過恐懼，中國可以被確定為“威脅”，而通過幻想，中國則被定格為“機遇”。這些關于中國的所謂客觀知識，與其說是分別來自國際關系中的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不如說是西方追求確定性的欲望在中國的折射。甚至可以說，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本身也是西方學者追求國際關系中的確定性的體現(xiàn)（比如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曾說：“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敝袊�是什么并不取決于中國自身，而是隨著西方觀察者的心態(tài)好惡而變化。當然，并不是只有西方才是這樣，我們所有人觀察外界事物，都難免以自身已有的知識、閱歷和價值觀為準繩。我們對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我們對身邊已知事物的理解之上，舉一反三，推己及人。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關鍵在于我們很少能夠清醒自覺地認識到這種理解的局限。在西方的中國觀察家中，這種自我反思精神尤其匱乏。這就是為什么當大家都在忙于“觀察中國”的時候，我們應該同時觀察中國觀察者。因為正是他們的主流話語在左右很多人對中國的理解和建構，并進而影響西方對華政策的制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西方（包括美國）的關系并非僅僅是由雙方決策者、雙方的內部體制、文化以及外在的國際格局所決定的。西方關于中國崛起的敘事本身就是中西關系發(fā)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書認為，“中國威脅論”話語的危險在于：通過把中國作為威脅，它所倡導的對華政策就更容易把中國推向一個威脅的對立面，因此它可能是一種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而“中國機遇論”的研究范式則歸根到底是一種虛幻的期望，它的最終幻滅將和西方對中國的恐懼殊途同歸。當前西方對中國的所謂“兩面下注”政策，正是這兩種中國研究范式在西方對華政策實踐上的反映。因此，當中國人在批判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時，同時應該認識到它和“中國機遇論”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中國希望西方能夠對自己加深理解、減少偏見，那么僅僅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西方在對自身的塑造和認同方面保持不變、沒有反思的話，那么其對中國的認識也將很難超越“威脅”和“機遇”的范式。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崛起了，但是中國的崛起沒有突破西方主流話語對其的構建和再現(xiàn)。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在中國發(fā)展與西方尤其是與美國的關系時，其挑戰(zhàn)不僅僅是利益和政策層面上的，更重要的是話語層面上的。通過研究西方關于中國崛起的話語，而不是像很多學者那樣“直接”研究中國對外關系本身，本書希望能夠引起讀者對話語在國際關系中重要作用的重視和思考。
在此書中文版出版之際，我想向曾經鼓勵、幫助和支持過我的所有老師、同事、同學、朋友及家人表示感謝。限于篇幅，很遺憾這里我不能一一提名致謝，但特別需要感謝的首先是本書譯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張旗博士，他不辭辛苦，反復推敲，用準確精練的譯文表達出了本書的英文原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編輯高明秀女士從一開始就對此書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和支持，如果沒有她的推動、策劃和在每個環(huán)節(jié)上的耐心細致的工作，這本書將不會同讀者見面。美國文博大學政治學教授、東亞項目主任于濱老師在百忙之中慷慨為本書作序，他對美國中國學的獨到見地一直令我受益匪淺，他對本書的推介和偏愛也令我備受鼓勵。此外，北京大學袁明教授、王緝思教授、賈慶國教授、李安山教授，南京大學朱鋒教授和現(xiàn)在北大執(zhí)教的當年北大同窗范士明、于鐵軍和王聯(lián)教授，以及我所在澳大利亞迪肯大學的學院負責人和同事Brenda Cherednichenko 、Matthew Clarke、David Walker、Fethi Mansouri、Baogang He等都在原書出版后給予了我極大的鼓勵和幫助，在此一并致謝。我想感謝的還有我在澳洲的家人和在中國的親友。最后，我謹以此書緬懷我的父母。毋庸置疑，沒有他們，就沒有我，當然也就沒有這本書。這是又一種際遇。
