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曼分析社會權力史是從19世紀的全球帝國開始，并持續(xù)到1945年的全球史，聚焦于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和帝國的相關發(fā)展。
《世紀人文系列叢書·世紀前沿 社會權力的來源（第3卷）：全球諸帝國與革命（1890-1945 套裝上下冊）》討論了西方的“運氣”及其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分歧”，兩次世界大戰(zhàn)歐洲與日本權力的自我摧毀，大蕭條，美國與蘇聯(lián)權力的興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競爭，改良與民主資本主義的崛起。
作者邁克爾·曼是世界著名的社會學家，他窮三十年時光撰寫《社會權力的來源》（四卷本），第一卷、第二卷已在我社出版，多次重印，對相關的學科影響巨大�！渡鐣䴔嗔Φ膩碓础罚ǖ谌恚┯⑽陌嬲Q生于2012年，該書中文簡體版第一次在我國推出。該書觀點新穎，史料豐富，邏輯較為嚴密地分析了19世紀末期直至20世紀中葉社會權力的演變歷程，揭示了權力運行的規(guī)律。相信該書不僅對專業(yè)理論工作者有啟示功效，也會對黨政干部有拓寬視野的作用。書中對中國、美國、蘇聯(lián)、日本的精彩分析一定會引發(fā)讀者的深思。
中文版序言《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三、第四卷將我對有關人類社會權力關系的歷史考察帶向終點。第二卷的時間跨度從1760年到1914年，內容具有很強的歐洲和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那一時期的各種帝國。我因此從第三卷開始關注現(xiàn)代帝國，并且不得不在開頭部分回溯很長一段時間，詳細討論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帝國。然后，第三卷所敘述的故事一直持續(xù)到1940年代末，以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共產主義在中國內戰(zhàn)中的勝利作為結束。為寫作第三、四卷，我閱讀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但遠未達到全面和徹底的程度，因為有關現(xiàn)代時期的相關資料已達到極其豐富的程度。如果我的敘述引用了什么錯誤的史料，或者借鑒了不可靠的歷史學家的觀點，或采納了一個可能具有高度有爭議的觀點，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最有可能出現(xiàn)這些問題的是有關東亞的章節(jié)，因為我無法閱讀中文和日文的文獻。
但我的敘述不僅僅是經(jīng)驗性質的，毋寧說是依據(jù)社會學理論構建起來的，這些理論模型從我調查的大量經(jīng)驗數(shù)據(jù)中提煉而來。我的原創(chuàng)性或許主要來自于理論而不是詳細的歷史分析。與前面兩卷一樣，我的敘述結構主要依賴于四種相互作用的權力來源，其中每一種來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網(wǎng)絡。這四種來源表現(xiàn)為意識形態(tài)權力、經(jīng)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那些能夠行使強制性意識形態(tài)、控制經(jīng)濟生產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國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會權力。很多人認為我的工作是“馬克斯·韋伯式的”，因為韋伯有時也使用一種三重分層模型，即階級、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一標簽有些道理，并且對我而言也是很大的榮譽，但我與韋伯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將軍事權力與政治權力分離開來。我不贊同韋伯的是，包括現(xiàn)代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并沒有壟斷軍事權力。封建國家沒有壟斷軍事權力，許多依賴于其他大國提供保護的現(xiàn)代國家沒有壟斷軍事權力，那些國家的軍事權力也沒有有效地滲透在自己的領土上。更為晚近的例子是當代“軟地緣政治”的發(fā)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軍事權力比其在世界經(jīng)濟和環(huán)境等“軟”問題上行使的權力要少得多。中國從某種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組織化的致命武力(軍事權力)不同于國家的機構和法律(政治權力)。我相信，我是唯一把歷史和社會看作是四種權力來源的產物來加以分析的理論家。
