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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在《禮記正義》中有這樣兩句話: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又說:婚姻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有了婚姻，才有夫妻和比較確定的父母、子女關系，由此形成一個個代相傳承的、大小不同的家庭。眾多的家庭組成一個社會，于是又有民族和國家。所以，社會學家把婚姻、家庭和性，看成人類初級社會圈。婚姻又是一種社會行為，從配偶的選擇，婚姻的確定、延續(xù)乃至破裂，既與個人，亦與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環(huán)境有密切關聯(lián)。婚姻質量的高低，以及男女成婚比例的大小等，又影響著家庭和社會的穩(wěn)定。所以無論哪個國家、民族乃至家庭，都把規(guī)范男女婚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為此制定了相應的法規(guī)和必須遵行的道德約束。

我們討論的清代婚姻關系，屬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范疇。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指導婚姻行為的重點，不是男女個人的愛情和幸福，而是對上孝事父母尊長，以及繁衍教養(yǎng)子女。這是傳統(tǒng)禮法的要求，也符合當時人們對婚姻的基本期盼。由于傳統(tǒng)中國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所以婚姻又有其嚴格的等級界限，并形成了許多成文不成文的規(guī)定。首先是良賤不得通婚；又如不同等級、不同集團存在不同的婚姻圈子。盛行于中上層家庭的門第婚，以及由門第婚發(fā)展而來的世婚制便應運而生。在這里，婚姻體現(xiàn)為財產(chǎn)和權力的結合，并將之延伸到政治和經(jīng)濟領域。

其次，男女擇偶婚配，權在父母等長輩手中，這也是傳統(tǒng)婚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明律》和《清律》都規(guī)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余親主婚。若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婚。除少數(shù)特殊者例外，沒有父母等長輩做主的婚姻，在法律上是無效的。有人寫詩說:父母之命禮經(jīng)傳，婚姻私訂南詞有。(后一句也有作私訂婚姻小說有)男女自訂婚姻，只有在戲臺和小說里，反映了人們對自由的愛情生活的向往，才被大膽地加以說唱和描繪，在現(xiàn)實生活中卻不可想象。

最后，當婚姻成立后，夫妻間名義上是平等的，即所謂妻者齊也，與夫齊體。但同時又有夫為妻綱之說，有的更明確指出:婦人伏于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既然嫁人后，女子以服從丈夫為天職，這就注定了夫妻關系在事實上是不平等的。在此原則指導下，丈夫可以名正言順地納妾，借著名義出妻，妻子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只能消極忍受，而且要為丈夫守貞持節(jié)，甚至不惜以身相殉，以表示從一不二。

上述的婚姻原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十分森嚴的時代特點的反映，是對婦女所要求的在家則為賢女，既嫁則為賢妻，嫁而生子則為賢母的道德準則在婚姻和夫妻關系中的體現(xiàn)。在他們看來，只有遵循上述原則，婚姻才有規(guī)度，夫妻關系才能穩(wěn)定，最后達到家和萬事興的目的。

由于清代是我國帝制時期的最后一個朝代，古代專制主義和等級制度經(jīng)過長期積累、發(fā)展，已經(jīng)十分成熟，反映在婚姻關系上，不但全盤承襲了上述三條原則，而且在某些方面更趨于嚴密，擇要而言:

一是更加強調婚姻的契約規(guī)定。婚嫁需憑婚書，在我國早已有之，但口諾為信的做法仍在民間流行，至清代還是如此。為了加以規(guī)范，清朝的《會典》和《律例》同時明載:男女訂婚，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寫立婚書，依禮聘嫁；又定，招婿須憑媒妁，明立婚書。有時男女兩家要先出具請書、允書，待確認后，再開婚書。按官方頒行的婚書格式包括:籍貫，父祖三代姓名，男女行次、年庚，以及主婚人、冰媒見證人親押。有的家族為了表示隆重，在受聘、成婚時，還要具帖到祠堂或祖宗牌位前焚香稟告。及至清朝晚期，國家更明確規(guī)定，婚書由政府發(fā)放，使其完全納入法律的規(guī)范之中。