潘成鑫
2016年1月于澳大利亞吉朗市迪肯大學
序言　西方“中國敘事”的迷失
于濱
于濱，美國文博大學（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上海美國學會資深研究員。
一　西方看中國：幻覺與錯覺
西方的“中國威脅論”為何久盛不衰，且愈演愈烈？西方對華觀念為何總是在噩夢與幻夢之間搖擺？為何西方對華的幻想與幻覺中除了夢寐以求的市場和揮之不去的黃禍以外鮮有對華的平視、平等和平常心態(tài)？為何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垮臺論”永遠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共存共處？
澳大利亞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潘成鑫教授在其近著《國際政治中的知識、欲望和權力——中國崛起的西方敘事》（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2012年第一版，2015年再版，簡稱《中國敘事》）一書中，對西方這種類似精神分裂型的對華觀念，進行了深刻、系統(tǒng)和獨特的解析。
潘教授的基本論點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對中國崛起的種種表述，與其說是對真正的中國的客觀描述，不如說是基于西方自身社會話語中的所謂“自傳性”（autobiographical nature）。西方集體潛意識，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desire)，它無時無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識和觀念對理性和知識的追求。具體說，就是“欲望助長了獲取知識和生成知識的渴望，而后者又反過來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于欲望的實現(xiàn)”。最終，“知識喪失其貌似的純真，顯露出與權力的紐帶關系”。由于中國在西方認知中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在西方的“中國敘事”中，常常出現(xiàn)中國“威脅” 和中國“機遇” 這兩種南轅北轍觀念(threat & opportunities)的共生狀態(tài)。如果說前者是對崛起的中國的無知而導致的神經性的恐懼而由衷地企盼其消失或崩潰，后者則代表不可求的卻又無法遏制的物質欲求。不論二者之間有何差異，其共性均是以西式棱鏡來折射（而非透視）在西方看來是另類的中國。
《中國敘事》一書對西方的理論和理念不是一味地拒絕或簡單地批判，而是從西人的思維方式、從多個視角和層次加以剝離和考證。雖然此書屬政治學類，卻涉及哲學、歷史、文化、人類學、科學學、經濟學、國際關系學等眾多學科，集經典和前沿著述之大成；且條理清晰，邏輯嚴密，環(huán)環(huán)緊扣。兩年前第一次讀《中國敘事》的英文版時，感覺有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的風格。這里需要補充的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其實是對西方學界中的強勢的學術種族主義(academic racism)悲情式的抗議和無奈的詠嘆調之混合體，對于西方學界的傲慢與偏見，薩義德的手段是徹底毀之而后快。相比之下，《中國敘事》則是以西式“工具”，對其進行CT式掃描或外科手術式的解析；它以西人熟悉的思維結構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讀者引入一個他們自認為理性、科學并占有道德制高點但實際卻是非理性非科學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視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敘事》比《東方主義》更勝一籌。
當今中國的主流媒體仍在述說中國沒有也很可能不會有中國的“亨廷頓”，由此認為中國學者中無法產生論述中國崛起和與之相對應的國際戰(zhàn)略的巨著，至少現(xiàn)在還未出現(xiàn)具有原創(chuàng)力的“大師”�！吨袊鴶⑹隆返某霭骖A示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海內外的中國學者已經對西方國際關系的理論范式（請注意，不是對個別理論而是整個范式或體系）提出質疑和挑戰(zhàn)，他們頭上也許沒有亨廷頓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環(huán)，他們的成果也許一時還不會在西方學界引發(fā)“東方主義”式的轟動效應，由中國人講述的中國敘事乃至世界敘事的歷程肯定會遠遠長于中國崛起的過程，也許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終結；然而堅冰已破，風帆已揚，面對西方理論范式的書山學海，潘成鑫教授已經向頂峰和彼岸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這值得中國同行和主流媒體的認同和支持。
