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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鐐銬
　　我一直在閱讀關于金本位制的研究，希望能夠有機會把這段歷史講述一遍。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此書似乎還沒有中譯本。出版社都喜歡跟風，翻譯出版新書，但一些過去出版的書歷久彌新，建議有心的出版家沙里披金，好好挑選。原文寫到：“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規(guī)范的用法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已改正。
　　鄰居家的孩子總是更完美。歷史上的金本位制，看起來就像鄰居家的孩子一樣完美�？纯慈思遥赫�府無法隨便印錢，自然也就不能隨隨便便地干預經濟活動。一切都靠“看不見的手”，行云流水，指揮倜儻，完美無缺。
　　著名經濟史學家艾肯格林說，金本位制其實是一個鐐銬（gold fetter，最早是凱恩斯的話），它束縛住了政府的手腳，政府犯了一系列的錯誤，正是這些錯誤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退出金本位制，才能掙脫鐐銬，重獲自由，實現(xiàn)經濟復蘇�；蛟S，一個更恰當?shù)谋扔魇�，金本位制像是一件濕衣服，你本以為穿著衣服會保暖，但濕衣服讓你更容易著涼。脫去濕衣服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為什么不脫呢？還是因為內心的猶豫和恐慌：你從來沒有當著這么多的人光過膀子。
　　金本位制確實有其輝煌的時候。從1880年到1914年，列國豪強都實行金本位制，而且金本位制運轉良好。但艾肯格林指出，這是由于風云際會，一系列特殊的政治經濟及國際因素的巧合。在金本位制下，外部平衡的經濟目標壓倒了內部平衡的經濟目標。為了維持金本位制，一國往往被迫承受忽冷忽熱的經濟波動。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19世紀的失業(yè)問題并非不嚴重，但沒有人關心。為什么？當時根本就沒有失業(yè)這個概念，人們把失業(yè)者稱作“窮漢”“流浪漢”，還沒有人認識到，他們之所以找不到工作，不是因為個人或懶或笨，而是因為宏觀經濟出現(xiàn)了低谷。即使有人對大批失業(yè)者感到同情，他們也不會想到，政府可以通過貨幣或財政政策熨平經濟波動。當時所謂的民主，基本上是貴族和上流階層的民主，窮人對政治沒有影響力，而金本位制下，匯率穩(wěn)定、資本自由流動，當然是符合大資本家的利益的。
　　與此同時，不得不贊美的是，在19世紀末期，國際經濟政策協(xié)調相當成功。一方面，各國之間配合默契。當市場處于相對平穩(wěn)時期的時候，各國央行唯英格蘭銀行馬首是瞻。比如，如果英格蘭銀行降息，大家都跟著降息。英格蘭銀行的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個“對表”的標準時間。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國際金本位制并非完全由英國主導，而是相當?shù)亩嘣�化。當市場出現(xiàn)危機的時候，英國不是最終貸款人，它反而會向法國、德國尋求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場之間亦是心心相印。沒有和政府搗亂的投機資本。市場預期政府一定會捍衛(wèi)金本位制，所以會提前守住陣地。國際資本流動和政府的政策意圖相輔相成，珠聯(lián)璧合。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政治經濟格局都出現(xiàn)了巨變。民主的力量抬頭了。一戰(zhàn)期間，各國政府為了安撫工人，就已經改弦更張，支持工人建立工會。工人參加的政黨勢力大漲。對國內經濟穩(wěn)定的關注成為政治熱門話題。與此同時，國際形勢和一戰(zhàn)之前大相徑庭。無休止的關于戰(zhàn)爭賠款的爭執(zhí)，為所有的國際經濟協(xié)調都蒙上了一層陰影。而且，各國的政策主張也各執(zhí)一詞。法國經歷了長期的高通貨，仍然心有余悸。法國認為，大蕭條的原因是各國沒有信守金本位制，濫發(fā)貨幣；英國則始終感受到高利率之苦，英國認為，大蕭條的原因是金本位制的束縛，央行沒有及時地增發(fā)貨幣救市。胡佛總統(tǒng)的觀點接近于法國，而羅斯�？偨y(tǒng)的觀點則偏向英國。如果醫(yī)生們連診斷結果都不一樣，該怎么開藥方呢？一戰(zhàn)之后，各國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實現(xiàn)國際經濟政策的協(xié)調，但一次又一次地以失敗告終：1920年布魯塞爾會議、1922年日內瓦會議、1933年倫敦經濟會議。
