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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發(fā)生在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1月18、19兩日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曾經(jīng)展示了壯觀的場面盤旋在鐘樓上的直升機噴灑催淚液，地上警車的高壓水龍噴出水柱，因此，這次事件至今仍廣為人知。但是，身處安田講堂內(nèi)的那些青年人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感，卻被忘卻了。最終走到那一步的青年們的斗爭究竟是怎么回事？這一問題，即使在當時被新聞媒體炒作到了甚至令人厭煩的程度，但也幾乎沒有被作為歷史事件來論述。

有人這樣說：其主要原因在于：東大全共斗在攻城即將開始之際的緊要關頭從安田講堂逃脫，少有向后世講述事實的當事人作為證人，對遭受挫折的東大斗爭進行總結。 這樣，東大全共斗的卑怯者形象便被描繪出來。

然而，這并非事實。

當時，堅守在東京大學校園內(nèi)的東大本科生、研究生、青年醫(yī)生有很多，僅僅在安田講堂里面，就超過了70人。他們?nèi)�部被逮捕，受到審判并被判有罪。那些人當中，有的人（包括我）在監(jiān)獄里服刑數(shù)年。這本書，就是從安田講堂內(nèi)部審視那次事件的人提供的歷史證言。

這些青年人，到現(xiàn)在為止，36年間一直保持沉默。持續(xù)沉默的原因有多種，但是，沉默并非因為怯懦。即使是現(xiàn)在，很多相關人士對于我出版這本書依然懷有疑慮，對于當時與該事件直接、間接相關的青年們來說，就該事件展開敘述是被作為一種禁忌的。那里存在著沉重的意含，存在著巨大的壓抑。在這遭受如此巨大壓抑的事件之中，隱藏著人性的深層本質。不過，我并不認為自己適宜于承擔闡明這一歷史事件的工作。

但是，我最終意識到：作為當年做好了最壞的思想準備留在安田講堂里的人，將事實公之于眾，難道不是一種義務嗎？然而，在1969年至今36年已經(jīng)過去的現(xiàn)在，當年處于同一戰(zhàn)線的戰(zhàn)友沒有留下任何證言而自我了斷的事件屢次發(fā)生。因此我決定撰寫本書，記錄應當被講出來、傳下去的史實。

那次事件，對于我們來說，曾經(jīng)是以命相搏的斗爭。

安田講堂攻防戰(zhàn)本身，不過是此前一年開始的東大斗爭的最終結果。如果沒有導致那種結果的一系列事件的發(fā)生，不足700人的青年們不會以8500人的警視廳人員為對手，投身于必然失敗、沒有逃路的絕望的斗爭。

手里的武器僅有石塊、棍棒、燃燒瓶，一桿槍都沒有，無論如何也無法進行現(xiàn)代戰(zhàn)爭，誰都不知道混戰(zhàn)將導致怎樣的結果。偶然的狀況下，自己被殺死或者殺死對方，都是十分可能的。就像前一年警察解除日本大學街壘封鎖的時候發(fā)生的慘劇，如果扔出的石頭砸死了警察，自己也會被追究殺人罪。不做好類似的思想準備，是不可能堅守在安田講堂內(nèi)的。

就這樣，唯有考慮了全部可能性、下定了即便如此也不當逃兵這種決心的青年們，留在了安田講堂。當時我橫下一條心：無論事態(tài)發(fā)展到何種程度，都承擔這場斗爭的結果！

催淚彈橫飛，燃燒瓶起火，從天空到地面，瓦斯液與水龍的水霧幾乎淹沒了安田講堂。但是，那種華麗壯觀的攻守作戰(zhàn)只不過是外在的風景。那風景內(nèi)部，是做好了那種思想準備、下定了戰(zhàn)斗決心的青年學生。