二　西方《中國敘事》的“世界”版
其實，關于中國沒有“亨廷頓”的說法本身，還可以衍生出眾多的話題。一個一直困擾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問題是：二戰(zhàn)后國際關系理論突飛猛進，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但又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關聯(lián)不大，或風馬牛不相及。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學泰斗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點的同年，斯坦福大學政治系知名教授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部《填補鴻溝》(Bridging the Gap)的專著，力圖把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與美國外交的實踐相結合，卻難有回天之力。冷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戰(zhàn)略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歷史終結論”的大旗，現(xiàn)實派也開發(fā)出樂觀的“單極穩(wěn)定論” (unipolar stability)和悲觀的“文明沖突論”，與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論”的延伸“歷史終結論”遙相呼應。與此同時，所謂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異軍突起，擴展迅速。
美國的國際關系學蒸蒸日上，對國際時局的了解、判斷和把握卻屢屢失誤，對外政策中頻頻訴諸武力，以致美國現(xiàn)實派大師基辛格在“9·11”數(shù)月前出版的《美國還需要外交嗎？》一書中認為，美國除了軍事政策以外，已無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國的外交也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并兼有強烈的傳教風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發(fā)令，甚至到了“順我者”不昌（如對待后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和融入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制的中國），“逆我者”(美國不中意的所有非西方政權)必亡的境地�！�9·11”以來，美國對外窮兵黷武，伊斯蘭世界亂象叢生，殺戮無度，難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越戰(zhàn)越強，不僅擁有固定的國土和政權，而且將恐怖和打擊目標擴展至歐洲、北非和中亞多地。不僅如此，西方現(xiàn)實主義者早已畫上句號的“西方內戰(zhàn)”(western civil war)狼煙再起，戰(zhàn)略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克里米亞、敘利亞、土耳其等一系列問題上與西方不惜背水一戰(zhàn)。對于世界唯一尚無戰(zhàn)事的亞太地區(qū)，美國也以軍力制衡崛起的中國，唯恐亞太不亂。
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面對一個怪象：一方面，西方國際關系和國際戰(zhàn)略理論高度發(fā)達，大師級人物（亨廷頓、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約瑟夫·柰、福山等）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國際的亂象與西方熱衷的所謂“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理念卻漸行漸遠，西方“贏得戰(zhàn)爭，輸?shù)艉推健钡挠撵`欲在世界范圍重現(xiàn)，甚至教皇佛朗西斯都宣布世界已經步入第三次大戰(zhàn)(‘a piecemeal’ World War Ⅲ)。