盡管所有四種來源常�；ハ嘟g合在一起，但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發(fā)展邏輯，所以彼此之間最終是一種“正交”(onthogonal)的關系，即它們之間彼此獨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約為另一方。因此，我盡管在第三、四卷始終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性，我對經(jīng)濟決定論的觀點始終持批判的態(tài)度，不論這種觀點是來自馬克思主義還是新古典經(jīng)濟學。同樣，我盡管承認意識形態(tài)在這些時期的重要性，我堅持拒絕唯心主義，這種思維方式在當前社會科學和史學的所謂“文化轉向”中非常普遍。在軍事權力方面，我糾正學術界常常忽視這一方面獨立性的相反趨勢，直到最近20多年，戰(zhàn)爭和武裝力量在社會發(fā)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視。我認為，晚近對于軍事權力不斷增長的興趣一定程度上應歸功于此對我的影響。對于政治權力，我強調民族國家將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斷強化的“牢籠”觀點。我在這兩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種來源所構成的權力網(wǎng)絡在現(xiàn)代時期非常重要，有時甚至處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時也強調，重大社會制度是由這四種權力來源所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這一分析模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人類社會主要權力制度的發(fā)展。
這不是一種能夠對人類社會進行簡潔、普遍解釋的“硬”理論，因為人類社會本身并非簡單明了，毋寧說它們極為凌亂，但我的確希望提出一種通常所謂的“中層”理論。當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這一點，那就必須閱讀這兩卷，你會在其中發(fā)現(xiàn)帝國主義興起的理論、資本主義進一步發(fā)展(包括大蕭條的災難)的理論、福利國家興起的理論、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蘇聯(lián)的理論以及20世紀恐怖戰(zhàn)爭的理論。
在這兩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說的“權力的前鋒”，即關注每一時期權力最大的那些國家和地區(qū)，以及其起源對于后來如何成為強國極為重要的那些國家和地區(qū)。這就是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關注歐洲和美國，而對衰落中的中國只是簡單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則很大的不同，它對亞洲進行了實質性關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隨后導致其崩潰的戰(zhàn)爭，討論了兩個處于衰落中的國家——受盡凌辱的中國和淪為殖民地的印度，這兩個國家后來都成為了強國。就中國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潰和共和國的不完全復興進程，這一進程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進攻所突然中斷。對于日本，我試圖揭示自由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激烈爭論，以及曾經(jīng)倡導過的不同類型的帝國主義主張。我想強調的是，日本發(fā)展成為高度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對于中國，我主要聚焦于民國時期民族主義者、地方軍閥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斗爭。在第三卷的前面章節(jié)，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看作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看作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包括東亞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關革命的討論在第四卷“一種關于革命的理論”一章中將達到高潮。當然，我在第四卷還分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
我很高興我的許多著作能被翻譯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國的演講，并且意識到中國社會科學正在走向繁榮。作為西方人，我滿懷希望地期待中國為全球社會科學做出實質性貢獻，也希望本書可以為這一過程提供綿薄之力。
邁克爾·曼2014年10月21日
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會權力的來源》（四卷）、《不連貫的帝國》、《法西斯主義者》、《民主的陰暗面》。
譯者序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帝國瓜分的全球化：英帝國