強調婚姻以契約為憑，而且不斷趨于規(guī)范化:一方面固然表現(xiàn)了雙方家長、家族對子女、對本族男女終身大事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傳統(tǒng)社會后期，由于矛盾交織，各種不確定因素也在增加，其中就包括了婚嫁方面的糾紛。強調婚嫁憑證，為的是在調解和官府審判時有據(jù)可依，實乃時代變化使然。

二是加強了對節(jié)婦、貞女的表彰。我國自宋以降，政府對貞節(jié)婦女的表彰就一代盛于一代，及至清朝，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國家旌表貞節(jié)，目的是強化婦女終身不二的婚姻倫理觀，要求妻子永遠忠誠于丈夫。在清朝政府的大力倡導下，不但受旌人數(shù)急劇上升，迄清末，已累計達百萬之眾，超過明朝很多很多倍，甚至比以往所有朝代的旌表總和還多，更為重要的是，在一片渲染聲中，有人對如何做妻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滴醵�十七年(公元１６８８年)，清廷下詔對夫死妻子從殉的烈婦旌表做法實行永永嚴禁，理由是人命為重，輕生從死，事屬反常，似乎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其實卻別有深意。正如雍正帝胤禛所說:女人除了要盡妻責之外，還負有盡孝道和盡母責的重任，即需要代亡夫孝養(yǎng)公婆、教撫子女，治家立業(yè)。殉夫盡管壯烈，卻是在逃避責任，所以不能旌表。再比如為了加重婚姻為承嗣的宣揚，清朝政府不但在法律上規(guī)定丈夫無子即可以出妻納妾，而且動員輿論，把妻子主動為丈夫納妾生子，作為婦女的至高美德予以褒揚。與此相反，對于婦女再嫁卻極力貶斥，再嫁之婦不得隨丈夫受封；兒子做官，推恩封贈，也不得及再醮母親。有的家族還規(guī)定，女子再嫁無子嗣，在名分上只當以妾論，甚至不得寫進族譜。如此等等，都說明在成婚后的夫妻關系中，妻子的義務就是服從再服從，這具體體現(xiàn)了婦人伏于人的倫理觀。

但是在清代，也存在著另外一種情況，這就是與統(tǒng)治者倡導的婚姻倫理觀相背離的傾向也在滋長。導致這一變化的因素，是傳統(tǒng)社會內(nèi)部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市場調節(jié)作用的加大。清代商品經(jīng)濟雖然在總體上仍歸于傳統(tǒng)經(jīng)濟，但從本質而言與傳統(tǒng)經(jīng)濟格格不入，而且必然要在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中表現(xiàn)出來。具體到婚姻關系，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嫁娶論財之風的蔓延。嫁娶論財，說白了亦即買賣婚姻，世界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當時的中國亦不例外，只是在士紳階層中，論財在禮法的掩蓋下顯得并不直露。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受到賤視的商賈之家因擁有財富而顯赫起來。他們不滿原先的法律束縛，率先沖破藩籬，以奢華為時尚，甚至攀附閱閥，出現(xiàn)以厚幣締姻高門的現(xiàn)象。此種現(xiàn)象凸顯于明朝中葉，到清代其勢頭已不可抑制�；橐稣撠攲τ趥鹘y(tǒng)的門第婚以及以門第婚為基礎的世婚制造成了沖擊，也促使原先按等級制原則確定的婚禮制度產(chǎn)生裂變。正像當時有人說的:今皂隸之家往往具儀衛(wèi)，執(zhí)事夾道，鳴金傳呼，恬不為怪也。俗競奢僭，尚為之坊哉。原來只有貴族品官才有資格享受的待遇，竟落到連歸于賤籍的皂隸之家也可張揚于道的地步，相對凝固的關系被打進一個楔子。隨著楔子的深入，縫隙也在變寬變深。從沖破等級制這一點看，婚姻論財，亦有其積極的一面。