不僅如此。1968年，在日本大學這所每個方面都與東京大學形成對比的大學的校園中，也發(fā)生了青年學生的抗議。1968年11月22日，相互之間未曾有過關系的兩所大學的青年學生們，還有在那一年投身校園斗爭與反戰(zhàn)斗爭的無數(shù)青年們，在安田講堂前會師。安田講堂正門前的那座街壘，警察機動隊發(fā)動數(shù)次猛攻也未能突破，那座街壘就是日本大學全共斗的青年們建造的。

這樣，在那一年投身斗爭的青年們，在安田講堂中實質上構成了一個整體。這在日本青年運動史上，是空前的事件。那么，這種事件為何會發(fā)生？

譯后記

一段日本史，一種日本人

購得這本《以命相搏的青春：東京大學安田講堂，19681969》（原著日文名『安田講堂 1968-1969』），是2006年10月24日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區(qū)的書店。當時我正在駒場做客座研究。在那8年之前的將近5年間，即1994年至1998年，我曾在東京大學本鄉(xiāng)校區(qū)留學。本鄉(xiāng)校區(qū)是東大總部，安田講堂就在那里，因此留學時我對安田講堂的歷史已經(jīng)略有所聞。2002年，我在東京工作的時候，又讀到了安田講堂事件發(fā)生時警方主要負責人佐佐淳行撰寫的《東大陷落》。所以，2006年10月24日，我在與本鄉(xiāng)校區(qū)半城之隔的駒場校區(qū)書店看到這本《以命相搏的青春》，不僅很感興趣，而且忽然感受到了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距離，于是立刻買下。

閱讀《以命相搏的青春》，頗受沖擊，總是想起毛澤東的詩句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這本書呈現(xiàn)的是戰(zhàn)后日本的一段特殊歷史與帝國主義擴張史、經(jīng)濟騰飛史完全不同的社會運動史，書中那些信念堅定、純潔善良、朝氣蓬勃、勇敢頑強的青年學生，也是一種全新的日本人。那段歷史，那種日本人，都是中國人應當了解的。這種了解是對戰(zhàn)后日本的了解，也有助于我們認識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購書不久我就起了翻譯的念頭，但當時沒有時間。2007年7月結束客座研究回國時，自然是帶回了這本書。2008年初夏，《北京青年報》的編輯尚曉嵐女士來約日本方面的稿子，我便將《東大陷落》與《以命相搏的青春》兩本書結合起來，寫了一篇《1969：安田講堂的陷落》給她。那篇文章有些長，她刪節(jié)之后發(fā)表在2008年6月1日《北京青年報》的歷史縱橫版。文章配著兩本書的書影和安田講堂的大照片，占了整整四分之三版，頗有沖擊力。文章發(fā)表時，尚曉嵐寫了幾句簡潔精當?shù)陌凑Z：安保斗爭是日本戰(zhàn)后歷史的一個關鍵詞。昨天，6月15日，是安保斗爭紀念日。而1969年發(fā)生在東京大學的安田講堂事件是日本學生運動的一個縮影�；仡欙L云激蕩的20世紀60年代，不同的人，立場迥異�，F(xiàn)在，我將此文作為附錄收入本書，給讀者提供一點背景知識，也作為對尚曉嵐女士的紀念。尚曉嵐2019年3月病逝，至今已經(jīng)5年多。

