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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腐敗
    在中國歷史上曾發(fā)生過多次農(nóng)民大起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都是由于當(dāng)時政治的腐朽。明朝末年之所以出現(xiàn)了李自成大起義，其主要根源是從萬歷皇帝以后政治日益腐敗引發(fā)的。
    在萬歷年間，初期只有張居正當(dāng)政時治理得還比較好。他推行多方面的改革，特別是一條鞭法的實行，使國家財政收人大為增加，國勢不斷增強。張居正死后，朝廷的腐敗傾向迅速發(fā)展起來。腐敗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皇帝不理政事;二是用大量宦官充任礦監(jiān)、稅使，對全國實行史無前例的大搜刮;三是朋黨之爭日趨激烈。
    萬歷皇帝在位四十多年，居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在諸事都需皇帝“哀斷”的封建時代，皇帝整天宴居深宮，不見朝臣，勢必導(dǎo)致人心渙散，政事荒廢。萬歷皇帝十分寵愛鄭貴妃，就好比唐玄宗寵愛楊貴妃一樣，整日于宮中宴飲，過著深居簡出、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活。大臣三番五次地請他出朝，他都謊稱有病，加以拒絕。在宮中他卻是“每餐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他的左右稍有不慎，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臣下的奏章他不去處理，有些大臣看不慣皇帝的行為，便上一封辭任的奏疏，不論準否，即掛冠而去。各衙署有很多官職缺額，他也不給增補，倒認為少一份官職就可以少支出一份棒祿。新考中的進士得不到委任，犯人也沒人去及時審理，監(jiān)獄里邊長滿了青草。這種怠政之風(fēng)很快蔓延開來，上行下效，使得明政權(quán)處于止而不前的狀態(tài)。各級官吏更是趁勢貪贓枉法，中飽私囊，損公肥私。
    萬歷皇帝還是一個貪婪成性的金銀狂。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他任命宦官為礦監(jiān)、稅使，對全國進行瘋狂大搜刮，許多工商業(yè)者和普通百姓因此而傾家蕩產(chǎn)。各地時常發(fā)生反對礦監(jiān)、稅使的民變，全國嘩然。萬歷皇帝不僅寵愛鄭貴妃，也十分喜歡她的兒子朱常溝，他一心想廢掉皇長子朱常洛，立朱常溝為皇太子。朝廷中大臣圍繞著擁立皇儲的“國本”問題明爭暗斗，各植黨羽，水火不容。所以，明后期的“黨爭”問題便愈演愈烈，直到國家滅亡。特別是天啟年間，魏忠賢為首的宦官專權(quán)，東廠特務(wù)橫行不法，氣焰囂張。一些無恥官僚趨炎附勢，給魏忠賢歌功頌德，到處建生祠，甚至呼魏忠賢“九千歲”、“九千九百歲”。他們勾結(jié)為“閹黨”，殘害東林黨人，想貶就貶，想殺就殺，朝政漸漸破敗不堪。崇禎皇帝繼位后，開始還想大有作為，除掉了魏忠賢，定閹黨“逆案”，朝政為之一振，大有復(fù)興之勢。只是好景不長，崇禎皇帝又重新開始起用宦官，門戶之爭或明或暗不停地進行。有些忠臣即便想為國盡力，在那種烏煙瘴氣的形勢下也難有作為，甚至含冤而死。    遼東女真的興起是造成明后期社會經(jīng)濟危機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女真萬歷年間在努爾哈赤領(lǐng)導(dǎo)下迅速崛起，接連不停向明朝軍隊發(fā)起進攻。明軍節(jié)節(jié)敗退，損失十分慘重。到崇禎皇帝繼位時，遼東絕大部分已被清軍占領(lǐng)。遼東戰(zhàn)局成了滿朝矚口的頭等大事，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清軍還時常破關(guān)而人，人塞南下，搞得舉國上下一片恐慌，崇禎皇帝只得號召全國各地兵馬“勤王”。崇禎二年(1629年)底清兵內(nèi)犯，李自成就曾經(jīng)作為勤王兵由甘肅人衛(wèi)。為了對付遼東事變，明朝廷不得不增兵加銅，這就使得老百姓的負擔(dān)更重了。本來明后期老百姓的苦難已經(jīng)非常深重，百姓已忍無可忍，到處發(fā)動武裝反抗。這種對老百姓加派等同于火上澆油。各種加派讓國家的元氣大傷。正像楊鶴向崇禎帝奏言所講，“加派頻仍”，使“小民元氣傷”;由于連續(xù)不斷戰(zhàn)爭，明軍屢遭失敗，“封疆之元氣傷”;朋黨相互傾軋，加害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明王朝就如一個“重病初起”的病號一般，應(yīng)削減加派，以加強元氣。崇禎帝與朝中大臣都認為楊鶴講的有理，但加派還是照常征收不誤。為了鎮(zhèn)壓烽火四起的農(nóng)民暴
動，明廷除加派“遼銅”外，還加派了“剿銅”和“練銅”。這等于是另一輪的火上澆油。如此惡性循環(huán)，老百姓的苦難越來越深重，明王朝也由此一天天土崩瓦解。
