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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小說中有這樣一個人物系列：趙太爺、錢太爺、舉人老爺（《阿Q正傳》），趙七爺（《風波》），丁舉人（《孔乙己》），魯四老爺（《祝�！罚�，慰老爺、七大人（《離婚》）……他們后來被統(tǒng)稱為“地主”，具體則又被分為“地主階級統(tǒng)治者”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兩類。但是他們和典型的“地主”形象似乎不大一樣。首先，在小說文本中，他們通常被稱為“老爺”“太爺”“大人”。其次，研究者也注意到，魯迅小說中這些“地主”人物的行為特征也與典型的“地主”形象有別。他們統(tǒng)治的暴力性一面并不突出，具體的剝削行為也幾乎看不到，研究者由此總結他們主要是在精神上統(tǒng)治和奴役農民階級。在他們的精神統(tǒng)治下，農民普遍不覺悟，意識不到自己被壓迫的階級地位，因而不能自覺進行反抗。那么，主要進行精神統(tǒng)治的地主人物，是魯迅的特別發(fā)現(xiàn)嗎？他們的精神統(tǒng)治以何種方式、如何進行的，從而使得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也成為被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地主階級是否可以這樣劃分為“地主階級統(tǒng)治者”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兩類，前者主要活動于政治、經濟領域，追求物質的實際利益，而后者則主要在社會思想領域進行統(tǒng)治，維持封建社會思想界的秩序？封建社會歷史中是否曾現(xiàn)實地存在這種統(tǒng)治領域的相對分割，從而相應地有這樣兩種類型的人物，并且統(tǒng)屬于一個“地主”階級？

另一方面，魯迅小說中實際出現(xiàn)的一種社會角色——“紳”或“紳士”，具體所指何人，卻似乎少有人追問。比如，“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狂人日記》）；“兵，匪，官，紳，苦得他跟木頭人似的……”（《故鄉(xiāng)》）�！凹潯笔且蝗菏裁礃拥娜�，他們何以能與知縣一起對村民掌嘴，何以把千千萬萬的閏土們壓榨得麻木不仁呢？

追索或辨析現(xiàn)代文學中“紳士”向“地主”或“知識分子”的轉換及其背后敘事與“社會”的關系，不能不自《吶喊》《彷徨》始，重新進入“魯鎮(zhèn)”“未莊”等地方空間。

第一節(jié)《離婚》：紳權與地方社會

《離婚》寫于1925年，是小說集《彷徨》的最后一篇。學界關于魯迅的每一篇小說的研究都相當充分，不過貼近《離婚》這一短篇小說來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在既有研究中，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爺、七大人一般被視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典型形象”且“體現(xiàn)出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本質”；愛姑則是一個富有反抗精神又有局限性的勞動婦女形象，“她對壓迫她的封建統(tǒng)治和封建禮教并沒有本質的認識，而卻又幻想用個人的力量去反抗壓迫”。關于小說講述的故事，林非的闡釋具有代表性。他指出愛姑找慰老爺、七大人裁決婚姻矛盾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的不覺悟”，對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嚴重的誤解”；而作為封建階級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權威，這種權威造成了人民群眾的一種莫名其妙的畏懼心理”。那么，被壓迫者何以“不覺悟”而對統(tǒng)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壓迫者對統(tǒng)治者的“誤解”與后者權威的建立之間有何關系？人民群眾“莫名其妙”的畏懼心理究竟為何？

拓展學科視野，借鑒社會史研究成果，或能對小說人物關系有更加明晰的認識：愛姑與七大人其實處于中國地方社會的紳民關系格局中。圍繞愛姑的婚姻糾紛調解事件，小說生動地展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很重要的權力形態(tài)——紳權的基礎、特征與運作的過程。在《離婚》這一短篇小說中，亦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史信息，對小說意義的闡發(fā)應當與小說所展開的社會空間相結合。

一、　何以權威？

小說開篇，通過船上一群人之間的談話，得知莊木三和愛姑父女兩人要到慰老爺家請求七大人裁決愛姑的婚姻糾紛，而且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去。這件事情已經拖延兩年多了，他們一直在找慰老爺進行調解，但是至今沒有平息。這里的問題是：愛姑的婚姻糾紛為什么要找慰老爺、七大人來“說和”？慰老爺、七大人的身份是什么？從小說中可以看出七大人雖然很有權威，但是他不是“官”。雖然和知縣大老爺換過帖，有點平起平坐的意思，但這也就顯示他不屬于知縣所屬的官僚系統(tǒng)，他并不掌握正式的權力。那么他們何以能夠裁決愛姑的婚姻糾紛呢？研究者認為這是“由于當時的社會風氣，社會心理。人民群眾中發(fā)生了矛盾糾紛，如果不告到官里去，就要請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的人物出面調解。這同樣反映當時人民群眾的不覺悟，不論莊家還是施家，都是這樣認識的”。然而，愛姑等人找七大人說和，這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風氣、社會心理，也不單單取決于人民群眾的“覺悟”狀況，而是與鄉(xiāng)土社會權力結構相關。慰老爺、七大人之所以成為“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的人物”，乃是因為他們掌握著紳權，以此處理鄉(xiāng)村事務，實行著對基層社會的控制。

