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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書論述上海的族群，撰寫本書起意于得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城。1977年，我初次來到埃爾帕索，同兩位朋友一道，從事對卷入19721974年法拉制造公司罷工的奇卡納女工的口述史研究工作。奇卡納女工在罷工期間形成的聯(lián)合組織令人印象深刻。聽說這次罷工也被描繪成奇卡納和墨西哥的女工之間的分裂和對抗，這讓我們最初感到困惑。我們在1978年和1979年回頭進行深入訪談時發(fā)現(xiàn)，這些分裂派系夾雜著像埃爾帕索那樣的邊城所具有的族群含義。
1979年我來到上海，花了兩年時間研究棉紡廠女工史。在那時，我總是能想起在埃爾帕索采訪過和結交過的婦女們，我們曾試圖解開關于她們團結和摩擦的謎團。也許是無意識地，在埃爾帕索令我全神貫注的問題影響了我的研究，因為不無巧合的是，上海女工內部（特別是在來自江蘇省北部和南部的女工之間）的分隔，成為本研究的主導旋律。長江對江蘇的分割，令人回想起（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格蘭德河所代表的分隔，該河把埃爾帕索同墨西哥邊境的華雷斯城分隔開來。根據(jù)上海以原籍為基礎分隔的最初提示，我加緊采訪和閱讀文件資料以探索這種分隔對女工生活的含義和對階級意識和政治組織發(fā)展的影響。
然而，在有關女工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中，有一個基本問題依然無法回答，這關乎來自江蘇南北兩個地區(qū)的人之間分隔的根源，尤其是江蘇北部土生土長的人即蘇北人地位低下的根源。有兩點認識使我有興趣對這個問題刨根問底：第一，分隔并不限于棉紡廠，而是事實上
在上海形成了社會和經(jīng)濟等級結構；第二，這種分隔及對蘇北人的偏見在1949年社會主義革命以后的一段時間里依然存在。于是，本書在剛開始時的部分，試圖分析在上海出現(xiàn)這種偏見的根源。起初我設想的是寫一部關于上海蘇北人的歷史。
由于有關蘇北人資料的極度匱乏，好幾次我差點放棄這個項目。但最迫使我想放棄的是一個驚人的認識，我在已經(jīng)工作好幾年之后才意識到，根本不存在關于蘇北或蘇北人的明確定義。我一直以為，包括我的大多數(shù)知情人也都以為，誰是蘇北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在我開始調查時，我發(fā)現(xiàn)蘇北并不是一個客觀的、明確界定的地區(qū)，而是代表一種關于某個特定地區(qū)同質同類的信念。該地區(qū)可以包括整個江蘇北部，也可以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鄰省山東、安徽的一些地區(qū)以及江蘇南部的某些地區(qū)，就看你問誰了。它可以按地理、語言或經(jīng)濟狀況來界定，但是每一種界定都產(chǎn)生即使不矛盾也差別很大的定義。我的課題和我的消息來源的可靠性，在我眼前仿佛都消失了。
我沒有中止我的研究，這種令人不安的認識反而最終改變了我。從那時起，我不再殫精竭慮去拼湊上海蘇北人正史了，而是去探討蘇北人這一類別被建構的過程及其發(fā)揮的功能。在我開始把籍貫（比如蘇北人的籍貫）看作社會建構的類別時，也開始考量籍貫表現(xiàn)族群含義的方式。我越來越明白，至少在上海，原籍界定了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在美國歷史上一向被認為是族群關系，這種分析以前從未應用于中國，也許是因為壓倒多數(shù)的人口都是漢族身份吧。于是，本研究最終沒有成為關于上海底層社會形成的研究，而是成了關于創(chuàng)立中國族群學的研究。
本書并不僭稱是上海蘇北人的完整歷史，也不按編年次序編排。相反，每一章都探討蘇北族群被建構和受到爭議的歷史場合。導論之后的三章聚焦于精英集團對蘇北人這個社會類別的建構。第二章探索同蘇北有關的種種含義，分析其作為社會類別的產(chǎn)生以回應蘇北移民來到江南和上海的現(xiàn)象。上海的蘇北移民群體的形成和上海當局把這個群體邊緣化的企圖是第三章的主題。第四章聚焦于蘇北人在上海的從業(yè)經(jīng)歷，分析勞工市場是如何產(chǎn)生族群，又是如何受族群影響的。第五章將我們的視角轉向蘇北人本身，探索他們如何建構他們自己在上海的身份，如何對精英集團炮制的蘇北身份進行抗爭和抵制。1932年日本進攻上海，獨一無二的歷史瞬間出現(xiàn)了，在那時，蘇北人的地位成為公眾辯論的主題，這個社會類別史無前例地遭到冷遇和受到挑戰(zhàn)，這是第六章的主題。盡管頭幾章全都聚焦于晚清和民國時期，第七章則論述1949年以后一段時間蘇北族群的存續(xù)和對之進行的商討，第八章也是本書最后一章，是對籍貫的族群含義方面的反思。