    此時的官場也已非常黑暗，各級官吏完全到了貪得無厭的程度。官員利用行賄升官，升了官之后返過來再更多地貪污受賄，上下都是如此。在崇禎帝剛剛即位之時，給事中韓一良就曾向崇禎帝痛陳此事:
    陛下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賞?以官言之，則縣官為行賄之首，給事為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體薪幾何?上司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勤之費，無慮數(shù)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卻書帕五百金。臣寡交尤然，余可推矣。
    以上所描述的是當(dāng)時官場的普遍狀況。形形色色的加派已把老百姓逼得山窮水盡，再加之各級貪官污吏巧立名口的搜刮，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明朝后期，國家的財政情況基本上陷于崩潰，只能一再“加派”，使得民窮財盡。各級官員借加派之風(fēng)，中飽私囊，乘機搜刮百姓，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dān)。如此，整個國家的百姓完全陷于困苦之中，而陜北最重。由于陜北地處黃土高原，土地貧瘩，雨量稀少，農(nóng)作物產(chǎn)量極低。上面加派是按畝征收，不管土地肥瘩。陜北一帶土地比較開闊，加派的負擔(dān)比其他地區(qū)要重。加派都是征收銀兩，而陜北的工商業(yè)比東南沿海地區(qū)落后許多，用糧食換銀子十分困難。這也無形中增加了當(dāng)?shù)匕傩盏呢摀?dān)。陜北屬邊防要地，駐扎的軍隊特別多，老百姓分攤的搖役也特別重。這里的軍事長官多是閹黨成員，克扣軍銅十分嚴重，竟然積欠士兵的銀銅多達三年之久，因而經(jīng)常激起士兵嘩變。這從另一方面加劇了當(dāng)?shù)氐纳鐣�矛盾�?br />    明末水利失修，大大減弱了抗御自然災(zāi)害的能力。崇禎皇帝曾問身邊的大臣:“水利為什么不修?”大臣答曰:“修理需要錢糧。”崇禎帝以百姓“窮困已極”，不便再“擾民”，便把修水利的事慢慢放下。時間一長，遇到大旱，災(zāi)情就顯得非常嚴重。當(dāng)時留下了很多有關(guān)饑荒慘狀的描述，即便今天讀起來，仍讓人毛骨驚然，難以置信。
    崇禎二年，原籍陜西的官員馬憋才上奏，陳述陜西饑荒的狀況。老百姓先是采食山間蓬草，繼而剝樹皮為食，后來又掘食山中的青葉石。食青葉石的人沒幾天就會下墜而死。后來，小孩子一出門就不見蹤影，聽說是被人吃掉了。
    這是一幅多么悲慘的饑荒圖!老百姓的日子已窮困潦倒到如此地步，朝廷還要一再加派，“嚴為催科”，最后只能把老百姓逼上造反的道路。
    除了明廷向百姓的加派外，各級軍政部門還有名口眾多的臨時性攤派。《春明夢余錄》的作者孫承澤在給崇禎皇帝的奏疏中就曾經(jīng)講道:“臣待罪縣令時，倏奉一文，取豆米幾千石，草幾千束，運至某營交納矣;倏奉一文，買健驢若干頭，布袋若干條，送至某營交納矣;倏奉一文，制銅鍋若干口，買戰(zhàn)馬若干匹，送至某營交納矣。并不言動支何項錢糧，日后作何銷算，惟曰遲誤則以軍法從事耳�！钡胤缴系呢澒傥劾暨�借此暗中加派。由于這種毛賊太多，并且貪心太大，因此給老百姓造成的負擔(dān)和苦難就更加嚴重。
沒完沒了的搜財刮民迫使大批農(nóng)民逃亡。地方官為了征購足夠數(shù)額，他們還制訂了相應(yīng)的懲罰措施，一戶逃跑則由其他九戶補足，二戶逃跑則由其他八戶補足，九戶逃跑則由所剩下的一戶補足。這樣一來，更造成全村的農(nóng)民逃散一空。他們毫無口的地從這村逃到那村，由這縣逃到那縣到處流浪。
    身強力壯的人還可輾轉(zhuǎn)就食，老弱病殘的人及婦女兒童只能坐以待斃。人們出于求生的欲望，凡是可以吃的東西都找來充饑，不論吃下去的結(jié)果怎樣。其中有些老百姓吃觀音土、青葉石，也只能延續(xù)幾天的生命。有史料記載，當(dāng)時豫西的老百姓有的爭食雁糞。最讓人口不忍睹的是，在北方地區(qū)到處都有人吃人的慘狀。有人公開在集市上買賣人肉，“每斤價錢六文”。還有人在家里腌制人肉，以“備不時之需”。有的人餓暈在路上，立刻就有人割他身上的肉吃。偶爾有人呵斥制止，拿刀割肉的人便說:“我不食人，人將食我�！闭f者坦然，恬不為怪。一個進京趕考的舉人發(fā)現(xiàn)，一個婦人一邊烹煮小兒，一邊哭。他上前去問道，女人回答說:“此吾兒，棄之且為人食，故寧自充饑耳。”這種悲慘的情景一直在這個舉人的腦中出現(xiàn)，很長時間吃不下飯去。
    吳偉業(yè)在崇禎時任翰林院編修，人清之后任國子監(jiān)祭酒，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國立大學(xué)的校長，他就詳細記載了一些人吃人的事例:崇禎一七年，“永寧民蘇倚哥食父母”;南陽縣貧民百姓郭廷玉的老婆霍氏，“以母而食女”;山西聞喜縣的楊雷，“以父而食子”;張河圖等十三人“殺人母子而并食”。他還寫道，黃河南北“數(shù)千里白骨縱橫，民父子相食”。這種凄慘的圖景實在是催人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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