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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和朱為弼、徐同柏不同，張廷濟的金文書法從屬于他個人書法的一大類別鑒藏書法。在這個類別中，金文書法與隸、楷、行書雖然書體各異，傳達的意義實同大于異，即是作者對其所臨寫的古代書跡的物質實體銅器、碑帖等之鑒賞力的宣揚。但今人在試圖理解時，卻往往省便地令其屈就于朱、徐等學者的金文書法的解釋途徑。
張廷濟涉足金文書法創(chuàng)作的前提之一，是他自己即從事青銅器收藏。張廷濟所在的新篁里，是嘉興縣履仁鄉(xiāng)下的一個鎮(zhèn)。天高皇帝遠，在中央權力難及之地，收藏儼然已成爭取權力護持的籌碼之一。居鄉(xiāng)之士，唯恐落人后。但對大多數士紳來說，即使藏品在官府修纂地方志時榮獲著錄，也僅賦予了他們和府縣一級官員建立聯系的機會。張廷濟則不同，浙江省鄉(xiāng)試解元的出身，定為他當年謀得在京官趙秉沖府邸坐館一職增重不少，借著此次機會，他即順勢叩開了一扇通往艱深新領域的大門。青銅器收藏，這張跨階級的社交入場券，讓他此次回到家鄉(xiāng)不久后，就因《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的編事，和浙江巡撫阮元建立了超越其他科試同年的關系。作為太平天國運動前夕、鄉(xiāng)村社會中地主階級的一員，這重關系直接關系到生存的質量。因而在這項收藏上，他傾以十二分熱忱。后來，在鄉(xiāng)試中屢不獲售的外甥徐同柏，在棄去舉業(yè)之后，選擇了專攻文字款識之學。二三十年沉潛其中，也做出了踏實的學問。在他的學術支持下，藏品價值受到認可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是否有助于經史研究也被打通，張廷濟的熱忱，因由此扎下更深厚的根基。
除了關乎生存，收藏也是張廷濟的生活來源之一。在這個面向上，門類則要大大拓寬，《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十冊之分，即可看作張廷濟對自己的收藏所做的一次全面整理分類。除了直接轉讓藏品（如那方送給方嘯春的遣小子敦），像張廷濟這樣也精于鑒別的藏家，亦有能力通過提供基于鑒賞力的產品和服務獲致收入。這后一種情況，則已走出了自家的收藏。如在石門蔡氏和硤石蔣氏的私人刻帖中，他發(fā)揮的作用既包括幫助他們選帖，以及負責上石效果（通過與刻工張辛的合作而實現）。雖然在這兩種情況中，鑒賞力都不能單獨產生經濟效益，但我們注意到，這種鑒賞力實際上卻一直以一種外顯的方式存在：如遣小子敦的木座刻銘，是張廷濟的鑒賞題識；在刻帖中，則或是張廷濟親為書序跋，或是藏家自作序跋轉引張廷濟的鑒別意見�？芍^方式小異，內容卻無不同。體現在形式上，亦是如此。同樣的一段鑒賞文字，可以是題跋，可以是刻銘，亦可以寫進條幅、屏條成為書法作品。
鑒賞力是收藏家的核心能力，張廷濟于古銅器的鑒賞力，又居此核心的核心。和任何歷時才能掌握的技能一樣，過人鑒賞力的獲得過程，磨煉著人的意志。當年學界泰斗翁方綱在張廷濟首次就銅器收藏進行請教時，即潑以冷水，他卻未言放棄，而是在日后更投入倍于其他藏家的努力。最后，竟也贏得了翁方綱的認可。
他的藏品圖錄，以全形拓片取代線描圖形，居風氣之先。巨細靡遺記錄交易過程的著錄風格，亦足令不齒言利的文人大咋其舌。只有同時具備創(chuàng)造力和魄力的收藏家，方能為之�？梢�，勇敢、自我認可，是其人格的其他面向。發(fā)之為書法，則成就了一種全新的類型鑒藏書法。在此類型下的金文書法和臨米芾書法，都為他在書史贏得了席位。
以金文入于書法，須以銘文款識專學為依托，這一森嚴門禁，足令一眾外人望而興嘆。而張廷濟的金文書法，由于其重心在鑒藏而不在學術，因而能夠跨越專業(yè)壁壘，順理成章涉足其中。但他的金文書法，實凝結了兩位專家收藏家和文字學者（徐同柏）才智的結晶。張廷濟本人作為最早以金文入書的書家之一，也被寫進了書史。但隨之伴生的誤會則一直延續(xù)至今，其書中學術性的內容，是滋生后世對其學者不實之稱的溫床。
大量存世的臨米書跡，為他善學米書的書史聲譽提供了實物佐證。不過與金文書法有所不同的是，雖然臨米書跡在數量上甚至更為可觀，卻從未為他贏得 米芾專家的頭銜。通過對其臨米書的文本細讀，我們發(fā)現他誤臨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米芾書跡。這說明，在米芾法帖一項的鑒別上，由于缺乏一位像徐同柏那樣能夠觸及關鍵環(huán)節(jié)的帖學專家來幫他，雖然已盡了一個收藏家的分內之事，但這些手法在當時顯然已經不夠用了。不過也許對他來說，這并無傷大雅，只要他所依據的法帖是真的，就足夠了。又通過與當時真正的米芾專家翁方綱的臨米書跡對比，現出張廷濟在米芾書法鑒別一事上，層次和目的與學者的分別。