　　1928年，美聯(lián)儲提高了利率。這本是一個溫和的政策調整，但卻激起了一圈一圈更大的波浪。一戰(zhàn)之后，美國成了最大的順差國，其他國家都仰仗美國的資金支持。英國需要美國的資金支持重返金本位制。滿目瘡痍的法國和德國需要美國的資金戰(zhàn)后重建。東歐國家需要美國的資金支持抑制惡性通貨膨脹。拉美國家需要美國的資金支持渡過初級產品價格下跌之后的難關。突然，美國的資金斷流了，其他國家只好收縮貨幣和財政，這使得它們的經濟形勢更加惡劣。各國相繼退出金本位制。銀行危機此起彼伏。世界經濟陷入長久的衰退。
　　能不能不退出金本位制呢？當然可以，但這就需要各國齊心協(xié)力。如果一國單獨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將遇到最糟糕的結果：資本會外流，央行被迫提高利率，保衛(wèi)金本位制。但大家同時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就會避免這一結局。遺憾的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國際經濟政策根本無法達到協(xié)調，于是，大家都陷入了“囚徒困境”。
　　當各國退出金本位制之后，紛紛舒了一口氣。退出金本位制意味著本幣貶值，而貶值促進了經濟增長。但這不是著名的“以鄰為壑”的“貨幣戰(zhàn)”嗎？其實并非如此。設想，如果所有的國家都同時退出金本位制，而且退出之后都采取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則需求會增加，而且增加的需求是國內需求，貨幣擴張之后，即使名義匯率貶值，但實際匯率變化不大，不會對出口有太大的影響。從實際情況來看，退出金本位制之后，沒有緊跟著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出口迅猛增加，但增長和就業(yè)的復蘇很慢。退出金本位制之后緊跟著采取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國家，如英國和美國，則增長和就業(yè)的復蘇更快，出口增長并不強勁。
　　那為什么30年代會有“貨幣戰(zhàn)”的惡名呢？這是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反應。當有些國家退出金本位制，貨幣貶值之后，那些沒有退出金本位制的國家，會被迫地提高關稅、收緊配額，保護自己。“貨幣戰(zhàn)”其實說的是“貿易戰(zhàn)”。
　　不同的國家之所以會采取不同的反應，又跟其國內政治密不可分。有些國家在一戰(zhàn)之后采取的是比例選舉（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制度，試圖讓每一個利益集團都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不管利益集團有多小，他們也能組建自己的政黨，慷慨激昂地發(fā)表自己的聲音�！按荷巾蓓蔌Q春禽，此間不可無我音。”而有的國家采取的是多數(shù)選舉（majority representation）制度，在一個選區(qū)，最后能夠脫穎而出的只有一個票數(shù)最多的政黨。乍看起來，這種民主制度是把民眾表達自己意見的渠道中途斷流——確實也是如此——但和比例選舉制度相比，這一制度更有利于政府做出統(tǒng)一的決策，尤其是事關征稅的決策。
　　德國、奧地利、法國等國家實行的是比例選舉制度，大大小小的政黨爭執(zhí)不下，誰也不肯讓步，政府無法通過增加稅收的方式減少由于戰(zhàn)爭帶來的財政赤字，于是只能偷偷地讓央行開動印刷機印錢，結果是出現(xiàn)了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貨膨脹�！耙怀�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碑攼盒酝ㄘ浥蛎洺霈F(xiàn)之后，這些國家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變得對通貨膨脹極度恐懼。事實上，當1929年金融危機爆發(fā)的時候，各國受到的是通貨緊縮的困擾，但央行還在害怕貨幣擴張會帶來通貨膨脹。相比之下，英國和美國一是由于政治格局的變化相對不大，多數(shù)選舉制度運轉平穩(wěn)，二是因為并非一戰(zhàn)戰(zhàn)場，戰(zhàn)爭帶來的物質損失相對較少，所以沒有出現(xiàn)嚴重的通貨膨脹。英國和美國政府也擔心通貨膨脹，只是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神經質，所以才能更務實地調整本國的宏觀經濟政策。
　　金本位制就是金融童話中那個永遠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公主，那個會給每一個好孩子（指的是我們自己）帶來禮物的圣誕老人。其實，它影射的是我們對這個平庸現(xiàn)實的不滿。最終，有一天，我們會發(fā)現(xiàn)，事實的真相卻是：這個真的沒有。
