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安魂曲
關于阿來長篇小說《云中記》
時間的腳步真是迅疾，不知不覺間，已經進入2019年，距離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已經超過了十年。雖然十多年已經過去，但那一年5月12日的14時28分這個時刻，卻永遠留在了我們的記憶之中。那一天，一貫靜默的大地，似乎只是在不經意間顫抖了一下，前后持續(xù)了只有差不多兩分鐘的時間，便造成了幾十萬人的大傷亡，其中直接死亡者與失蹤者相加，總數(shù)就已經超過了八萬七千人。我們注意到，這場災難發(fā)生后，文學界有眾多作家奔赴災難現(xiàn)場，他們在積極參與救援的同時，也動用手中的筆，以各種文學形式既記錄災難的慘重，更記錄救援的及時與難能可貴。然而，多少有點令人不解的，是作家阿來的表現(xiàn)。既是四川作家，又是藏族作家，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阿來以自己擅長的文學方式對這場空前的大劫難與大救援做出反應，都是理所應當?shù)氖虑�。但阿來卻偏偏許久都處于靜默的狀態(tài)。
那么，是不是阿來果真就無話可說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在這里，阿來所嚴格遵循的，其實是文學尤其是小說這一文體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如果說報告文學或非虛構文學這一文體的作家可以依憑扎實的田野調查功夫而對諸如汶川地震這樣的事件做出迅速反應的話，那么，對如同阿來這樣杰出的小說家來說，當他試圖以小說的方式來對類似事件做出反應的時候，就必須經歷一個在內心里充分發(fā)酵醞釀的過程。在這一點上，《十月》雜志的編者，的確稱得上是阿來難得的知音：2018年正值汶川地震發(fā)生十周年，十年前，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阿來曾聲稱不能輕易觸碰。這種態(tài)度證明了作者對生命價值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虔誠和敬畏。十年后，一次特殊的機緣，終于讓作者找到了一種獨特的切入口，將筆觸伸向那場塵埃已散的災難。a雖然我們還無從了解阿來究竟遇到了怎樣的一種機緣，但擺在我們面前的客觀事實，卻是這部厚重異常的長篇小說《云中記》。換個角度來說，倘若阿來在當年順應政治或者道德律令，急急忙忙地加入當時一窩蜂的救災文學潮流之中，那他寫出的，就極有可能是應景式的更多注重社會價值內涵的問題小說。之所以強調這一點，倒也不是說優(yōu)秀的小說作品就不應該具備社會價值內涵，而是說除了社會價值內涵之外，也還應該同時具備深刻的情感價值內涵，以及足夠豐富的人性內涵與審美藝術價值，等。要想真正切實地做到這一點，沒有長時間的發(fā)酵與醞釀，其實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小說創(chuàng)作在考量作家所具藝術創(chuàng)造天賦的同時，其實也還可以被看作是對作家某種藝術定力的考量。
作為中國當代一位有影響的一流作家，從最早為他贏得盛譽的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到后來相繼推出的花瓣式長篇小說《空山》等，及聚焦本民族古老史詩傳說帶有明顯顛覆解構性質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到早幾年剛剛面世的山珍三部曲（《三只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其中《蘑菇圈》獲魯迅文學獎），阿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盡管從數(shù)量看絕對談不上多產，但卻保持了相當高的思想藝術水準。能夠做到這一點，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恐怕就是作家藝術定力的非同尋常�！对浦杏洝返尼j釀創(chuàng)作過程，再一次強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注意到，在為《云中記》專門撰寫的題記中，阿來曾經特別強調西方音樂大師莫扎特《安魂曲》對他寫作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向莫扎特致敬！寫作這本書時，我心中總回響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安魂曲，其實是眾多彌撒曲中的一種，因為被羅馬天主教用來超度亡靈，所以是一種特殊的專門用來安妥靈魂的宗教音樂。西方數(shù)量眾多的安魂曲中，以莫扎特未完成的這一部最為著名。正如阿來所精準概括的那樣，莫扎特《安魂曲》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莊重而悲憫。當阿來特別強調莫扎特《安魂曲》曾經對《云中記》的創(chuàng)作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他自己在這部與汶川地震緊密相關的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意欲達到的一種理想寫作效果，就是莊重而悲憫。因為活躍于《云中記》中的主人公，始終是那位孤身一人重新返回到汶川地震災區(qū)云中村的阿巴，所以，我們也完全可以把這部《云中記》看作是一個人的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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