社會史考察指出，傳統(tǒng)村莊社會的特點是雙層權力架構，有著“官方”與“非官方”、“體制內”與“體制外”之分，二者在村莊正常社會政治秩序運作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鄉(xiāng)村社會秩序正常的運轉則由體制外的權力組織——村莊內生的領袖承擔并維持。基于這樣一種社會秩序，鄉(xiāng)里社會倡導“無訟”，一般糾紛都力求在鄉(xiāng)村社會內部求得解決。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格局中，愛姑父女才向慰老爺、七大人尋求調解。

那么，慰老爺、七大人何以贏得赫赫權威，從而能掌握調解鄉(xiāng)里社會糾紛的權力呢？小說展現(xiàn)了七大人等人的權勢的兩個基礎，首先是他們知書識理；其次是他們憑借其功名地位參與地方事務，并贏得村民們的信任。這體現(xiàn)了“士紳”的典型特征。

知書識理，尤其是要取得功名，這是士紳擁有鄉(xiāng)里社會主導地位的基礎。知書識理提供了處理地方事務、維護鄉(xiāng)里秩序必要的知識和能力。最重要的是，功名需要通過參加科舉考試才能獲取，即需要“國家合法性權威”的認定，通過這樣的認可程序，從而保證士紳階層在意識形態(tài)上與皇權體制的一致性。以功名為基礎取得士紳地位，這樣的制度設計保證了體制內與體制外權力格局的銜接，士紳“遂成為溝通城市和鄉(xiāng)村、封建皇權與基層地方社區(qū)的重要社會力量，使中國基層社會的行政權和自治權奇妙地融為一體”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頁。。然而，功名身份僅僅是獲得士紳地位的基礎，如果不參與諸如調解鄉(xiāng)間糾紛這樣的地方事務，其身份優(yōu)勢就無法轉換為權威。如果將七大人擁有的財富視為經濟資本，與知縣大老爺?shù)慕磺轶w現(xiàn)了他的社會資本，“知書識理”屬于文化資本，那么他還需要參與鄉(xiāng)村公共事務，才能將前述優(yōu)勢轉化為象征資本，即贏得士紳的權威。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視為士紳對于鄉(xiāng)村社會的責任。在行政能力不能達到的鄉(xiāng)村社會，總有社會事務需要有人出面組織。

“士紳”正是憑借功名身份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贏得民眾認同和個人聲望，從而取得的一種社會地位。由此可見，“村莊領袖的權威來自社區(qū)民眾認同的合法性權威，其統(tǒng)治力與支配權并非通過‘暴力’方式獲得的，而是一種布迪厄所說的‘溫和支配力’”。在小說中，愛姑等人相信“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正體現(xiàn)了紳權這一典型特征。從愛姑這一方面來講，找慰老爺、七大人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最強暴力，而是因為相信他們會講“公道話”。這也是她面對七大人的威勢一再據理力爭、不斷給自己打氣、堅持自己的請求的心理基礎，而且慰老爺也多次宣揚七大人是最講公道話的、最公平的，這也是與愛姑父女同船的村民們的共同看法。比如，汪得貴就認為“他們知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相信慰老爺不會因為接受施家的吃喝而偏袒對方。對于愛姑父女、汪得貴等人而言，這并非完全由于自身的不覺悟。社會史考察指出，在具有一定自治性的鄉(xiāng)土社會中，村民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士紳階層的統(tǒng)治，毋寧說這一社會格局是在紳民雙方互動關系中形成的。對士紳而言，調解糾紛既是他的權力，也是他的義務；對于村民而言，這既是他們基于實際需要對于士紳階層的期待，他們也以社會輿論、道德評價等方式對這種權力進行約束。比如，愛姑父女、八三哥、汪得貴等人在船上的議論就構成了這樣的輿論空間。

