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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和《一九八四》
陸建德

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似乎總是和政治關(guān)聯(lián)著，關(guān)于它的種種標簽無不折射出政治色彩。這部小說是冷戰(zhàn)時期的宣傳品，受到**程度的評價，自然會在某些國家遭禁。奧威爾于一九五○年一月病逝，亦即《一九八四》初版后半年，如果他自己能對小說的傳播和接受稍加影響，那么《一九八四》的知名度可能就不一樣了。比如奧威爾是由盟軍占領(lǐng)軍總部首先介紹到日本的，他的特殊價值因《一九八四》而被發(fā)現(xiàn)。奧威爾本人未必樂見這樣推廣的方式。作者之死在羅蘭?巴特那篇著名文章問世之前就與人方便。
《一九八四》很早就來到了中國。英國著名詩人、文學批評家威廉?燕卜蓀曾是奧威爾在倫敦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時的同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在北大任教。《一九八四》出版后，他在北京收到了一本。據(jù)考，小說是奧威爾本人通過經(jīng)紀人轉(zhuǎn)告出版商寄往中國的，他還特意囑咐，不要在書上留下作者贈閱的字樣，以免給燕卜蓀帶來麻煩。顯然，作者知道這本書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燕卜蓀并不欣賞《一九八四》，他評價說：（小說）像烙鐵一樣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影響微乎其微，一則說明冷戰(zhàn)宣傳發(fā)生效力，如果它屬于反共的范疇，當然連讀也不讀就堅決拒之門外了。二則進入五十年代，英美文學在國內(nèi)的傳播受到極大限制，這一狀況一直到文革結(jié)束后才徹底改觀。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外語風的興起，奧威爾和《一九八四》的名聲就響起來了。一九八二年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上收有奧威爾的條目，是巫寧坤先生寫的。那時奧威爾在英語語言文學教學界已經(jīng)大名鼎鼎，《一九八四》被列入反烏托邦小說類，也有人研究。我在一九八○年左右讀了《一九八四》的原版，與《動物農(nóng)場》一起讀，書是從復旦外文系的一位美國老師那里借的，也許她以為讓學生讀奧威爾會收到啟蒙的神效吧。是不是有這樣的神效，我是有點懷疑的。當時的外教初到中國時也帶了自己頭腦里關(guān)于中國的刻板形象，與學生接觸多了就對中國有了更具體深入的認識。比如說，學生外國文學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他們的預期，寫起英文作文來毫無顧忌，一點不像洗過腦。
聯(lián)系奧威爾參加西班牙內(nèi)戰(zhàn)和接觸其他變種的社會主義者的經(jīng)歷，以及他自己所說的想用一個故事來揭露蘇聯(lián)神話，《一九八四》一度被視為反蘇作品（前蘇聯(lián)直到一九八八年才首次出版《一九八四》）和反極權(quán)的象征，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僅僅從反蘇、反極權(quán)來理解這部小說，對奧威爾不大公平，可能他自己要為此承擔一點責任。奧威爾認為好幾位*杰出的當代作家都有極權(quán)傾向，他的打擊面過寬了。假如我們對龐德和意大利歷史讀得多些，我們就不會把法西斯變成一個使用方便但毫無意義的符號。奧威爾寫作《一九八四》的時候已經(jīng)病重，他全身心投入斗爭，聽憑恐懼感主導他的想象，也付出了代價，這就是為什么燕卜蓀感到難以欣賞《一九八四》的原因。米蘭?昆德拉曾非常敏銳地指出，《一九八四》是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它自身變成了專制精神和宣傳的象征，不能照亮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英國著名小說家、《發(fā)條橙》作者安東尼?伯杰斯的一句話十分有名：多一個人讀奧威爾，就多一份自由。燕卜蓀和昆德拉大概都不會同意。伯杰斯自己讀奧威爾，也未見得多一份自由。《發(fā)條橙》發(fā)表于一九六二年，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七一年由庫布里克拍成電影，當時是引起不少爭議的。書里的主人公阿歷克斯是個問題少年，有嚴重的暴力傾向，不以惡為惡，為此受到嚴厲的懲罰。小說中**的、帶有反社會意味的個人自由與高科技主導下不容一點獨立個性的社會規(guī)訓機制形成尖銳的沖突。奧威爾的自由禮物并沒有使伯杰斯對人類的未來樂觀，伯杰斯無法在《發(fā)條橙》所呈現(xiàn)的兩個**之間作出選擇，也不希望讀者站隊。真正的反烏托邦小說并不是站在善的一邊譴責惡，它必定包含一種恐懼的意識，而引起恐懼的現(xiàn)象帶有極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處彌漫的潛能。如果這樣理解，《一九八四》指涉的范圍恐怕就不限于一時一地。至于它是否將政治的目的與藝術(shù)的目的融為一體，那是另話。