婚嫁論財風氣的蔓延也帶來消極的內(nèi)容。比如因女家苛索聘金，男家只得汲汲于妝奩的豐厚，加上婚禮講排場，致使中人之家窮于應付，貧者則婚娶失時或不得良配，這也會給婚后的夫妻和家庭關系失和造成口實，增加了新的不穩(wěn)定因素。

自婚嫁競尚華侈而溺女之風遂盛。把溺女與婚嫁論財之風相聯(lián)系，這也是明清以來，特別是清代社會變化中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如果說過去溺嬰是基于貧窮，又重稅難當，多系下層民眾所為，那么因不堪婚嫁負擔而溺嬰者，就不僅限于下層民眾了，不少中等小康家庭，甚至少數(shù)富有者也牽涉在內(nèi)，使參與溺嬰的層面更加擴大了。由于所溺多系女嬰，在溺嬰之風嚴重的地區(qū)，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矛盾亦更趨尖銳，給男子擇偶造成新的困難。清代童養(yǎng)媳婚姻的普遍化，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人們?yōu)橹浦鼓鐙�、補救日后婚娶困難所作的努力。至于清代文獻中不斷見到的奪寡、搶醮行為，盡管粗暴且觸犯禁律，但多數(shù)亦系事出無奈，是男多女少、室女難聘所致。此外，屢屢見于政府案卷的丈夫出妻、賣妻和租典妻子，以及婦女背夫他嫁等行為的增多，也多與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相關。

二

由于婚姻的道德規(guī)范，以及在此規(guī)范下制定的法律條文，體現(xiàn)的主要是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而各階級、階層所處的地位和條件不同，又決定了他們在對待這些規(guī)范和條文時，往往會有各種差異，于是便出現(xiàn)了在同一種情況下，因階級不同，結果亦不一樣的情況。仍以婦女的守節(jié)和再嫁為例。在清代，作為道德的主導方面和政府規(guī)定的旌表制度，對寡婦守節(jié)無疑是極力提倡的，許多女子也自覺不自覺、甘愿不甘愿地為此而獻出個人的青春和希望。前述龐大的受旌隊伍便是最好的證明�？墒侨羯罹咳藗儗κ毓�(jié)的態(tài)度，則可明顯看到不同階級之間的差別。

紳士家庭把受旌看成家門的榮譽，婦女們自幼受此熏陶，視貞節(jié)為性命，從整體環(huán)境到個人的思想活動，全被傳統(tǒng)禮教俘虜?即使年輕守孀，乃至已聘未婚而聘夫早亡，也要掙扎著去做節(jié)婦、貞女。據(jù)我接觸到的資料，紳士家庭雖不乏年輕寡婦，有的甚至還不到２０歲，卻無一例再嫁的。然而這種做法，在下層百姓中的反響就頗不相同了。誠然，下層婦女也有守節(jié)不嫁的，有的也受到了旌表，但是有很多人不顧倫理束縛，選擇了再嫁之路，特別是年輕無子女的寡婦，比例還相當大。根據(jù)我對某些族譜資料的抽樣，３０歲以前寡婦的再嫁率竟占到總數(shù)的５８.３３％。有的地方甚至出現(xiàn)有夫死鮮守節(jié)；夫死婦多再醮，鮮有從一而終者，或婦人不以再嫁為恥的情況。

在寡婦再嫁中，還有一種叫叔就嫂的轉房婚，亦即民族學家所稱的收繼婚。如兄死，嫂轉嫁于小叔，也有弟死，弟妹轉嫁與伯兄的。依照清朝的法律，寡婦再嫁雖不被提倡，卻無禁條，可是對寡婦轉房，則以倫理攸關，定男婦俱絞。律令昭昭，按理小民應無敢有再犯者，可是在民間不少地區(qū)，仍相當廣泛地存在著轉房的習俗，有的甚至還被寫進族譜的族規(guī)中，得到家族的認可。再比如同姓為婚，亦被清律禁止:凡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但是，也有百姓不惜觸犯刑律和背上有違人倫的包袱而與同姓結親。

