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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節(jié)選（洪子誠）

賈植芳說契訶夫讓他“像一個人那樣活了過來”，“像一個人”的“人”沒有前置詞和后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普通的人。契訶夫作品的人物圖譜中，基本上也是一些“小人物”，用當代一個奇怪的概念來說就是“中間人物”。我們從里面找不到搏擊風浪的英雄，其實也可以說沒有典型的壞蛋、惡棍。他刻畫了19世紀末俄國社會中下階層的各色人物：地主、商人，鄉(xiāng)村教師、醫(yī)生，農(nóng)民、大學生、畫家、演員、小官吏、妓女… …其中，知識分子占有重要地位，也傾注作家很多的復(fù)雜情感。他筆下的知識分子，大多是有道德理想、有莊嚴感，不倦想象、追求著有價值生活目標，并自認為對人類懷有責任的人。但同時，他們又是軟弱，缺乏行動力，生活在烏托邦夢幻煙霧里，什么大事都做不成的人�！妒钟洝分杏羞@么一條，“伊凡雖然能夠談一套戀愛哲學，但不會戀愛。”——賈植芳先生加了一個很好的注釋，指出了這里的雙關(guān)義：契訶夫之兄名伊凡，“伊凡泛指俄國普通人，以至有‘俄國伊凡’之說”。

這樣的人物自然難以鼓動起讀者的斗爭熱情，契訶夫也不會有這樣的打算——從《手記》中知道，他質(zhì)疑將人類歷史看成戰(zhàn)斗的連續(xù)，將斗爭當作人生主要東西的看法。那么，這些“灰色”人物有什么存在的價值？作為藝術(shù)形象他們的意義何在？或許可以用曾是契訶夫同胞的納博科夫的話作答：

……契訶夫暗示說，能夠產(chǎn)生出這種特殊類型人物來的國家是幸運的。他們錯過時機，他們逃避行動，他們?yōu)樵O(shè)計他們無法建成的理想世界而徹夜不寐；然而，世間確實存在這樣一種人，他們充滿著如此豐富的熱情、強烈的自我克制、純潔的心靈和崇高的道德，他們曾經(jīng)存活過，也許在今天冷酷而污濁的俄羅斯的某個地方，他們?nèi)匀淮嬖�，僅僅這么一件事實就是整個世界將會有好事情出現(xiàn)的預(yù)兆——因為，美妙的自然法則之所以絕妙，也許正在于最軟弱的人得以幸存。（《論契訶夫》，薛鴻時譯）

契訶夫在寫作上嚴格面對現(xiàn)實生活；他努力拓展生活的疆域，但從不寫他不熟悉、未曾深入體認的事物。《手記》中說，哈姆雷特不該為夢見的鬼魂奔忙，“闖入生活本身的鬼魂更可怕”。他的作品——小說、戲劇，也包括這本《手記》，給我們許多啟示、感動我們，犀利的觀察和評述推動著我們的思考。當然，我們也會有疑惑，也會與他磋商，甚至暗地里發(fā)生爭議。譬如：對人性的理解（“邪惡——這是人生來就背著的包袱”；愛、友情并不可靠，而仇恨“更容易將人團結(jié)在一起”）；對女性品格更多的苛求；對自然科學、科技發(fā)展推動人類進步的理想化想象……但是，我們沒有料到的是，這個熱切追求理想生活和人的高度精神境界，不斷揭露虛偽、庸俗、欺詐、暴力的作家，在世和死后，卻會受到冷漠、無傾向性、無思想性的責難，以至在他死后50多年，愛倫堡在《重讀契訶夫》中，還要用很多篇幅來為他辯護。

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一是契訶夫很少在他的作品中發(fā)表政治見解，在俄國當時的政治派別和意識形態(tài)紛爭中，從未明確表示他的派別立場和意識形態(tài)歸屬。另一方面，則是他看待生活、看待人的方式。對于責難他曾有這樣的回應(yīng) ：“我不是自由主義者，不是保守主義者，不是漸進論者，不是僧侶，不是冷漠主義者……我憎惡一切形式的虛偽和暴力”；“當然，我的小說中平衡正負關(guān)系的努力是可疑的。但要知道，我并不是在平衡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這些對我并不重要，我關(guān)注的是人物的虛假和真實�！�

“平衡”這個詞，也可以用分配、調(diào)適來替代，可以理解為慎重處理對立物關(guān)系。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說過，俄羅斯精神結(jié)構(gòu)中具有兩極化的對立傾向，一切事物均按照正統(tǒng)和異端來進行評價；俄羅斯人不是懷疑主義者，不大了解相對的東西。契訶夫?qū)�這一特性也有深切了解，他警惕、抵抗著這種極端性。《手記》中寫道：“在‘有神’與‘無神’之間，隔著廣大的空間。……俄羅斯人都知道這兩個極端之中的一個，但對于這中間卻毫無興趣�！逼踉X夫在“有神”與“無神”，愛與恨，觀念與行動、真實與美，犀利的揭發(fā)與體諒的同情……之間的“平衡”，從根本上說不是導(dǎo)向無原則的中庸、冷漠，而是尊重事物的復(fù)雜和多樣，并最終為常識，為弱者，為普通人爭取到存在的價值和尊嚴。

在“可疑”的平衡正負關(guān)系的努力中，藝術(shù)家的社會責任和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自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契訶夫的處理方式，也提供了后來討論這一無解問題的絕佳“案例”。“案例”這個詞，來自愛爾蘭詩人希尼，他寫有《尼祿、契可夫的白蘭地和一根敲擊棒的有趣案例》（The Interesting Case of Nero, Chekhov's Cognac and a Knocker 吳潛誠譯，《希尼詩文集》中馬永波譯為《尼祿、契訶夫的白蘭地與來訪者》）。這里牽涉到契訶夫一生中的一個重要事件：1890年30歲時的薩哈林島之行。這期間，契訶夫已經(jīng)確立了他的藝術(shù)家的社會地位，他執(zhí)意長途跋涉去考察囚禁各種罪犯的“罪惡之島”的決定讓莫斯科的朋友吃驚。契訶夫認為，作為一個幫人解除病痛的醫(yī)生，有權(quán)在世上占有一定位置，但是在許多人得不到自由，遭受苦難、折磨的情況下，從事修辭寫作和藝術(shù)演練，豈不是對生命的冒犯、褻瀆？他需要有所證明，他決定進入這個“罪惡之島”，與囚犯一起生活，寫出類乎見證之書的考察報告。臨出發(fā)時，朋友送他一瓶高貴白蘭地，在六個星期的舟車勞頓中一直珍藏。待到達薩哈林島的那一天晚上，才開瓶暢飲這琥珀色的醇香的酒。希尼將這看作是象征意義的一刻：白蘭地不僅是朋友的禮物，也是契訶夫的藝術(shù)：他對周圍的苦難毫不退縮，他有了回應(yīng)而獲得心安，獲得了作為一個藝術(shù)家的內(nèi)心的平靜。

這里涉及嚴肅、真誠的藝術(shù)家經(jīng)常面臨的藝術(shù)與真實、與生命，歌唱與苦難的緊張關(guān)系。如同希尼說的，詩歌、藝術(shù)無論怎么有所擔當，總有一種自由的，不受束縛的因素，總有欣悅、逃遁的性質(zhì)。因此，藝術(shù)家在抉擇上，在契訶夫所說的“平衡”上的工作并不容易，這種調(diào)適和平衡也無法一勞永逸。契訶夫的薩哈林島之行，是以親身深入苦難之境的行動來介入，也以撰寫類乎“見證”的，波蘭詩人Z·赫伯特的“敲擊棒”式的文字（赫伯特寫有題為《敲擊棒》（A Knocker）的詩：“我的想象/是一塊木板/我唯一的樂器/是木棍”），以面對實實在在的苦難和生命，來試圖減緩、解除詩歌、藝術(shù)與現(xiàn)實之間的緊張沖突。

我第一次讀契訶夫作品是1954年，那年開始上高中，從《文藝學習》讀到他的《寶貝兒》，也從這個雜志的封面見到他那標準的大胡子、帶夾鼻眼鏡的畫像。當時并不覺得《寶貝兒》有多好，還認為他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后來才知道他死時只有44歲，這樣的年齡，在我們這里還算是青年作家。原先以為只有藝術(shù)家會短命（莫扎特、舒伯特、梵高……），一直的疑問是，這樣的成熟、睿智、節(jié)制、美麗的文字，怎么會出自30余歲人的筆下。契訶夫無疑屬于那種將真理、正義放置在首位的作家。但是，他的藝術(shù)實踐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藝術(shù)、文本的內(nèi)部，是否也可以取得一種歌唱和生命緊張關(guān)系的平衡？而純粹的，并不傳達救贖訊息的美本身，是否也是增加世界良善的“救贖”的力量？回答應(yīng)該是肯定的。事實上，無論是契訶夫，還是希尼，都是將藝術(shù)、歌唱與現(xiàn)實政治的沖突，看作是特定歷史情境中的邂逅；契訶夫也明確將他的“贖罪”行為看作是個人的選擇。他們無意將這些普遍化，無意將踐行自己理念的行為扭曲為一種準則，而讓其他人都處于“道德的陰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