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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化背景下，法律不僅要處理外部的風險問題，其自身也變成一個具有內在風險的系統(tǒng)。信息時代的速度性，使法律在時空層面上日益壓縮為系統(tǒng)的實時性溝通。如果說風險時代為法律帶來施米特式的決斷論危險，在速度時代，法律則陷入與代碼同化的危險。與此同時，法律知識與時俱進，其本身也呈現(xiàn)出信息化的特征。首先是各種法律規(guī)范、法律知識、法律行為的網(wǎng)絡化、數(shù)據(jù)化、智能化，并且呈現(xiàn)出新的傳播、聚合的方式和渠道；其次是原先由法律精英壟斷的法律知識為公眾所分享，公眾甚至參與創(chuàng)造、生產(chǎn)法律知識；最后，E-knowledge成為商品，讓知識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更加不均衡，形成數(shù)字與信息的“鴻溝”。
　　信息化的發(fā)展如此迅猛，讓相當一部分學者積極擁抱“技術信息主義”（即技術決定論），不過，我們在保持樂觀的同時，對風險一定要有清醒的認知。人類解放自己最終依靠什么？還是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是對自身意志的充分肯定，否則人類最終很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俘獲。人類必須要對人工智能以及之后出現(xiàn)的信息化背景下的技術行為進行規(guī)制，目前規(guī)制手段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技術手段約束人工智能的“過分行為”，另一種是通過法律手段約束人工智能的“過分行為”，后者正是法治所追求的目標之一。然而，法律的繁密化，也并非最優(yōu)選擇。有學者經(jīng)分析后發(fā)現(xiàn)，無論是托依布納“反身性的法”理論，還是盧曼的“充分應對社會復雜性的法”、昂格爾的“后自由主義法”、諾內特和塞爾茲尼克的“回應型法”、維索爾特的“程序主義法”以及維爾克的“關系主義法”，其實都旨在處理丹尼爾·貝爾意義上的“后工業(yè)社會”中法律形式理性危機問題。上述理論所展示的應對方法，均試圖實現(xiàn)法律的規(guī)范目的，并通過法律的控制，實現(xiàn)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運行的有序化。其造成的后果卻是越多規(guī)制，越多規(guī)避。
　　在信息化背景下，司法者（這里指法院）自身也遭遇整體性挑戰(zhàn)。首先，法律不再是法律精英們獨享的知識體系，而越來越為一般公眾所分享。如很多當事人在法院網(wǎng)站中反映自己的案件應該立案時，都可以嫻熟地使用“訴權”這個概念。其次，法律也具有多元化的趨勢。民間法的研究者發(fā)現(xiàn)，在中國當代社會理解法治首先要從傳統(tǒng)的偏狹的“法律國家主義”和國家法的范式中走出來，要從更廣闊的法治和民間法根植其間的民間社會背景來理解法律的淵源。司法裁判者完全依照國家法僵化裁判，可能遭到民間民俗或傳統(tǒng)意識的抵抗，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違背。最后，網(wǎng)絡媒體、自媒體的興起和各種信息交流的渠道擴大，讓人民群眾不必參與司法活動就可以了解司法，這為有關司法的話題成為公共話題或社會熱點話題進一步創(chuàng)造了條件。公眾通過微信、微博、QQ、各種論壇，擺脫了時空對交談的限制，展開了空前的、對案件審理的各種各樣的“參與”。很多時候，公眾對于法律、司法案件的理解是基于一些樸素的觀念、常理、常情，信息社會的資訊傳播，也使得這些樸素的意識能夠迅速集結，形成一種不同于官方或法律精英的公眾共識的民意。民間關于某些案件的“共識”，往往是人們對社會是否正義、能否對抗惡行的深層心理反應，雖然很難達成真正的一致性，也很難捉摸，卻是影響中國司法公信力的基礎要素，也是法院文化從內部文化轉為大眾可接受的外部文化前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