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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兩字的本義，即“彣彰”，是文彩的意思�！犊脊び洝罚骸扒嗯c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痹S慎《說文解字》中也說：“文，錯畫也；象交文�！倍际墙忉屪魑牟实�，后來引申作“文辭”講，和“文采”兩字一樣�！抖Y樂記》：“廣其節(jié)奏，省其文采�！薄妒琛罚骸拔牟�，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色文采�！倍�司馬遷《報任安書》中亦作“文辭”解：“文采不表於后世�！爆F代所用，都是它們的引申義。

“文采”“文辭”“文章”三者的意義是相近的�！妒酚�?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指溥。”杜甫詩：“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蔽恼率谴�表語言的，所以也可以稱作“文辭”�！墩撜Z》中說“辭達而已矣”，即以辭代“文章”；《左傳》中也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的話，它將“言”和“文”混在一起講，可見文章和語言關系之密切了。我以為三代以前言語和文章一致，語文并不分途，這也是一個證據。

由此看來，文章和天分有關，也和個性有關。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便以為鄉(xiāng)民村女所哼出的歌辭，有的也是“絕妙好辭”，并不是一定要博學通儒才能夠做出來的。他說：“有讀破萬卷不得其閫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者。”照他的話看來，我們不必學做文章而寫出來的一定非常佳妙了。但是這又不盡然。我們不是天才，不能舍棄了規(guī)矩方圓而單重靈感，因此，也不能忽略於作文方式的探討的。

古人常常以為文章之道是非常奧妙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古人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睘槭裁丛谒麄冄酃饫锟磥恚�文章是如此神秘的東西呢？這不外乎兩個原因。

第一，因為他們作文的目的是學古，脫離了現實而專擬古人，便難以逼真，不能逼真，便慨然興嘆，說文章之不易做了。揚雄在他的《解難》中說：

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金。

因為“昔人之辭，乃玉乃金”了，便不得不造《法言》來學《論語》，造《太玄》來學《易經》�！斗ㄑ浴分杏终f：“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也是這個意思。明代是專事擬古的時期。王世貞在他的《藝苑卮言》中提出他的模仿論道：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后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聞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摹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斫輪手。自今而后，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zhàn)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詠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

這種刻意求古之說，明代最為盛行，所以清代侯方域的《壯悔堂文集》評論他們：

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謂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矣。

第二，以為文章是“敷贊圣旨”的工具，因此文章便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東西，而“神而明之”了�！胺筚澥ブ肌敝�說，始於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中說：

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群其本源，莫非經典。

到了唐代，韓愈乃益張其說，以為“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文宜師古圣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缎绿茣�?藝文志》中也說他“擩嚌道真，涵泳圣涯，韓愈倡之”。

宋代歐陽修也有類似此種冠冕堂皇的話。他在《答吳充秀才書》中說：

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后世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

南宋真德秀有《文章正宗》以“窮理致用”為文章的功用。“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鼻宕�方苞倡“古文義法”之說，更強調了這種傳統觀念。他《與申居謙》一書中說：

古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偽。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后世文士之所可比也。

自從韓愈以后，這種觀念直深入於人心。即自以為較方苞眼光廓大的曾國藩，也不免有此成見。這也和帝制時代的環(huán)境很有關系。他說：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所貴乎圣人者，謂其立行與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賴以學圣賢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

自古迄今，一直相傳，認為這種說法是顛撲不破的大道理。因此認為做文章是一件非常艱深、偉大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是和圣賢之道有關系的。

由於上面兩種原因，文章變成為至高無上而神妙莫傳的秘寶。於是字字就有其出典，語語求其神似古人的語氣。文章既然和語言有密切的關系，便應該和它發(fā)生聯系，為什么還要唯古是求？為什么一定要使它成為“贊圣”“載道”“窮理”的工具呢？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中說得好：“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兇、賓、嘉，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唐劉知幾的《史通?言語篇》中有更精辟的意見：

夫三傳之說，即不習於《尚書》；兩漢之制，又多違於《戰(zhàn)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后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時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即遍摹《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zhèn)斡善湎鄟y。

他所論言語文章之關系，甚為明確。從此可知專事學古的不應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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