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至1949年的澳門史屬于尚待深入開拓與研究的現代澳門歷史時段，《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八卷：革命、戰(zhàn)爭與澳門》在參考并引用大量歷史檔案文獻的基礎上重點對澳門在期間所經歷的特殊歷史進程，期間澳門歷史細節(jié)與中華民族命運同構共振的關系，以及與那段革命、戰(zhàn)爭兩大主題相互交織的世界歷史之密切關系進行了嚴謹細致的研究，客觀真實地敘述了這段澳門歷史上令人難忘的曲折歲月。
20世紀以來的近百年澳門史研究更是成果稀疏。因此，加強現、當代澳門史研究已經成為澳門歷史學界的基本共識之一。而《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八卷：革命、戰(zhàn)爭與澳門》講述的1911年至1949年38年澳門史就是屬于尚待深入開拓與耕耘的現代澳門歷史時段。澳門或許并無民國時期的劃分，因為中華民國時期的澳門由葡萄牙管治，而葡萄牙本土雖然在1910年結束了布拉甘薩（Braganea）王朝統(tǒng)治，建立共和體制，卻并沒有改變澳門作為其殖民地的政治地位，也沒有放棄管治澳門的殖民總督制度，相反，葡萄牙還一度強化對澳門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所以，就澳門內部管治來說，澳門并無所謂的“民國時期”。盡管如此，澳門自開埠以來的歷史是連續(xù)的，同時，也始終無法割斷澳門與中國歷史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此，縱然未必一定要將1912年至1949年的澳門史稱作“民國時期的澳門”，卻不能無視澳門在其間所經歷的特殊歷史進程，以及期間澳門歷史細節(jié)與中華民族命運的同構共振關系，還有與那段革命、戰(zhàn)爭兩大主題相互交織的世界歷史之密切聯(lián)系。正因此，《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八卷：革命、戰(zhàn)爭與澳門》以“革命與戰(zhàn)爭影響下的澳門”來敘述、概括那段澳門歷史上令人難忘的曲折歲月。
緒論
第一章 “自治”實驗及其轉折：殖民管治的變遷
第一節(jié) 自治規(guī)章的制定與完善
一、1917年《澳門省組織章程》與1926年的調整
二、1933年“新體制”與強化澳門管治
三、澳葡政府的架構及其演變
第二節(jié) 華人社會的管治
一、澳葡政府沿用晚清形成的華人社會管治措施
二、華人社會的自治：從鏡湖醫(yī)院到中華總商會
三、澳門華人命運同祖國緊密相連
第二章 國民革命與澳門
第一節(jié) 孫中山及革命黨人在澳門的活動
一、同盟會創(chuàng)立和港粵澳主盟人
二、同盟會香港分會與馮自由、李自重
三、樂群書室：同盟會在澳門的首個革命機關
第二節(jié) 從澳門到光復石岐、進軍廣州西關
一、澳門和起義者的角色
二、石岐的官軍、團練和土匪
三、從小欖、前山到石岐兵變
四、起義后的香山縣政、防衛(wèi)和進軍廣州西關
第三節(jié) “五二九”工運與省港大罷工
一、沖突的導火線
二、省港罷工潮中的澳門
第三章 界址爭執(zhí)與中葡交涉
第一節(jié) 中葡新政權澳門勘界交涉
一、清代談判的接續(xù)
二、葡人侵略行徑
三、激起民憤
第二節(jié) 《中葡友好通商條約的簽訂》
一、《中葡友好通商條約》
二、中葡新約后的交涉
第四章 “中立”時期的救亡賑難運動
第一節(jié) 日本侵華與澳葡“中立”
一、澳葡“中立”政策的確立及其執(zhí)行
二、澳葡政府對救亡賑難活動的態(tài)度
第二節(jié) 結社蜂起與救亡運動
一、結社蜂起
二、救亡運動
第三節(jié) 難民涌人與賑難救濟
一、難民涌入
二、籌募活動
三、難民救助
第五章 國、共在澳門的活動及其影響
第一節(jié) 國民黨在澳門的活動與發(fā)展
一、同盟分會及中華革命黨在澳門的活動
二、澳門國民黨組織的初創(chuàng)
三、抗戰(zhàn)時期澳門國民黨組織的發(fā)展
四、澳門國民黨組織的公開及其影響
第二節(jié) 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隱蔽活動
一、中國共產黨早期在澳門的組織及活動
二、抗戰(zhàn)時期中共在澳門的救亡工作
三、國共爭奪全國政權時期的澳門中共組織
結語 風云變幻中尷尬圖存
一、政府管治：“自治”與集權
二、經濟民生：賑難與“繁榮”
三、文化教育：發(fā)展與奠基
四、對外關系：平衡與自保
參考文獻
索引
后記
《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八卷：革命、戰(zhàn)爭與澳門》：
第二節(jié) 周邊戰(zhàn)事與澳門的被動應對
一、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之“中立”政策