社會類別的含義以往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我質疑社會類別的目的產(chǎn)生了一個術語學問題：如何指涉我所要描述其歷史的那個人群。我在本書從頭到尾使用蘇北這一術語來指涉江蘇北部，即從長江至淮河古道之間的核心地區(qū)，蘇北人則指該地區(qū)的居民。當我使用蘇北這個措辭時，系指那些當初在上海被稱為蘇北佬的人，而不論其確切的出生地在哪里。我如此用詞是希望蘇北一詞被理解為一個復合名詞既是現(xiàn)實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實際的類別，又是社會建構的類別。
在上海，最通常用來指涉江蘇北部的是江北而不是蘇北。事實上，許多上海人一聽說我在研究蘇北人就好奇地看著我，當他們一聽到江北這個術語的時候，我的主題就很清楚了。我使用蘇北這個術語是因為江北這個術語在上海已成為貶義詞，即使在以前也許并非如此。

我感謝許多朋友和同事對本項目的貢獻。最重要的是感謝他們鼓勵我堅持下去。我特別感謝羅麗莎，在我十分確信我的課題已經(jīng)告吹時，她幫助我理清了各種可能的思路，令人振奮。黛安娜·懷利花費很多精力在紐黑文聽取了我關于籍貫族群的最初步的想法并對此提出批評意見。在我動手寫書時，柯臨清、韓倞、賀蕭、瑪麗蓮·楊以及羅麗莎投身到我們在周六開的馬拉松式的會議中，其中大部分的時間用來討論我的作品。他們逐字逐句地閱讀和評點數(shù)易其稿的本書各章，易稿次數(shù)之多可能是我們當中任何一位留心記憶所不及的。
另有許多人也對本項目作出了貢獻。裴宜理和曼素恩不僅極其慷慨地讓我分享了她們擁有的有關上海工人的資料，而且還對整部手稿提出了詳盡的評點。我也感謝戴慧思、史景遷和白凱閱讀和評論了本書最后一稿。戴維·蒙哥馬利提供了取之不盡的例證。多年來，許多同事?lián)苋呱W臨飯局和會議，討論有關蘇北人的理念和提供知情人線索，他們是：安敏成、白彬菊、周錫瑞、康無為、李中清、托馬斯·羅斯基、蕭鳳霞、王紹光、范力沛、魏斐德、華志堅、魏愛蓮、蔡九迪。韓森貢獻了她研究宋代的經(jīng)驗，她幫助我正確地分析有關資料方面的問題。米凱拉·迪萊昂納多慷慨地貢獻了她在有關族群的人類學文獻研究方面的專長。
然而，倘若不是上海眾多人士慷慨襄助，恐怕永遠不會有這份書稿，要不是美國的朋友和同事們的批評指正，恐怕連主意也不會有。我首先要感謝那些同意我采訪的在上海的蘇北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協(xié)辦了我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其外事部門的工作人員趙念國，常常竭盡全力安排訪談。我感謝筱文艷、馬秀英和上�；磩�團的成員幫助安排了一次令人難忘的蘇北之行。我在上海期間，鄧裕志、徐新吾、薛素珍、陳曾年對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和幫助。
好幾項學術基金使我從事這項研究成為可能。這些學術基金來自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
王氏中國問題研究所、耶魯國際與地區(qū)研究中心、耶魯大學格里斯沃爾德基金會。這些資助使我得以借重趙小建、申曉紅、梁侃的非常寶貴的研究襄助。在耶魯大學出版社，查爾斯·格倫奇給予精神上的支持，有時還會悄悄提醒，這正符合我對編輯的預期。勞倫斯·肯尼對手稿做了仔細的校訂。鄧爾麟代表出版社對手稿所作的評論充滿真知灼見，促使我對自己的分析精益求精。
有幾位人士對本項目作出了不那么直接但還是很有意義的貢獻。我感謝莉莎·菲奧爾馬塔和路易絲·默里提供了紐約西村的一套公寓，使我能花一周時間對本書的尾章進行反復思考；伊迪絲·赫德提供了一所可以眺望舊金山的房子，使我在那里修改定稿；也要謝謝羅莎和馬婭自己玩耍、講故事；莉西婭·菲奧爾馬塔拓展了我在思想上和地理上的想象力。 最后，從我倆1977年前往埃爾帕索起，歷經(jīng)無數(shù)次去中國的研究之旅，賀蕭始終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嚴峻的批評者，也是一位任何時候都可以依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