　　寫給無比焦慮的父母們
　　這篇文章也不應該出現(xiàn)在本書中。在微信上讀到一位朋友看到孩子馬上要上學，心里非常焦慮，引起了我的共鳴，所以寫了此文。我承認，不能學太上之忘情，我就是一個無比焦慮的父親。
　　我們這一代做父母的，個個都無比焦慮。夏天到了，更容易著急上火。孩子該上幼兒園的，找不到幼兒園�！坝咨�小”“小升初”的規(guī)則變來變去，越變越怪異�！爸锌肌敝�后，孩子就進入了上學期間最黑暗的一段時光，他們開始準備高考，家長也要陪著提心吊膽。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中國的大學又怎么樣呢？北大、清華、復旦，這算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了吧。碰巧我都去過，要問這些學校究竟怎么樣？嘿嘿，這么說吧，他們的樓都蓋得很壯。
　　我這篇文章不是要批判中國的教育制度。我是要寫給和我一樣的父母們。為什么我們會這么焦慮呢？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相信了很多流行的謬誤，自己把自己搞得太緊張、太累。
　　流行的觀點認為，好孩子是教育出來的。意思是說，如果你的孩子不如別人家的孩子，那肯定是你們當父母的過錯，誰讓你們不重視教育，不懂得正確的教育方法呢。從另一個角度去領會，這種觀點還意味著，只要你用心去教，你的孩子一定能成為你想讓他或她成為的那個樣子。你想讓孩子上哈佛？趕緊買本《哈佛女孩》，你想讓你的孩子成科學家？趕緊把他們送到奧數(shù)班�？欤�快，要不就來不及了，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
　　一個人的成長是由什么決定的？簡單地講，一是先天的遺傳，二是后天的環(huán)境，缺一不可。但是，流行的觀點似乎認為，后天的環(huán)境是唯一重要的。教育的意義因此被無限夸大。這一觀點的隱含假設是，孩子出生之后，就是一張“白板”，一張白紙，“好畫最美的圖畫”。著名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在《白板》（The Blank Slate）一書中談到，因為生物學，尤其是進化論曾經被像希特勒這樣的一幫狂人們?yōu)E用，如今，談論基因的作用成了一個禁忌，似乎這樣就是要鼓吹“命定論”或“種族主義”。認為后天的環(huán)境因素是唯一重要的，這明明是一種極端的觀點，但卻被當做中庸的主流，認為先天的遺傳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明明是一種中庸的觀點，卻被當做極端的異見。
　　可是，你自己是知道的。難道你沒有在一旁看著孩子玩耍，心中不禁驚嘆：他或她多么地像我啊，一顰一笑，舉手投足，仿佛都能讓你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孩子受了委屈，或是傻傻地不知所措，你的心中一陣憐惜，因為你知道，如果換成是年少的你，你會和他或她一模一樣�；�因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于生物學家道金斯曾經寫過一本極有爭議的書《自私的基因》。道金斯寫了那么多的書，甚至專門寫過一本跟上帝較勁的書，但到頭來還是這一本影響最大，但誤解也最多。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他要鼓吹“性惡論”，不，他不是說人生來是自私的，他是想告訴我們，我們的很多行為并非出于自已的意愿，而是在服從基因的指令�；�因是主人，我們是仆人。
　　心理學家在過去數(shù)十年的大量研究表明，人與人智力或性格上的差異，至少有一半左右，是由基因決定的。如果一對雙胞胎，剛出生就被分開，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長大，他們的性格還會非常相似。即使是同在一個屋檐下，親生孩子和養(yǎng)子之間的差異，幾乎和大街上隨便抓到的兩個人之間的差異一樣大。
　　不過，不是還有50%的環(huán)境因素嗎？至少有一半的機會，我們能夠把握孩子的命運。流行的教育理論告訴我們，有大量的“科學研究”表明，好家長造就好孩子。且慢，第一，這些研究確是發(fā)現(xiàn)了家長行為和孩子表現(xiàn)之間的相關性，但相關性不等于因果性，我們怎么能夠證明這背后的確有因果關系呢？即便是有因果性，會不會反而是好孩子造就好家長呢？嘴甜的孩子自然得到父母的更多疼愛，不聽話的孩子自然會讓家長更煩躁著急。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長的反應各異。誰是因，誰是果？第二，這些研究其實僅僅證明了，家長的行為和孩子在家里的表現(xiàn)之間的相關性，家長真的知道孩子在外邊究竟怎么樣嗎？難道這樣的例子還少：家里的小霸王，到了學校里反而是個受氣包，家里的悶葫蘆，到了同學那里卻神采飛揚？