張廷濟金文書法和臨米書法給他帶來的書史聲譽，就好像又添了一個關于歷史留名機制精確性的傳說：一個人的歷史名聲可以被捕風捉影，卻不能 無中生有。
然而無論金文書法、臨米書，還是鑒藏類書法之下的其他書法（如臨漢碑及臨顏真卿書法），都不宜僅被視為 為創(chuàng)作而創(chuàng)作的藝術品。首先，雖然與學者書家同樣都寫以鐘鼎銘文為內容的書法，張廷濟所寫的銘文實際上類似于修辭中的提喻手法，用作為鐘鼎器物一部分的銘文來代指整件藏品。這一點，我們結合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拓片立軸、器物刻銘等）就會看得更清楚。透過這些金文書法，張廷濟顯示了自己在鐘鼎彝器鑒別方面的能力。這種能力，一方面是收藏家立世的基石，另一方面擁有這種能力本身也是一定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征。其次，在中年以后，由于在收藏上的專業(yè)聲譽已經在外，張廷濟發(fā)現，漸漸地可以做的事情越來越多。如從最早開始替人掌眼、買東西，直至最后發(fā)展出的一項可能利潤空間頗大的業(yè)務承包刻帖。當然這些事情可能并非每每都出于他自己的策劃，有的時候可能只是順勢為之。但既然已經進入市場，便不能不配置一顆商業(yè)頭腦。市場化的鑒賞力，也免不了服從商業(yè)游戲的規(guī)則。即今可見的張廷濟的金文書法，比朱為弼、徐同柏二人加起來的總數還多，這本身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我認為，張廷濟的鑒藏書法在當時承擔著類似現代奢侈品廣告的功能，幫助推銷清儀閣產品，且亦幫助打造一種品牌形象，所以我們看到他的此類作品在可能是有業(yè)務往來的友人那里，也受到歡迎。
因此，可以說張廷濟的鑒藏書法，是一位收藏家繼取得職業(yè)成功之后，亦取得商業(yè)成功的實物見證。而在后一成功中，它們又切實發(fā)揮著有如羽翼一樣的輔助作用。
當然，除了鑒藏類書法，張廷濟還有其他的書法。這些書法，或宣揚儒家教義，或寓托他的人生理想，或僅僅展現生活的情趣，亦有助呈現張廷濟收藏之外的人生景觀。和鑒藏類書法相比，它們似更根植于傳統文化，無過多的功利性和計算，方是為我們熟悉的書法。但于本書研究問題的解決，卻并非不可或缺者。張廷濟鑒藏類書法揭示出那些讓我們稍感陌生的 非傳統意義，也即本研究之新意所在。
本研究之新還在于，打破了一種從上到下的書法史闡釋模式。這首先與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有關。雖然不能說毫無一席之地，張廷濟也確非書史上的重要人物。這一點，僅通過追溯張廷濟書作的來源，就能略有感知：大量都為私人收藏，且常出現同一幅作品，短時間內（不足十年）即數見于拍賣會的情況。易手之勤，也間接反映其書在收藏者心中之地位。即使為博物館所收，這些博物館也多為地方一級，如浙江省博物館以及其下的嘉興、平湖等館。有關這樣的書史人物的歷史背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從頭來做，而非僅從某些人物那里移用。不論本文第二章對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內容的分析，以及第五章中追溯張廷濟齋中的一件藏品虢叔旅鐘的因緣故事所呈現，還是相關研究成果，皆能說明：學術思想乃至意識形態(tài)，并非總是呈現由上至下、一貫到底的理想傳輸形態(tài)。那么對于那些更接近傳輸末端的歷史人物的研究，再套用那種模式，大概只能帶來一廂情愿的解釋。
亦大概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只是書法史上的較小人物，因從一開始能秉持一種相對客觀的角度看待其作品，而非站在書法史的神壇下仰望，進而得以看到書法的更多面貌。相對于藝術的一面，這些面貌如此真實，以至于近俗。正因為透過它們，我們首先能看到書法家作為一個真實的人而存在。然而不管是神壇上的書法家、小名家，還是更小的書法史人物，首先都是一個真實的人，而非一個并不具備人的要素的書法家。因此，這一點大概也可作為張廷濟的個案對書法史研究一處更廣泛意義上的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