試問，如此輝煌的理論與西方治下的亂世有何連帶關系？眾多的大師級戰(zhàn)略家們對西方理論界與嚴酷的現(xiàn)實之間巨大的反差有何評說？也許這就是西方對崛起的中國的“敘事”的國際版“世界敘事”吧。如果這一推論成立的話，對非西方世界“不確定性”的恐懼，尤其是美國在冷戰(zhàn)結束以后由于缺少外在敵人而導致的認同危機，建構了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原動力。亨廷頓以后，美國現(xiàn)實主義理論范式中又繁衍出所謂“進攻型現(xiàn)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完全摒棄了古典現(xiàn)實主義中審時度勢、慎用武力的內核，將國與國之間的所有交往視為你死我活的慘局。
悲觀的西方現(xiàn)實主義要消滅臆想中的對手，并以武力征服“不確定”的世界；樂觀的西方自由主義則把廣袤的非西方世界視為西式民主政治體制和西方資本勢力的“機遇”，即所謂“華盛頓共識”。其目標和手段都是以西方標準的各種“自由”——如言論自由（尤其是對社交媒體在非西方國家中的無限制的自由）、宗教自由（以此支持車臣爆亂、“疆獨”、“藏獨”等各種極端宗教勢力）、貿易自由（從19世紀向中國輸出鴉片，到21世紀的TPP中更強調西方大公司對違反知識產權的訴訟自由）、移民自由（不等于西方要接受來自非西方地區(qū)的難民）——使非西方世界個體化、碎片化，使之無力應對西方資本的流動和意識的傳播。
西方自由主義與西方現(xiàn)實主義之間的差別其實只是工具性的，二者均無意與現(xiàn)存的世界共存和妥協(xié)。在這一點上，它們與西方政治和國際關系理論的各種流派一樣，都具有宗教原教旨主義強烈的排他性，都是在按照自身邏輯和理念尋求理論與實踐的最高純潔度（或極端性）。19世紀以來，西方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現(xiàn)實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蘇聯(lián)代表的“正統(tǒng)的”西方共產主義、視男性為萬惡之源的女權主義，以及視一切人工痕跡為大逆不道的環(huán)保主義等，盡管它們也許在理論上水火不容，實踐中不共戴天，但都要把一個擁有各種層次和色彩的“混沌”世界和復雜的國際事務劃為黑白分明、善惡對壘的兩極體制，并按照自身的價值觀念改造和征服對方或整個世界。在21世紀的“文明沖突”時代，西方各種主義的極端性，也塑造了同樣排他性、不妥協(xié)、極端恐怖的非西方的對手——“伊斯蘭國”。
在這一點上，西方國際關系大師們似滿腹經綸，在個體上似有條有理，整體上則謬誤千里，且害人害己。如今反體制的勢力席卷西方各國（如美國的特朗普、桑德斯，法國的馬琳·勒龐），右翼如日中天（在奧地利、荷蘭、瑞典、波蘭、匈牙利、烏克蘭，當然還有自認為最西化的日本）。西方的“憤怒”和“迷失”的一代，會將充滿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世界引向何處？人們沒有任何理由感到樂觀。
三　窺見中國版的“中國敘事”和“世界敘事”
如今西方的“世界敘事”已成惡果，而西方仍徘徊在《中國敘事》的噩夢與美夢之間而不能醒悟。為何中國不但可以在紛亂的世界中獨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國不僅堅持了獨立、自主和主權，而且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策層面告別了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極端成分，對各類“舶來品”采取兼容并取、以我為主的更開放、更務實的發(fā)展戰(zhàn)略，同時避免了共和國前30年中全局性的震蕩或失誤。
盡管這一過程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它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體所帶來的，卻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最為持久的安定和繁榮。中國有理由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對現(xiàn)存的問題和挑戰(zhàn)保持清醒頭腦，以更自信、更積極、更務實、更包容的姿態(tài)，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國際化和中國化之間尋找自我并造福世界。
