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鎮(zhèn)江焦山摩崖碑刻《瘞鶴銘》被譽為“大字之祖”, 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本書集合了《瘞鶴銘》研究專家、學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和發(fā)現(xiàn), 是一部很有學術性、欣賞性的論文集。
《瘞鶴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是古代高士為悼亡羽化的仙鶴而作的一篇銘文,原刻于焦山西麓臨江崖壁之上。后崖石崩塌,墮于江中,遂致殘損。至北宋初,因冬季水枯石出,始為人知,歷經好事者尋訪捶拓,聲譽日隆,遂為書法史上的赫赫巨跡。對崩落江底千年而今尚存殘石五塊的《瘞鶴銘》殘碑的時代、作者、銘文和思想藝術的研究、探討從未停歇,并衍生出諸多的學術課題和研究學派。
2007年,為廣泛吸納和分享國內外學術界對《瘞鶴銘》研究的新觀點、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成果,中共鎮(zhèn)江市委宣傳部與江蘇省書法家協(xié)會聯(lián)合在古城鎮(zhèn)江舉辦了“2007·瘞鶴銘國際學術研討會”暨“2007·中國鎮(zhèn)江瘞鶴銘全國書法名家邀請展”。來自國內外的30多位著名學者出席研討會并提交了30余篇學術論文,從書法藝術、歷史考據(jù)、文本鉤沉等各個方面全面系統(tǒng)地探究和論述了《瘞鶴銘》的時代、作者、思想藝術性、書法美學等;也為2008年進行的《瘞鶴銘》殘石的水下考古打撈工程作了充分、深入的理論探索和準備。
有著近千年歷史的焦山碑林,藏有南朝以來的碑刻500余方,堪稱“江南第一大碑林”。其中,被譽為“大字之祖”的《瘞鶴銘》,更是吸引歷代文人雅士前來探訪摹拓,寄情抒懷。宋代以來的米芾、陸游、吳琚等著名書畫家、文學家,都因為《瘞鶴銘》的迷人魅力而在此留下膾炙人口的辭章和美不勝收的書法藝術珍品。
《瘞鶴銘》是古代高士為悼亡羽化的仙鶴而作的一篇銘文,原刻于焦山西麓臨江崖壁之上。后崖石崩塌,墮于江中,遂致殘損。至北宋初,因冬季水枯石出,始為人知,歷經好事者尋訪捶拓,聲譽日隆,遂為書法史上的赫赫巨跡。對崩落江底千年而今尚存殘石五塊的《瘞鶴銘》殘碑的時代、作者、銘文和思想藝術的研究、探討從未停歇,并衍生出諸多的學術課題和研究學派。
2007年,為廣泛吸納和分享國內外學術界對《瘞鶴銘》研究的新觀點、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成果,中共鎮(zhèn)江市委宣傳部與江蘇省書法家協(xié)會聯(lián)合在古城鎮(zhèn)江舉辦了“2007·瘞鶴銘國際學術研討會”暨“2007·中國鎮(zhèn)江瘞鶴銘全國書法名家邀請展”。來自國內外的30多位著名學者出席研討會并提交了30余篇學術論文,從書法藝術、歷史考據(jù)、文本鉤沉等各個方面全面系統(tǒng)地探究和論述了《瘞鶴銘》的時代、作者、思想藝術性、書法美學等;也為2008年進行的《瘞鶴銘》殘石的水下考古打撈工程作了充分、深入的理論探索和準備。
《瘞鶴銘》之謎
黃庭堅與《瘞鶴銘》
北涼沮渠氏與佛教寫經——兼談南北朝書風的差異
中古書法史論詞語考釋
六朝書法品評產生的文化背景
《瘞鶴銘》文本、刻本之我見
《瘞鶴銘》教學質疑與辨析
閑淡《瘞鶴銘》水前拓本
王羲之與《瘞鶴銘》——《瘞鶴銘》作者歸屬的重新審視
《瘞鶴銘》校補
魯迅先生與大字之祖《瘞鶴銘》
六朝時期思想義化對書法藝術的影響
六朝書法文化研究之拓展綜述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王僧虔《書賦》中的直覺性
《瘞鶴銘》書人考證
《瘞鶴銘》問題的散思
清人與《瘞鶴銘》
《瘞鶴銘》考證存議三題
《瘞鶴銘》時代、作者膚談
《瘞鶴銘》與中國古代鶴文物及鶴文化
《瘞鶴銘》之謎初探
南北朝碑志的書人及其書寫心態(tài)辨析
——兼及《瘞鶴銘》署名“陶弘景”問題的探討
仙風道骨《瘞鶴銘》
黃庭堅與《瘞鶴銘》
歷代文人墨客與《瘞鶴銘》
《瘞鶴銘》的文本與語境再議
淺說《瘞鶴銘》的歷史文化意義
《瘞鶴銘》與游戲文章
《瘞鶴銘》的象外之意與東晉南朝的道家文化氛圍
“中國南北二銘”論
《瘞鶴銘》時代考辨
(3)疑王瓚。如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冬日陪群公泛舟詩》云:“在潤州《瘞鶴銘》傍,其字畫正同,蓋一人所書也!敝祆洹痘掴窒壬煳墓募肪砹摹稌ご痨栔僦痢吩疲骸敖股健动廁Q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法既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略相似,必是一手!秉S伯思《東觀余論》卷上《記與劉無言論書》云:“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淮松接刑仆醐懸辉娍,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日: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睆埌罨赌f漫錄》卷六云:“余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于《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鶴銘》極相類,意其是瓚所書也。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為然。”以上四家意見,還不能肯定《瘞鶴銘》是王瓚所書,因為:王瓚詩刻署名為“謫丹陽功曹掾王瓚”,而《瘞鶴銘》署“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如皆出于王瓚手筆,為什么一署官職姓名,而另一署別號,對姓名諱莫如深呢?又據(jù)《舊唐書·地理志三》、《新唐書·地理志五》,天寶元年曲阿縣改名丹陽縣。從王瓚官銜看出刻詩是天寶元年后的事,至于后到哪一年,有待考證。董迪云“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后”,大誤。黃伯思認為王瓚學《瘞鶴銘》,可取。
綜合以上,《瘞鶴銘》的產生,應在受李觀、韓愈瘞硯撰銘之影響而出現(xiàn)了皮日休瘞鶴撰銘之后,應在顏真卿新體書法風行之后,應在古文運動取得勝利之后。具體時間為唐乾符元年或五代吳國大和六年。撰者、書者、立石者是幾個普通的修道之人,沒有留下真實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