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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文革”的身份：紅，還是黑？
　　—“文革敘事”三則
　　三則：
　　進入“文革”的“身份”—紅，還是黑？
　　第一次大字報的雷擊：誰都能投第一塊石頭？
　　“牛棚”中的毛主席像—真誠與表現(xiàn)真誠
　　進入“文革”的“身份”—紅，還是黑？
　　“我們是成分論者，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現(xiàn)。”
　　這是我剛懂事時接受的第一個政治教導。
　　“我們”當然是主宰社會的“共產黨意識形態(tài)”的擬人化。任何一級社會機構的主管部門負責人，都會這樣對年輕人說，當然是對那些出身有問題的年輕人說。
　　可是，我長期對我的出身懵懂不知。
　　我家住在長江邊靠近小河口四官殿王家巷附近的民權路黃皮街小蔡家巷69號。五六歲發(fā)蒙在一家私塾學堂，高中低三個年級大概二十多個學生都擠在一間堂屋里，戴黑瓜皮帽掛吊線黑框圓眼鏡—就是不用鏡腳架在耳朵上而是用棉線套在瓜皮帽上或后腦勺上的—何老先生坐在進門邊的一張黑乎乎的四方桌后，點名要高中低三個年級的學生輪流帶著特制線裝書本站到他面前，把書本攤開在桌上，先生讀一句，學生跟著讀一句，同時先生用毛筆筒蘸著紅墨水在書本上讀到的句子邊點一個小紅圈，以示斷句。如此斷上一頁，學生一天的課也就學完了。整個上午如此叫上三個年級的學生九個人，先生一天的課也就教完了。大家都輕松得很。所以，先生閑來無聊時就給座位后吊在窗欞上的鳥籠中的兩只黃鸝喂食，自己還跟鳥一起分著吃鳥食，嘴里不斷“吱吱”地咂舌，津津有味。以致我們都很奇怪那吃的是什么好東西。待何老先生到后院“打岔”（小便），我們幾個剛進學的小師弟被大師兄們慫恿到窗邊偷吃鳥籠里的鳥食，結果當然被進來的先生撞個正著，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了“首犯”。先生叫兩個慫恿我們干的師兄把我按在條形凳上，扒光褲子，露出白屁股，先生用了一根細細薄薄窄窄的油光水滑的長竹篾，足足打了十板，板板起苔。回家又挨打，打完了才決定“不讀了”。換到旁邊不遠的一所“文明先生”開辦的“育才小學”，繼續(xù)發(fā)蒙。
　　這個頭開得不好，后來也不知道換了幾個小學，我記得的有豬鬃幫小學、培心堂小學、洪益巷小學，1949年武漢解放了，高小五六年級我是在武漢市碼頭工人子弟小學讀的。那時，父親已是武漢市港務局碼頭工會主席，時間大約是1952年。記得1951年國慶節(jié)期間，漢口王家巷到積家嘴一帶突發(fā)大火，燒了好大一片，都說是國民黨特務放的火，我還湊熱鬧地出現(xiàn)在失火現(xiàn)場，被老師同學們發(fā)現(xiàn)，評為武漢市少先隊“救火小英雄”。如此看來，我的出身是非常好的。
　　初中在武漢市第二中學讀，完全不懂事，成天打小皮球。從黃陂街家中到市二男中的距離，對今天出門坐車的人來看，已經(jīng)遠得不可想象了。市二男中在德租界過去的永清街，中間相距的公共汽車路程約一個小時，途經(jīng)六渡橋、江漢路、南京路、黃石路、北京路、中南路、車站路、一元路、二耀路、三羊路、四維路、五福路、六合路、郝夢齡路等十四個站（記憶如此）。1952年我根本沒什么公共汽車的印象，即便有印象，窮人家的孩子哪能想象坐車上學的？剛進學不能住讀，招生太多，只好走讀一個學期。我上學，走前花樓后花樓勝利街一線到底，五十多分鐘；如果能帶一個鐵圈圈滾到學校，時間幾乎要縮短一半，不足半小時，速度快得像只野兔子，夠驚人的。
　　1955年夏天考進武漢最好的學校市一男中高中部，高一下學期我所在的三班入團鑒定會上被一致通過，校團委卻沒有批準。我的入團介紹人找我談心，說我的家庭有問題。什么問題？“歷史問題”。什么“歷史問題”？不清不白。這是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的第一次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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