對于國門內外的中國學者來說，目標不僅是要以“原創(chuàng)性的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清晰地解讀中國”，也不必回避以中國的話語和理論解讀世界的使命，即中國的崛起肯定是一勞永逸地終止了西方（包括日本之類的“榮譽白人”）對中國的統(tǒng)治；但崛起的中國并不需要也不會尋求終止西方本身(The rise of China ended the Western domination of China, but China’s rise does not need, and will not seek,to end the West itself)。與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共存共榮不僅是基于中國的利益，更是“和而不同”這樣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自然延伸（迄今為止，中國人仍不理解為何強大的西方不能像他們一樣，在中華文明的鼎盛時期戀眷故土而不進行殖民擴張）。
一個非西方、非基督教、非西式民主制度、非結盟的、世俗的和獨立自主的中國，已經在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制中穩(wěn)步崛起。一個崛起的中國可以與一個包括西方在內的多樣化的國際社會共存，而西方仍然跳不出其理論大師挖掘的“文明沖突”的陷阱。在人類擁有超強毀滅對方和自身的能力的時代，此類“文明沖突”論其實是不文明非文明和反文明勢力之間的沖突(clash of the uncivilized)。
西方的淺薄和悲劇就在于此。對西方“大師”們的頂禮膜拜亦適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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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完成為《中國敘事》寫序，筆者還從未與潘教授晤面。這在資訊和交通極為發(fā)達的21世紀，幾乎是不可原諒的。多年來只限于筆談，但已獲益匪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走出國門，已是常態(tài)。然而海外相當多從事政治和國際關系學的中國學者更多的是在“幫助”西方研究中國，不管是出于興趣，發(fā)揮特長，迫于生計，還是另有所圖。潘成鑫教授是筆者所知極少數(shù)的海外學人中，不僅對西方政治理論和政治文化進行深入和扎實的研究，而且能夠在更高的層次上審視、研判以致超越西方范式。
如果這篇序文能為潘君的下一部力著拋磚引玉，筆者將不勝欣慰。
前　　言
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里，被媒體報道最多的事件，不是全球金融危機，不是經年累月的伊拉克戰(zhàn)爭，甚至也不是“9·11”恐怖襲擊，而是中國的崛起。這是“全球語言監(jiān)測”（Global Language Monitor）2011年發(fā)布的研究成果，這一關于全球媒體報道趨勢的研究考察了75000份紙質和電子媒體資源。如果在國際學術圈有個類似的調查，那么，關于中國崛起的研究也應該位于最受關注的議題之列。冷戰(zhàn)時期曾經有一家美國出版公司十五年內沒有出版一本關于中國的書，看起來這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既然相關的研究已經如此之多了，似乎沒有必要再寫一本類似話題的書了�，F(xiàn)有的評論、書籍和文章肯定已經覆蓋足夠廣泛的研究視角了。
盡管或者說正是由于相關文獻已經汗牛充棟，我深感很有必要加入這一研究大軍。不過，與許多其他研究不同，我的研究旨趣并不在于回答中國是否正在崛起，也不在于回答中國的崛起意味著什么。這并不是因為我認為這些問題不重要或者已經得到了解答，而是因為我認為，評估中國崛起的意義離不開我們如何給中國崛起賦予內涵。這聽起來或許有點同義反復的味道，不過，它提醒人們注意中國觀察者自身——給中國崛起賦予意義的主體。它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我們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和表述上，這正是本書主要關注的問題。