在慰老爺、七大人之外，魯迅小說還塑造了諸多這樣的士紳人物形象�！胺蛭耐�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錢之外，就因為都是文童的爹爹”（《阿Q正傳》），士紳不僅僅指的是獲取功名者本人，還包括他的家庭成員。魯四老爺（《祝福》）是個“監(jiān)生”，舉人老爺則被直接以功名相稱——“這老爺本姓白，但因為合城里只有他一個舉人，所以不必冠姓，說起舉人來就是他。這也不獨在未莊是如此，便是方圓一百里以內也都如此，人們幾乎多以為他的姓名就是叫舉人老爺了�！保ā栋�Q正傳》）其身份光芒所及，連阿Q也因為“在這人的府上幫忙，那當然是可敬的”。士紳的地位高下與功名有直接關系，功名越高，相應的地位越高，由此還帶來了士紳影響的地方性差異。舉人老爺居住在城里，影響全縣；趙太爺、錢太爺?shù)膭萘Ψ秶�就限于“未莊”。無論是在“魯鎮(zhèn)”還是“未莊”，官府的身影很少出現(xiàn)，實際活動在這里、掌握著這里的權力和財富、享有權威和地位的主要是如七大人、慰老爺這樣的士紳。在七大人、趙太爺?shù)热说纳砩希�可以看到士紳的身份地位、行為特征；在魯�?zhèn)、未莊，無時無刻不可以感受到紳權在主導著社會秩序的運轉。社會史研究則確認了“士紳”在傳統(tǒng)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響，在社會結構中的樞紐地位。比如費正清認為：“在過去一千年，士紳越來越多地主宰了中國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會學家稱中國為士紳之國�！痹诘胤缴鐣�中還原這些權勢者的“士紳”身份，才能深入地理解魯迅小說的現(xiàn)實主義，更完整地體會魯迅小說呈現(xiàn)“老中國”的準確、深刻。

短篇小說《故鄉(xiāng)》中最令人難忘的當是“我”與閏土再見的場景：他站住了，臉上現(xiàn)出歡喜和凄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tài)度終于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評論家多關注閏土那麻木的精神狀態(tài)、自然生命力的消失，并結合下文，“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由此論斷這是社會壓迫、階級剝削造成的結果。關于“我”與閏土之間這層可悲的“厚障壁”，也有論者指出，當年是階級界限，但是“我”現(xiàn)在已經是知識分子，“我”與中年閏土之間的那層“厚障壁”不是階級隔閡，而是思想麻木的閏土對“我”的不了解所導致的隔膜。其實這一“厚障壁”是存在于“我”和閏土之間的，不僅與閏土有關，而且與“我”亦有內在聯(lián)系。“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的震驚不僅包含著對于“閏土”命運的感嘆，也不只是因為發(fā)現(xiàn)自己成為故鄉(xiāng)的“陌路人”，更為驚心的波瀾來自“我”內心深處對于命運的頓然發(fā)現(xiàn)和深長感嘆：短短的幾十年間，“我”已經遠遠地脫離了定居家鄉(xiāng)、從一個“少爺”成長到“老爺”的士紳生活軌跡，而在陌生的都市里踏上了作為一個現(xiàn)代知識人那未知的道路。

兒時的迅哥兒雖然和閏土玩得很開心，但是兩者其實處于社會等級結構中的不同階層�！澳菚r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薄豆枢l(xiāng)》帶有作者自身很強的投影。魯迅本人即出身于典型的士紳之家。在紹興，士大夫家族的居所被稱為“臺門”。城南覆盆橋周氏共有三個臺門，一般稱為老臺門、新臺門和過橋臺門，魯迅出生于東昌坊口的新臺門。周作人回憶：“鄉(xiāng)下所謂臺門意思是說邸第，是士大夫階級的住宅，與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因此這里邊的人，無論貧富老少，稱為臺門貨，也與普通人有點不同�！笔考澟c民眾之間的等級是明確的。雖然“我”小時候和“閏土”玩得無拘無束，不拘禮法，但這不過是年齡原因，并不意味著社會等級的消失。

幾十年間世事滄桑巨變，“迅哥兒”自從離開故鄉(xiāng)，走異路，逃異地，在陌生的都市里，已經漸漸完成了從傳統(tǒng)士紳階層向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裂變。士紳是一種社會等級身份，士紳階層與傳承千年的科舉制度尤其是明清時期的社會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是伴隨著近代學堂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創(chuàng)建而產生，并在五四運動前后才初步形成的。兩者的世界圖景是不一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結構也是不一樣的。但是故鄉(xiāng)卻基本沒有改變，包括這里的社會形態(tài)。閏土按照本有的社會等級稱呼“老爺”，只是這一聲對迅哥兒不啻驚雷，一下子使他意識到不僅是自己和閏土的距離，而且還有自身所發(fā)生的裂變。不僅是閏土變木呆了，而且因為迅哥兒變“現(xiàn)代”了�；�于舊時社會結構的稱謂與迅哥兒此時身份認同反差太大，他強烈地意識到一種斷裂，“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在過去面前，驚覺了自己的現(xiàn)實處境，無可奈何地確認了自己身份的裂變。“我”已經不是當年的“迅哥兒”，已經不可能真正回到曾經的故鄉(xiāng)了。