　　環(huán)境確實很重要，可惜最重要的不是家庭環(huán)境。一位特立獨行的心理學家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寫過一本書《養(yǎng)成假說》（The Nurture Assumption）。她在這本書中指出，在決定孩子性格的外部環(huán)境中，同齡人的社會環(huán)境比父母提供的家庭環(huán)境重要得多。孩子們知道，聽家長的話是沒有用的，他們早晚要出來混，混得好不好，不在于家長滿意不滿意，而在于同齡人接受不接受。一到自己的世界中，孩子們就會自動地找到自己的角色：有人是領導者，有人是追隨者，有人是社交明星，有人是宅男宅女。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孩子們仿佛是預裝了兩套操作系統(tǒng)，他們會自動地在兩套操作系統(tǒng)之間切換。家長管得嚴，在家自然聽父母的話，但一到了學校，那言行舉止就得遵守孩子間的社會規(guī)范了。那是孩子們自己的世界：作為家長，你再上心，再有能耐，也鉆不進去，幫不了孩子。你所能夠做到的，無非是為孩子創(chuàng)造一個適宜的環(huán)境，讓他或她能夠找到和自己差不多的孩子，不會感到緊張，不會受到歧視。“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什么是適宜的環(huán)境，只有孩子自己知道。在一個人人都是“牛孩兒”的環(huán)境里，你的孩子如果不夠聰明上進，他會處處遭白眼。在一個全部都是鄉(xiāng)下孩子的環(huán)境里，如果只有你的孩子是城里來的，他同樣會被人嘲笑。
　　哈里斯談到，如果把如今流行的育兒理論放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就能看出它們有多么荒誕。在傳統(tǒng)社會中，家長對孩子的最大職責是把他們養(yǎng)大，吃飽穿暖，但怎么教育他們，那不是父母的責任。非洲部落有一句諺語：“培養(yǎng)孩子需要一個村莊。”孩子們和孩子們玩耍，孩子們到別人家串門，這些社交的經驗，對他們的成長才是最重要的。賈杰德·戴蒙德在他的新書《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也談到，現(xiàn)代社會在哪些地方需要向傳統(tǒng)社會學習。如果說在公共衛(wèi)生、防范傳染病等方面現(xiàn)代社會要更加先進，那么在教育孩子方面，現(xiàn)代社會可能比傳統(tǒng)社會還要更加蒙昧。
　　于是，我們就成了最焦慮的父母。教育孩子本來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情，如今則變成了一種沉重的負擔。父母幾乎要把除了工作之外的所有時間都花在孩子身上，付出了無數(shù)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結果，卻看不到一點成就。美國記者塞尼爾（Jennifer Senior）在一本新書中感嘆，教育孩子成了一件“有樂無趣”（All joy and no fun）的差事。
　　那我們該怎么辦？難道我們應該對孩子撒手不管嗎？當然不是。孩子是你家庭中的一員，他們理當?shù)玫侥愕膼�。但是，你愛你的丈夫或妻子的時候，你愛你的父母的時候，可曾想過要“教育”他們、“改造”他們？如果不能“教育”他們、“改造”他們，難道你就會不再愛他們？內心深處，你難道真的想按照自己的一廂情愿，而非孩子的本來性情，來“改造”自己的孩子？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都去支持“基因工程”，以后就像訂午餐一樣，預訂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孩子”，豈非最好？
　　孩子是上寄宿學校還是走讀學校，母親是專門在家?guī)Ш⒆舆�是出去工作，孩子是一歲的時候學會說話還是一歲十個月學會說話，到上小學之前會背乘法口訣表還是不會背乘法口訣表，孩子考試考了一回第一，或是考試考了一次不及格，這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焦慮的父母只能讓孩子感到更加緊張。孩子的成長需要時間，你的生活也需要時間。
　　試試看，能不能把你一顆焦慮的心輕輕地放下，去體會那種只用眼光欣賞，不去動手改造，只提供鼓勵和支持，不強加壓迫和重負的父母之愛。你沒有必要費心跟別人證明自己是一個好的父母，沒有人比你更知道，你是愛他們的。血脈中綿綿不斷靜靜流淌的就是你對他們的愛，即使別人看不到，即使孩子沒感覺。孩子是在父母家里暫住的客人，總有一天，他們就會離開我們。趁著他們還在，讓我們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你會在睡前給小寶貝講一個童話故事，那只是因為你想要體會這種互相依偎的美妙時光，跟他或她的大腦發(fā)育，一點關系都沒有。
　　凱恩斯在1919