有些人可能這么想。不過，本書的這一研究路徑并不是為了在這個熙熙攘攘的研究領域找到一條狡黠的捷徑并提出嘩眾取寵的觀點，從而逃避腳踏實地地對待種種有關中國的復雜的“真實世界”問題，也不是為了故意激發(fā)爭議或者面對這一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而無病呻吟。在我看來，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撰寫本書都是必要之舉。在理論層面，本書摒棄了流行的事實和表述二分法的預設。與實證主義相反，本書認為，我們不可能繞過認知和表述而直接觸及真正的中國。我們眼中的“中國”不可能擺脫形形色色相關話語和表述的影響。在那些聲稱研究中國崛起的著作看來，中國崛起似乎是一個顯而易見、經驗上可觀察的實實在在的現(xiàn)象，而實際上，這些著作總是與表述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這些研究隨之很可能也成為這些表述的一部分，后來的研究再透過這些表述來審視“中國”。從這個角度說，我聚焦于表述并非權宜之計，而是基于本體論和認識論意義上的必要性。
從實踐層面來看，在社會世界中，表述和話語無處不在，因此適當?shù)貙υ捳Z表述進行研究，并不是逃避現(xiàn)實，而是真正地觸及真實世界。或許除了夢游和無意識的眨眼外，人類行為（更不用說社會行為了）不可能脫離認知和表述而獨立開展。建構主義者說得好，言辭帶有后果。不過，我們可以進一步補充說，所有的社會領域和人際關系都需經由思想和表述來調節(jié)和建構。中國與西方的關系當然也不例外。在事關地區(qū)穩(wěn)定、繁榮乃至世界和平的情況下，解析表述和話語在塑造中西關系中的作用和角色顯得既迫切又具有現(xiàn)實意義。
有鑒于此，本書將論述的重點放在西方對中國崛起的表述上，特別聚焦于兩種有影響力的范式：“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機遇論”。這兩種范式通常被認為是對中國崛起的客觀解讀。盡管看起來針鋒相對，但它們都是西方某種自我想象的折射，體現(xiàn)了西方在一個從來都變動不居的不確定世界中對確定性和身份定位的訴求。這種欲求雖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社會世界中常常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由于找不到定律式的持久確定性，對確定性的渴求就常常最終回歸到兩種欲望：恐懼和幻想。這是因為這兩種欲望能夠為尋求確定性而不得提供某種情感補償。我將在書中提出，上述兩種中國范式分別是這兩種流行的情感補償?shù)脑捳Z載體。如此一來，它們并非客觀的中國知識，而是與西方慣常的自我想象和權力實踐密切相關。通過探析知識、欲望和權力的相互關系，本書旨在解構西方對中國崛起的當代敘事。盡管本研究對所謂“批判性中國觀察”具有某種方法論借鑒意義，不過由于研究范圍、本體論立場和篇幅所限，本書并非意在提出一種替代性的完備方法來更好地理解中國本身。唉，實際上“中國本身”并不存在，它只是我們根深蒂固的欲望和慣常想象的產物。
構想和撰寫這本書是一項漫長且具有挑戰(zhàn)性的工程，不過最終也令人興奮且收獲頗多。一路走來，我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助，他們智識上和行動上的幫助使得這一研究成為可能且充滿樂趣。很遺憾，我在這里不可能提到所有人的名字，因此，如果我無意中有所遺漏，謹致以誠摯的歉意。
盡管這本書與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主題不盡相同，但是，其中的某些思想火花就是那時在堪培拉激發(fā)出來的。因此，我要感謝吉姆·喬治（Jim George）——一位榜樣式的學者、一位啟迪心靈的良師益友，感謝他孜孜不倦的指導、激發(fā)思想的談話和深刻的點評。這本書的問世，要感謝他長期深入的智識幫助和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
我還要感謝西蒙·多爾比（Simon Dalby）、特莎·莫里斯·鈴木（Tessa Morris-Suzuki）、斯蒂芬·羅叟（Stephen Rosow）、伊恩·威爾遜（Ian Wilson）和Yin Qian，他們富有洞見的建設性反饋和評論對于本書的早期研究來說不可或缺。能夠認識羅蘭·布蘭克（Roland Bleiker）、肖恩·布斯林（Shaun Breslin）和李芝蘭，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和何包鋼、杰弗里·斯托克斯（Geoffrey Stokes）及大衛(wèi)·沃克（David Walker）一道密切工作，我也感到非常幸運。他們都是榜樣式的學者、杰出的良師益友和慷慨的同事，他們常常是我尋求意見和指導的首選對象，在此我對他們表達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樣，我非常榮幸在母校北京大學擁有眾多卓越的老師和學者，尤其是袁明、王緝思、賈慶國、梁守德、朱鋒、張小明、許振洲和已逝的劉甦朝等。他們的榜樣力量和鼓勵使我最終選擇了學術道路。在北大我還從一些同事和朋友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趙學文、趙為民、楊康善、張黎明、孫戰(zhàn)龍和孫華等。