第三章 進步時代的美利堅及其帝國（1890-1930）
第四章 亞洲帝國：衰落的龍與崛起的太陽
第五章 半個地球的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
第六章 解釋第一階段的革命：無產階級革命（1917-1923）
第七章 半個地球的危機：解釋大蕭條
第八章 羅斯福新政：美國向左轉
第九章 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中的社會權利發(fā)展
第十章 法西斯主義（1918-1945）
第十一章 蘇聯(lián)社會主義（1918-1945）
第十二章 日本帝國主義（1930-1945）
第十三章 解釋中國革命
第十四章 帝國間最后的戰(zhàn)爭（1939-1945）
第十五章 結論
參考文獻
《世紀人文系列叢書·世紀前沿 社會權力的來源（第3卷）：全球諸帝國與革命（1890-1945）》：
英帝國用了400年的時間擴張到其最大規(guī)模，但僅僅過了40年時間就崩潰了。歐洲的支配是短暫的，海洋帝國難以整合，白人殖民者要求代議制政府，而種族主義卻阻止了同化其他地方的進程。兩次世界大戰(zhàn)是對帝國的最后的一擊。印度在一戰(zhàn)中派出120萬士兵去幫助英國人，在二戰(zhàn)時期派出了200萬。軍事參與產生了與在英國本土相似的政治要求。作為殖民地參戰(zhàn)的回報，戰(zhàn)爭結束之后在印度進行自治政府的改革也得到了英國人默認。一個印度民族主義者顯得很天真的狂喜，認為一戰(zhàn)“已經(jīng)把歷史提前了50年”。埃德溫·蒙塔古勛爵（Sir Edwin Montagu）是英國自由黨駐印度的政務司司長，1917年，他試圖“阻止進一步違背溫和立場”，并承諾建立“責任政府”（B.Porter，2004：232-234）。戰(zhàn)爭結束后，轉業(yè)為教師、律師、工會領袖和公務員的那些有膽量的退伍士兵成為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的先鋒。日本的崛起也在亞洲各民族中激起反帝運動。1917年，威爾遜總統(tǒng)讓他們所有人都興奮起來，因為他宣布美國參戰(zhàn)的目的是確保“每個民族都有權選擇他們愿意生活于其中的主權政府”。同樣是那一年，反殖民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取了政權，這也激勵了全世界其他地區(qū)的激進民族主義者。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敗，喪失了規(guī)模相當小的帝國地位。英國和法國不僅成功了，而且在幅員遼闊的帝國范圍內把鎮(zhèn)壓與策略性適應其地方精英的手法結合起來，馴服了洶涌澎湃的民族主義運動。美國的殖民地統(tǒng)治一直更為容易。日本在戰(zhàn)爭中也是勝利者，它繼續(xù)推行更為直接的帝國統(tǒng)治方式，我在第4章和第12章將討論這部分內容。然而，歐洲帝國各殖民地從戰(zhàn)爭中獲得的利益是最小的，除了白人自治領和愛爾蘭之外。戰(zhàn)后的秩序安排是對殖民地的背叛，因為戰(zhàn)敗者的殖民地轉交給了勝利者。威爾遜不同意把支持民族自決的表述寫進聯(lián)合國憲章，日本沒有得到包括威爾遜在內的任何人對種族平等條款的支持，因為這威脅到美帝國和威爾遜自己的民主黨。列強的合謀讓帝國主義繼續(xù)發(fā)揮作用。
殖民地的大多數(shù)民族主義者都感到被戰(zhàn)后安排所欺騙。但其中并沒有很多人意識到，諸帝國正在造就自己的掘墓人。殖民地人民變得越來越有教養(yǎng)和城市化，他們接受了帝國更多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比如英國的自由主義，法國的世俗共和主義。這些意識形態(tài)與帝國在世界真實的剝削與種族主義之間的反差對照令人震驚，進而有助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帝國的空軍力量被證明是一種廉價而有效的打擊工具，同時又可以讓自己的損失降到最低程度。1920年，英國遭遇阿拉伯庫爾德人叛亂之后，轟炸了伊拉克騷亂的村莊，并且用芥子氣噴射，進行摧毀性打擊，并迫使大多數(shù)村莊的首領簽訂投降協(xié)議。當新聞最終傳出轟炸的原因時，殖民地事務大臣丘吉爾并不在意，并宣布：“我不理解使用毒氣為何如此令人厭惡。我強烈支持使用毒氣來抵制不文明的部落，要不然，他們會迅速擴展為一場恐怖活動�！笨哲娏α勘挥艘暈椤耙环N控制那些不文明人的明顯有效的手段”。從中可以預見到后來出現(xiàn)的轉嫁風險的軍國主義（risk-transfermilitarism），即把風險從自己的武力轉移到敵人的士兵與平民。然而，當轟炸停止時，英國人不得不訴諸間接統(tǒng)治和分而治之，就像在此之前的奧斯曼帝國和近來的美國人一樣。英國人讓從敘利亞流亡的空頭銜國王哈謝米特·費薩爾（Hashemite Faisal）就職，并依賴于他的城市遜尼派（Sunni）支持者和阿拉伯部落酋長（sheikhs）推翻什葉派（Shi'a）、庫爾德人（Kurdish）和遜尼派的農民武裝（Dodge，2003：chap.7）。這就播下了后來種族／宗教對立與沖突的種子，以及薩達姆·侯賽因（SaddamHussein）與美國人之間的敵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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