日本從19世紀中期明治維新后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并逐步形成軍國主義，頻頻發(fā)動對朝鮮、中國及東南亞地區(qū)的侵略戰(zhàn)爭。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逐漸惡化，日本國內矛盾也日益尖銳。為了轉移民眾視線，日本大肆鼓吹“大東亞共榮圈”，伺機占領整個東亞地區(qū)，當然也包括中國在內。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國內混亂的局面為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隨之吞并東三省。中國國內抗戰(zhàn)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面對中日之間一觸即發(fā)的戰(zhàn)爭形勢，葡萄牙外長費爾南多·阿烏古斯托·布朗克（Fernando Augusto BranCo）根據海牙第13號公約的規(guī)定于1932年3月5日在日內瓦國聯(lián)總部正式發(fā)表對中日沖突事件持中立立場的聲明，宣稱葡萄牙是中日世代的朋友，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取得了中立國的法律地位。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地，亦在國際法層面取得不受占領的法律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中國政府隨即對日宣戰(zhàn)，標志著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亞洲地區(qū)的開始。
1939年9月，德國以閃電戰(zhàn)入侵波蘭，二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英國立即對德宣戰(zhàn)，但沒有要求葡萄牙援助，因此，葡萄牙政府宣布，只要葡萄牙的權利受到尊重，它就保持中立。然而，澳葡政府這種所謂的“中立”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中立，而是在澳門（也可以說是葡萄牙）在沒有軍事實力對抗日本的騷擾和進攻時，采取的一種對日妥協(xié)和積極努力地與日本保持良好關系的“自�！辈呗�。故而，有學者稱其為“隨風倒”政策。1938年10月，日本開始入侵華南地區(qū)。由于港英政府對日本采取了不合作態(tài)度，而澳門卻允許人員和物資自由移動，并對日本持友好態(tài)度，于是，日本就把澳門作為其戰(zhàn)略物資中轉站，日本商社利用澳門進行的進出口貿易隨之增加。10月21日，廣州淪陷。香港與廣州、江門及西江各埠交通斷絕，大批貨物自香港運往澳門，然后通過民船、舢板及汽車轉運內地，自此，戰(zhàn)時澳門地位日益重要起來。12月29日，面對廣州淪陷的事實，為保存澳門，澳門警察廳長葛古諾（Carlosde Sousa Gorgulbo）上尉乘“澳門”號炮艦前往廣州造訪時任日本占領軍總司令的日本陸軍大將安藤利吉（あんとぅりきち）。也就在同一天，日本在廣州建立的偽臨時政府派其空軍少校為使者代表安藤利吉拜訪澳葡總督巴波沙（Artur Tamagninide Sousa Barbosa），由此而開始了葡日間的接觸。
1939年2月中旬，葛古諾受澳督巴波沙差遣前往東京，訪問日本軍事當局，就與澳門有重大關系的若干問題試探日本當局的態(tài)度，包括：（1）釋放幾艘在日軍占領廣州時扣留的葡萄牙船只，其時珠江遭遇封鎖，無法出來；（2）要求對上年1月30日日本人轟炸肇慶天主教會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3）關閉兩三個位于葡萄牙領水內的中國稅廠；（4）澳門界址及有爭議的邊線，爭取占領對面山及大小橫琴。鑒于葛古諾曾在澳門對日本施以援手，日方安藤司令許下諾言，會設法使中國政府接受葡萄牙的觀點。日方回應稱：一旦對面山的中國非正規(guī)軍潰散，日本軍方將下令將目前駐扎在該島的日本正規(guī)軍撤退，同時要求葡萄牙及澳葡政府：（1）不要以再出口中國貨物的方式為日本的敵人提供協(xié)助；（2）澳葡政府對拱北海關施加壓力，令其接受一名日本關長，且整個華南的海關均由日本人出任關長；（3）禁止在澳門境內的華人報紙上刊登反對南京政府的文章。
事后，葡萄牙及澳葡政府對日本方面做出正式答復：（1）葡萄牙政府在中日沖突間保持最嚴格的中立，雙方之間無需向（像）其他國家那樣需要同日本簽訂特別條例；（2）葡萄牙政府下令澳門當局禁止向中國再出口軍用物資，鐵路、飛機、卡車器材或汽油，且上述物資從未經過葡萄牙領水；（3）澳葡政府決定對當地刊物進行最嚴格的新聞檢查，無不愉快事情發(fā)生；（4）至于拱北中國海關之事，亟待日本當局與其關長直接談判，以尋求解決辦法，葡萄牙政府目前以不介入為宜。
在東京期間，日方談判團皆為清一色高級大臣，包括海軍部大臣、外交部次長、參謀部副總長和海軍部次長山本五十六。日方對葛古諾提出的有關澳門問題不感興趣，反而提出葡萄牙提供帝汶島作為日軍軍事基地的要求，立即遭到葛古諾上尉的斷然拒絕。不過，日方還是為了扭轉其因侵占滿洲而遭到國際社會和國聯(lián)疏離、譴責的被動局面，故意制造謊言，稱葡萄牙承認偽滿洲國并答應日本在澳門開設領事館。
……
書單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