在我的學術征程中，遇到了許多人，他們的見識、告誡、談話、鼓勵和慷慨使我感念至深，其中包括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白永輝（Jean-Marc Blanchard）、摩根·布里格（Morgan Brigg）、安東尼·布魯克（Anthony Bke）、普里亞·查科（Priya Chacko）、陳智宏（Gerald Chan）、史蒂芬·陳（Stephen Chan）、張志楷（Gordon Cheung）、馬修·克拉克（Matthew Clarke）、戴維·福格（David Fouquet）、郭寶鋼、約翰·哈特（John Hart）、卡尼什卡·賈亞蘇利亞（Kanishka Jayasuriya）、戴敏·金斯伯里（Damien Kingsbury）、戴維·勞爾（David Lowe）、邁克爾·麥金萊（Michael McKinley）、費提·曼蘇里（Fethi Mansouri）、邁克爾·夏皮羅（Michael Shapiro）、凱瑞·史密斯（Gary Smith）、羅蘭·沃特（Roland Vogt）、羅伯·沃克（Rob Walker）、饒世藻（Souchou Yao）、由冀、于濱、張勇進和崔大偉（David Zweig）。我還要感謝在迪肯大學的眾多同事，他們以各種可貴的方式助益于我的思考，且影響遠不止于這本書。當然，本書如有什么缺點，我自己負全責。
馬拉克·安索（Malak Ansour）、海蒂（Heidi）、邁克爾·哈奇森（Michael Hutchison）、金·黃（Kim Huynh）、戴維·肯尼迪（David Kennedy）、孔濤、卡特里娜·李扣（Katrina Lee-Koo）、陸唯堅（Weijian Lu）、安·馬克內文（Anne McNevin）、杰米·摩西（Jeremy Moses）、倪小龍、本·韋林斯（Ben Wellings）和張廣宇是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時的好朋友。他們也讓我想起北京大學的一些“老”同學、“老”朋友：范士明、賀照田、邵燕君、王聯(lián)、于鐵軍、周有光等。盡管他們中的許多人現(xiàn)在已經分散各地，但是他們的寬厚、幽默感和友誼直到今天也是無法超越的。
有不少機構為本書的完成提供了資助，其中包括我所在大學的人文與教育學部、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前身是國際關系與政治學學院）、公民與全球化中心和阿爾弗雷德·迪肯研究中心，我對它們深表感謝。我曾作為訪問學者分別在墨爾本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待過一段時間，我的研究得益于它們的慷慨好客和優(yōu)越的研究資源。尤其需要指出的，我要感謝墨爾本大學的德里克·麥克杜格爾（Derek McDougall）和香港科技大學的沙伯力（Barry Sautman），感謝他們的支持和與他們頗有收獲的交談。劉明升、李碩和江斌使我在墨爾本的一年時光充滿歡樂，我對此深表感激。
我的出版商愛德華·埃爾加（Edward Elgar）在墨爾本第一次見到我的研究計劃后，就一直對我抱有堅定的信心。編輯亞歷山德拉·康奈爾（Alexandra O’Connell）、詹妮弗·威爾科克斯（Jennifer Wilcox）和克洛伊·米歇爾（Chloe Mitchell）在本書編輯和出版的各個階段都展現(xiàn)出十足的耐心并提供了幫助。安德魯·瓦特（Andrew M. Watts）在編制索引中不可或缺。一位研究計劃的匿名評閱人、兩位手稿的匿名評判者和文字編輯員都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我感謝他們。
我特別要感謝雪梅的愛、理解和犧牲。我同樣要感謝兩個可愛的女兒艾米（Amy）和莉莉（Lily）。她們每天給我?guī)�來的愛和歡樂是我自豪和靈感的無盡源泉。我看著她們成長，和她們一起學習，覺得自己也在變成一個更為完整的人。我還要感謝身在中國的姐姐和哥哥們，他們知道他們在我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尤其需要說明的是，我要把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以作為對他們的紀念。當此自省之際，我的心頭充滿了拂之不去的痛苦失落感和悔恨感。盡管我知道無論做什么也不能報答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但是我希望本書至少可以算作一點表示；不過即便是這么一點表示都來得太晚了。直到最后，他們也許都不十分清楚他們最小的孩子這么多年漂泊他鄉(xiāng)到底在做些什么。然而，他們通過一輩子的言傳身教，告訴了我一個最重要的道理：如何做人。我并不奢望能夠完全領會這個道理，但是我知道，它一直都在那里，我可以時時回味，從中尋求教誨、靈感、慰藉和彌足珍貴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