在返鄉(xiāng)與告別的這幾天里，“我”心頭的百般滋味、萬千感慨，置于中國士人的文學傳統(tǒng)中來對比，將更為顯豁。這是曾延續(xù)千余年的士紳階層在向現(xiàn)代知識分子轉型時刻的深長詠嘆。因為在士紳傳統(tǒng)中，返鄉(xiāng)是歸宿，是目標，是在外宦游一生終于可以回歸故里的時刻，終于可以在家鄉(xiāng)享受生活，享受尊重了�；氐搅恕豆枢l(xiāng)》，“我”卻是要賣掉祖屋，賣掉家具，告別同族和鄰居，告別兒時的伙伴，繼續(xù)遠在異地（城市）的漂泊。文章開篇已經確立了基調，蕭索而悲涼。不同于士紳還鄉(xiāng)的快慰，“我”返鄉(xiāng)卻是為了告別。它清楚地標識出了士紳與知識者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命運軌跡。然而，故鄉(xiāng)還是“士紳社會”的延續(xù)。比如，楊二嫂對于“我”在外人生的想象：“啊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xiàn)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學而優(yōu)則仕，乃是科舉制度的設計。新教育改變了這一模式，著力培養(yǎng)的是立足于各個職業(yè)崗位的有知識的現(xiàn)代“國民”，已和選官制度脫鉤。但這又是“我”無法給楊二嫂解釋的，所以“我”只能無語。對故鄉(xiāng)的告別，不僅僅意味著與童年記憶、與家族積淀的告別，而且也意味著對在故鄉(xiāng)做一名士紳這一人生道路的徹底放棄，對士紳傳統(tǒng)的告別。告別故鄉(xiāng)之后，前方的路并不明確，還需要一個人孤獨地探索。

通過《新青年》雜志或小說集《吶喊》來閱讀《故鄉(xiāng)》的讀者，大多當是新興的知識階層的一員，他們可以與文本內外的“鄉(xiāng)愁”相共鳴，不過這一群體最初是有限的。而坐在中學課堂上，在中學課本上閱讀《故鄉(xiāng)》的學生，尚不能稱為“知識分子”。但是，經過新教育的課堂，他們在觀念和知識體系方面將逐漸成長為新一代知識者，同時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相應地由鄉(xiāng)村而縣城，由縣城而省城而都市進行遷移，驀然回望故鄉(xiāng)，已漸行漸遠，其間橫隔著城鄉(xiāng)兩個世界�；匚吨袑W課堂上閱讀《故鄉(xiāng)》的體驗，也許當時只有朦朦朧朧的感受，而隨著離鄉(xiāng)進城的遷移，他們的感受逐漸明晰而強烈。由此，《故鄉(xiāng)》就不只是一篇中學時代的課文，由最初的感染到逐漸的喚醒，再到深深的共鳴，回首當初的閱讀仿佛是對一個現(xiàn)代知識者一生的預言。——與雜志和單行本不同，教科書不但傳播著《故鄉(xiāng)》，其依托的新式教育體制同時在生產現(xiàn)代“鄉(xiāng)愁”。

《故鄉(xiāng)》不僅是因為其本身的“經典性”，才進入中學語文教科書，也不僅是因為進入了教科書，才逐漸成為鄉(xiāng)愁“經典”。新文學的語言形式、情感內容與新教育機制本身，另有一種共振效應——以轉型視野重讀《故鄉(xiāng)》，即可觸摸這一點。身份轉型、制度巨變、空間分立，凝練于一篇《故鄉(xiāng)》之內；而通過教科書，新文學與新教育相呼應，新教育的內容與形式相共振。文本內外溝通，創(chuàng)造與再生產相疊加，當是短篇小說《故鄉(xiāng)》成為現(xiàn)代鄉(xiāng)愁“經典”的多重內涵。

與明清科舉制度相伴生，士紳階層身處國家與社會之間，既身居鄉(xiāng)里，又掌握紳權，原本是地方社會的主導者，鄉(xiāng)里社會的糾紛通常由其出面來調解。然而，清末以來世事巨變，士紳階層的新一代在時局推動下，因接受新式教育先離鄉(xiāng)后離國，再返鄉(xiāng)者或被稱為“假洋鬼子”，感受著身份轉換中的尷尬；入都市者可能轉型為“知識分子”，并由此漸漸告別地方社會和士紳傳統(tǒng)，原本存身的“地方”就此成為難以回去的“故鄉(xiāng)”。在對身份本身的關注之外，由地方視野中，既可見七大人、慰老爺、舉人老爺?shù)扰c“我”之間看似各不相屬，其實有一條社會階層分化變遷的線索；而百余年來，離鄉(xiāng)進城的趨勢至今不衰，又可見魯迅小說以其凝練而具有的現(xiàn)實生命力�！秴群啊贰夺葆濉纷鳛楝F(xiàn)代小說開山之作，也包含著對士紳階層近代蛻變的深刻洞察與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