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后，出于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潤色。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5年。論文完成后，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并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書。當時正值臺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余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7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于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于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5％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50％。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折合約銀2000余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并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xiāng)里額外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