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簽訂這本書的出版合同，是在2016年1月。約定的交稿時間是當年的7月15日之前。當時怎么也沒有想到，翻譯工作會拖延近7年。拖延的原因之一是忙忙于本職科研工作和相關的瑣事，這個無須多說。另一原因則是翻譯難度大。難度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安田講堂事件的社會背景復雜，過程曲折，但該書著者島泰三并非作為旁觀者對事件做全面、客觀的敘述，而是作為當事人從個人的角度敘述，其敘述還時常伴隨著難以抑制的情緒。如他在第三章第三節(jié)中所言，在事件發(fā)生37年之后，撰寫本書時重讀東大校長敷衍塞責的《八一〇布告》，他依然忍不住想罵人。因此，為了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進行準確的翻譯，必須反復閱讀原文，還要查閱背景資料。二是原著中的許多富于時代特色的、個性化的表達方式，以及專用詞語比如與越戰(zhàn)有關的美國人名，用日語片假名書寫的越南語發(fā)音的越南地名、人名，某些化學制品的名稱，等等，解決此類問題很花時間與精力。7 年間翻譯工作幾度中斷、幾度重開，時斷時續(xù)之間我長期堅持的完全翻譯（即讀懂原著中的每個詞、每句話之后再進行對應性的翻譯）觀念發(fā)生了改變。全部解決一本外文著作中的所有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本《以命相搏的青春》也一樣。詢問著者本是解決問題的捷徑，但是，受商業(yè)規(guī)劃限制，我與著者的聯(lián)系只能通過原著出版社間接進行，十分不便。所幸，著者認真回答了我書面提出的60多個問題。原著中極個別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在譯本中做了技術性的處理。閱讀這本書、理解20世紀60年代末以安田講堂事件為中心的日本學生運動，有若干關鍵詞：罷課、集會、游行、機動隊、全共斗、團體交涉、街壘等等。從這些關鍵詞，可以基本把握青年學生們的思想觀念與行動美學，進而理解戰(zhàn)后日本左翼思想的復雜性與多元性。罷課等詞好理解，無須多說，但全共斗團體交涉街壘三個詞，需要做一點解釋。全共斗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的學生運動中產(chǎn)生的新詞，后來被收入日本的權威辭書《廣辭苑》（巖波書店出版）�！稄V辭苑》對該詞的解釋是：全學共斗會議的略稱。19681969年間大學紛爭發(fā)生之際，在各大學成立的學生組織。日語漢字詞全學翻譯為中文即為全校。在當時的大學斗爭中，全共斗作為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基層學生組織，與日本政府，與學校當局，與日本共產(chǎn)黨，均有對立或斗爭。團體交涉一詞也是現(xiàn)代日本社會的伴生物，并且在后來的學生運動中獲得了新的意義�！稄V辭苑》團體一詞項下，衍生詞之一就是團體交涉，釋義為：指工會與雇傭者就工作條件進行交涉。此項權力獲得日本國憲法第二十八條的保障，雇傭者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拒絕交涉，即為不正當勞動行為。簡稱團交。日本青年學生與學校當局的團交，內(nèi)容雖然與工會的團交有別，但行動方式是相同的。街壘在原著中被寫作バリケード，是英語barricade的音譯詞，意思是街壘、路障、擋墻、鹿砦等。在當時日本的學潮中，青年學生為了與當局、警察機動隊對抗，根據(jù)場所的不同，從不同的條件出發(fā)，建造了多種不同類型的街壘。該書第三章第一節(jié)，即有對日本大學多種不同類型街壘的生動描述。

在島泰三撰寫《以命相搏的青春》的2005年，安田講堂事件已經(jīng)過去了37年。島泰三回望歷史，高度評價學生運動的意義，為學生運動被鎮(zhèn)壓感到惋惜，并在第十章提出了一個假設：如果當時東大、日大的青年學生能夠與日共、右翼體育會等聯(lián)合起來，那么就能夠從根本上改造日本社會。這是意味深長的。當年日本的那些青年學生尚處于青春期，對社會的認識、改造社會的理念都欠成熟，但是，他們在最敏感的年齡段切身感受著自己身處的日本社會，他們決絕的、自殺式的抗議行動本身是社會問題導致的，是多種社會病的病狀。可以肯定，如果當年安田講堂事件不是以那種方式結束，那么今天的日本一定是另外一個樣子�，F(xiàn)在，《以命相搏的青春》已經(jīng)出版19年，我們距離安田講堂事件已經(jīng)56年，日本也加快了走向正常國家的步伐。這種情況下閱讀這本《以命相搏的青春》，對于東北亞的歷史問題與現(xiàn)實問題，應當都會有新的思索。

最后，要感謝三聯(lián)書店的葉彤兄與張亞囡女士為該書中文版的出版付出的勞動。

清樣校讀完畢，心中略有感慨。畢竟，七八年來的努力是有價值的。

董炳月

2024年6月9日改定于寒蟬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