　　2014年我埋首故紙堆中，試圖去理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這段動蕩時期的歷史。2014年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一百周年，關于一戰(zhàn)的新書出了不少。正如我在此文中所說的，像凱恩斯這樣的學者并不是歷史的主角，他們都是“旁觀者”。
　　1919年1月，凱恩斯跟隨英國代表團來到巴黎，參加和平會談。一到巴黎，凱恩斯就忙上了。每天，他匆匆鉆進汽車，從一個會場趕往另一個會場，晚上回來，還得加班加點準備材料、寫報告、“搓”會議文本。
　　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歷史的軸心。凱恩斯躬逢盛會，他不甘心只做一個旁觀者：他希望能夠改變歷史。然而，身處1919年的巴黎，容易讓人產出一種幻覺，覺得自己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其實，不要說是整出戲，就是在德國戰(zhàn)后賠款這一幕中，凱恩斯也不過是個跑龍?zhí)椎摹?br /> 　　英國財政部并非唯一參與戰(zhàn)后賠款談判的部門。各種游說集團聚集在白廳門外，要求德國必須償還戰(zhàn)爭的全部損失。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紐芬蘭和印度，和英國一起參加了戰(zhàn)爭。有意思的是，自治領比英國更加憎惡德國。要求一定要嚴懲德國的代表人物就是澳大利亞總理休斯（William Morris Hughes）。勞合·喬治反復權衡之后，決定讓休斯、英格蘭銀行前任行長坎利夫（Cunliffe）和一位律師薩姆納勛爵（Lord Sumner）代表英國參加巴黎和談中的談判委員會。英國財政部，以及凱恩斯，被晾在了一邊。
　　政治家關心的是計算政治上的錙銖得失，外交官們爭論的是禮節(jié)上的繁瑣細節(jié)，經濟學家的優(yōu)勢就是能跳出政治束縛和繁文縟節(jié)，著眼于全局和未來設計政策方案。凱恩斯敏銳地意識到，德國賠款問題其實是和盟國相互間的債務緊密聯(lián)系的。英國和法國之所以緊盯著德國的賠款，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必須償還欠美國的錢。如果美國能夠將英國和法國的債務減免，那么德國的賠款問題就迎刃而解。
　　凱恩斯從1918年11月就開始思考這一問題。1919年3月28日，他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如果在一戰(zhàn)期間發(fā)生的所有債務，以及戰(zhàn)爭賠款，都必須一分錢不少地嚴格支付，將毒化，甚至毀滅資本主義體系。
　　當然，把所有的戰(zhàn)爭債務都一筆勾銷是不可能的。凱恩斯的建議是，協(xié)約國可以讓德國發(fā)行戰(zhàn)爭賠款債券。凱恩斯建議，讓德國和其他的戰(zhàn)敗國發(fā)行總額為13.45億英鎊的債券，頭五年不付利息，但要確保債券的安全性。德國和其他同盟國應共同為所發(fā)行的債券提供擔保，協(xié)約國也提供部分擔保。所有發(fā)行的債券中，10億英鎊用于償還戰(zhàn)爭賠款，其余則留做戰(zhàn)敗國的戰(zhàn)后重建。這一債券應被視為貸款的最優(yōu)評級的抵押品。
　　凱恩斯試圖一石多鳥。德國和其他戰(zhàn)敗國會被巨額的戰(zhàn)爭賠款壓得喘不過來氣，如果通過發(fā)行債券償還賠款，能夠讓它們稍微松一口氣，而且能得到資金養(yǎng)活自己的人民。歐洲各國在戰(zhàn)后資金奇缺，連買進口品的錢都沒有，更談不上支持出口部門發(fā)展的資金。有了戰(zhàn)爭債券做為貸款的抵押品，歐洲的銀行信貸很快就能恢復，經濟亦會迅速復蘇。美國需要找到一個巨大的出口市場，如果歐洲能夠盡快恢復元氣，對美國的出口也是一個長期利好消息。
　　這一方案到底能否成功，要看美國的態(tài)度。勞合·喬治把凱恩斯的方案轉交給美國人。美國的回復很快就回來了。托馬斯·拉蒙特，J. P. 摩根的合伙人，美國代表團里的金融專家，對凱恩斯的方案不屑一顧，他說這一方案“從概念上講是站不住腳的，從實際操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行的”。威爾遜總統(tǒng)給財政部長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的信里，說出了他真正的擔心：“我意識到這些嘗試是為了把我們跟一個搖搖欲墜的歐洲捆在一起�，F(xiàn)在就指望你來幫我挫敗他們的計劃了。”其實，根本不需要總統(tǒng)先生的提醒。美國財政部根本就沒有打算和歐洲合作。歐洲的問題是他們自己的，美國越是幫他們，他們就越依賴美國。干嘛要幫歐洲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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