為什么不同階級的人們在思想和行為上會有如此大的差別?這里既有道德宣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不同生活環(huán)境造就的。在中上層人士中，特別是少數(shù)上層官宦之家，他們既是三從四德的倡導者、鼓吹者，自然也應該是實踐者。他們用犧牲妻女們青春的代價來換取家門的榮耀，并以此作為社會的表率。可是下層百姓不行，他們本來生活貧困，尤其是小家女子，一旦失去丈夫，往往就意味著失去了生活的靠山。她們夫家不足倚，娘家不得歸，只要不想殉死，選擇再嫁就成為茍延生活的重要出路。正如人們所說:家貧窶，無以為活，始不得已而再嫁；更悲慘的還有:夫骸尚未入木，而此身已有所屬，衣棺各項即指婦措辦。是現(xiàn)實的生活迫使她們選擇再嫁。

至于寡婦轉房，對于未婚的小叔或亡妻的大伯，等于是少了一筆開銷而能圓成家之夢，對寡嫂、寡弟妹則意味著既不致子女分離、家庭破碎，又有了新的依靠，所以盡管瀆倫，仍為下層百姓所默許。至于同姓為婚，更多是反映了百姓生活圈的狹窄。他們不像當官或有錢者交際廣泛，可以突破一區(qū)一隅，有機會向更多的人提親相偶，而只能局限于幾里、幾十里范圍之內(nèi)，假若恰恰又是聚族而居的大姓，同姓為婚便很難避免�？傊�，是生活環(huán)境決定著對道德的取舍。在現(xiàn)實生活面前，僵死的倫理便顯得無力了，何況這種倫理本來就充滿著對人性的壓抑。

在清人的婚姻行為中，也有一些并不牽涉?zhèn)惱韱栴}，更談不上觸犯禁律，可是在上層和下層之間同樣存在著區(qū)別。以婚齡為例，據(jù)測定，清代全國男子平均初婚年齡為２０２１歲，女子為１７１８歲。若按不同等級排列，就明顯地呈現(xiàn)出差別。據(jù)抽樣資料，在上層紳士家庭，女子初婚年齡與全國平均婚齡差別不大，，男子卻要低２歲左右。上層男子除少數(shù)例外，絕大部分在２０歲前已經(jīng)成婚，而下層貧民男子有一半多是在２１歲后才結婚的。在女子中，盡管平均婚齡差別不大，可在１５歲以前(含１５歲)的低婚齡中，兩者仍有不同。紳士家庭占２０.２２％，下層貧民為２９.７６％，較紳士家庭高出近１０個百分點。對于這種情況，有人歸結說:大抵富家結婚男早于女，貧家結婚女早于男。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早婚早育早立業(yè)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因婚嫁需要可觀的開銷，富家子弟有能力做到，對下層貧民卻是件大難事，這就形成不同階級男子在婚齡上的差別。至于下層女子平均婚齡偏低，除了與社會上男女性別比例不協(xié)調有關外，在很大程度上亦出于早嫁可省去一口吃食的觀念。

童養(yǎng)媳婚姻和入贅婚本來是一種流行于下層百姓中的婚姻形式，特別是入贅婚，因贅婿地位低下，即使下層百姓也多不屑于此。即或如此，在一些紳士家庭，仍有選擇童養(yǎng)媳和入贅婚的。紳士家庭的童養(yǎng)媳婚姻，多數(shù)是在原先聘定的基礎上，因一方要外出做官、舉家遠遷，或因家里出現(xiàn)變故，需要將聘妻提前送領到夫家，是為了兩家方便而采取的做法。入贅也一樣，或基于婚娶方便，或為了就近照看，多數(shù)是一種臨時性的安排。做丈夫的既可住在妻家，也可隨時將妻子領返自家；既無入贅契約，更不牽涉贅婿的身份問題。所以盡管同是童養(yǎng)媳和入贅女婿，但目的和性質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