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世界是一個重回到大國競爭的世界，理解這些大國的重大戰(zhàn)略至關重要。這本書介紹了分析大國戰(zhàn)略的十個關鍵詞，并展示了世界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歐盟，是如何形成他們今天的戰(zhàn)略決策的。作者呼吁和平穩(wěn)定、互惠共贏的國際關系發(fā)展格局。
這部作品概述了如何建立減少對抗性的國際策略以及更加和平穩(wěn)定的世界秩序，巧妙而生動地圍繞十大戰(zhàn)略關鍵詞展開，講述了大國對于競爭理性創(chuàng)新等十大關鍵詞做出的抉擇，將理論、歷史和當前政策分析相結合，嚴謹清晰、通俗易讀。本書是一部全球視野下的國際戰(zhàn)略指南，也是對21世紀地緣政治的規(guī)范性論述，幫助讀者看懂日益多極化的世界和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關于制訂計劃和決策的靈感之源：我相信，沒有哪個指揮官敢發(fā)誓說某個計劃或構想完全源于自己的大腦。對命令進行思考需要全神貫注，而在命令發(fā)布后，讓人說出一個偉大計劃的最初靈感是來自自己的大腦還是來自外界的提示，這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個大學老師，工作壓力比統(tǒng)帥軍隊小得多。但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一樣，我不敢說本書中的每個概念都是我的獨創(chuàng)。我同時在根特大學和比利時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Egmont-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russels）任職。布魯塞爾是歐洲的外交事務中心，我的工作崗位給了我很大的便利，我總是能接觸到許多有趣的人：本校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和教師，歐洲各國、美國和亞洲各國智庫的同行，軍官，外交官，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成員國和在布魯塞爾有代表處的國家的官員。我與他們中的很多人結下了友誼，他們分享的見解也讓我獲益良多。我們總是在不停地討論，這有助于我產生新的創(chuàng)意，并使我的思維更加敏銳。最令人興奮的討論時光，往往是在共飲或聚餐時。晚餐吃得好，報告才寫得好。我們比利時人對拿破侖的外交大臣塔列朗的這句名言從來都深信不疑。
雖然身處這個總能給人以啟發(fā)的群體中，增強了我的自信，但以大國戰(zhàn)略和美國、中國、俄羅斯、歐盟之間的關系為主題寫一本書，仍然是一個冒險的行為。當然，我不會假裝自己是個了解這些國家及其政策的專家。因為我不會說中文和俄語。盡管這兩個國家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等重要文檔都有英文版，但我也只能從兩國學者發(fā)表在英文出版物上的文章中學到一些皮毛。但幸運的是條條大路通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所在地），所有的智庫都會定期派代表訪問歐洲，我有很多機會向這些優(yōu)秀的訪客請教。同時，我每年都會到位于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講授一門暑期課程，到莫斯科參加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的年度討論會，這讓我有機會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學者直接交流。2020 年，因為新冠疫情，這兩個項目都中斷了，雖然我也會通過網絡開展交流或進行集體討論，
但面對面的現場交流是不可替代的。我與歐盟、美國和英國學者的接觸，是很充分的。此外，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也一直在搜集其他語種的資料。在引用它們時，是我親自翻譯的。
不過，這些工作并不足以讓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或一個氣候變化專家，也不能讓我深入理解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知識。我是一個政治學家，必然把注意力放在我最熟悉的國際政治方面：外交和防御。我認為一個國家，只有在國內經濟發(fā)展良好、政治穩(wěn)定的前提下，才能在國際政治中發(fā)揮積極作用。阿拉斯代爾·羅伯茨（Alasdair Roberts）也建議，應該將一個國家的國內戰(zhàn)略和國際戰(zhàn)略放在一起研究，因為如果分為國際、國內兩個大戰(zhàn)略，哪一個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大戰(zhàn)略。寫作這樣一本書，一個人不能只精通國內事務。
本書的主要內容，并不是分析在一個國家內部怎樣構建力量基礎，而是一個國家在國內基礎穩(wěn)定的情況下，怎樣在國際政治中運用自己的力量。我的目標是讓每個對國際政治感興趣的人，都能讀懂這本書。因此，我遵循偉大的歷史學家休·特雷弗 - 羅珀（Hugh Trevor-Roper）的教誨：生命短暫，如果不愿意努力把文章寫清楚，就不要期待有人會去讀它們。我認為，政治學家的責任并不是創(chuàng)作只有其他政治學家才能理解的專業(yè)論文。和麥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一樣，我期待在一個社會科學不會被令人費解的理論方法或晦澀不明的后現代主義評論束縛的年代，歷史和當代事件的面紗能夠以新的方式被揭開，為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見解。我以政治學的概念和理論為工具，展示出不同議題之間的關系。我使用了很多歷史上的案例，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對歷史學的熱愛，還因為如果對過去一無所知，人們很難充分理解今天的國際政治，而且以史為鑒，能讓我們將問題看得更加透徹。
我是一個專業(yè)的外交官，而他們是歷史學教授。因為虛榮，我們之間產生了可笑的沖突。在 1919 年巴黎和會上，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與美國代表團的非外交官人員會面后，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作為學者，我一直是個觀察者，有時候也會建言獻策，但我并沒有任何越俎代庖的打算，所以類似哈羅德·尼科爾森遇到的情況，就可以避免了。教授的一部分職責是研究各種思想，得出客觀結論。他們做出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會被納入國家智庫，供決策者作為決策依據。
把高度專業(yè)的學術文章、學位論文和易守難攻的小型堡壘（關于地區(qū)局部問題的課題）作為避風港，是著眼于創(chuàng)作大場面著作時常見的錯誤，但堆積如山的細節(jié)和我對同事高度警覺性的敬畏，極大地降低了我犯錯的可能。與大部分學者一樣，我也經常會躲進這樣的避風港。比如，我曾寫過關于歐洲防務合作技術性細節(jié)的論文。當然，從各個方面講，歐洲的防務問題都是一個小型堡壘。然而，只有了解了大局，才能理解細節(jié)。我在本書中試圖描述這樣的大局問題，并愿意承擔所有錯誤帶來的風險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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