奧威爾所擔心的極權(quán)主義要比美軍駐日總部所描繪的極權(quán)主義要復雜得多。他要是看到二十一世紀的超強帝國可以隨意在經(jīng)受過殖民之苦的地方發(fā)動戰(zhàn)爭，摧毀國家機器，導致無窮無盡的災難，肯定是不會讓自己的筆閑下來的。現(xiàn)在真正在全世界掌權(quán)的是市場上的技術(shù)精英和金融大鱷，奧威爾會怎樣看待這一現(xiàn)象，可以從他幾篇有名的書評推知。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開山學者哈耶克因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在我國曾經(jīng)享有教主一般的神圣地位，但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一九四四年的倫敦出版時，奧威爾的評論基本上是負面的。他警告說，不加干預的市場可以比暴君或?qū)Ｖ频膰�家機器為害更甚。一九四一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的美國政治思想家在《經(jīng)營者的革命》一書中說，重視效率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將來世界的主人是managers（一般譯為經(jīng)理們）。兩年后他又寫了《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主張實行精英統(tǒng)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觀。也就是說，統(tǒng)治世界的*終還是《動物農(nóng)場》里的豬不擇手段的拿破侖們。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國左派，一九四○年轉(zhuǎn)向，二戰(zhàn)時在中情局前身戰(zhàn)略服務辦（OSS）工作，是心理戰(zhàn)專家。他在戰(zhàn)后是典型的右翼，堪稱知識界自由派的勁敵，一九八三年得過里根總統(tǒng)的自由勛章。奧威爾在一九四六年寫過很有名的批駁伯南的文章，他認為伯南版本的新社會本質(zhì)上還是極權(quán)主義�！对僬f詹姆斯?伯南》那篇書評有助于對《一九八四》和當今世界的深度理解。奧威爾不是順著我們熟悉的思維模式去寫作、論爭的，因此還要盡可能全面地了解他的作品以及困擾他的問題，不能溫順地在哈耶克、伯南的價值框架下捧住他的一兩本小說不放，做他反極權(quán)的粉絲。如果對世界上權(quán)力的運作認識更深，對影響或誤導媒體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老大哥式的操縱、一○一室的洗腦，還有更隱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極權(quán)其實是個有待深入討論的問題，而不是我們自以為不言自明的結(jié)論。當年把《一九八四》經(jīng)典化的美國，現(xiàn)在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利用電子手段監(jiān)視全球、隨意侵入私人領(lǐng)域的行為被曝光，活脫脫就像小說里無所不在的老大哥。這一事件恰恰證明了所謂極權(quán)的復雜性。
很難想象一九四四年的哈耶克會征服英國的知識界，他到了美國以后才吸引了一批追隨者。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英美社會在價值觀以及社會政策上的差別。美國聯(lián)邦政府*近因預算問題停擺，主要是因為共和黨拒絕奧巴馬總統(tǒng)的醫(yī)療改革方案，認為它帶有社會主義色彩。英國的國民保健制度（簡稱NHS）為全民提供免費門診和住院服務，其方案（即《貝弗里奇報告》）在二戰(zhàn)期間提出，一九四八年正式實施。美國至今沒有類似的惠及全民的政策，常為已經(jīng)習慣于福利社會、并將免費醫(yī)療視為基本人權(quán)的歐洲人取笑。二○一○年五月，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卡梅倫組成聯(lián)合政府。當時美國有線電視廣播網(wǎng)（CNN）著名主持人克里斯蒂娜?阿曼珀爾請長期在美國大學執(zhí)教的英國歷史學家西蒙?夏馬向美國觀眾介紹一下英國保守黨的基本特點，夏馬的回答有點出乎意料：對美國人來說，英國保守黨成員是一批列寧主義者。夏馬并沒有說錯，只是他表述的方式有點夸張。英國政界比較右的人士在社會政策上往往比美國的民主黨還要左。奧威爾生前支持的是工黨，要美國讀者真正理解他的社會主義見解是難上加難的。但是只要說奧威爾反蘇反極權(quán)，還比較幼稚的美國讀者就會把他引為同道。奧威爾大概不愿意看到全世界的讀者都變得跟美國讀者差不多吧。
奧威爾特別解釋過，《一九八四》不是對社會主義和英國工黨的攻擊。實際上，奧威爾始終是個關(guān)心社會公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對社會低下層的人民有著深厚的同情，因而希望政府通過稅收、市場管制和國有化等等政策手段來調(diào)節(jié)社會收入，增進全民福利。但是這個政府又不能過于強大，無所不能，它必須為個人自由留下空間。他前期的著作有明顯的左派特征。他的《巴黎倫敦落魄記》（1933）和《通向威根碼頭之路》（1937）都帶有自傳成分。威根是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間的小城，有運河碼頭，是工人階級聚居的地方。這些作品以極其寫實的筆法描繪了英國下層社會的貧困，跟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有可比之處。他的小說《緬甸歲月》（1934）還涉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等話題。
英國有深厚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尤其在知識階層中間。工黨的英文是LabourParty，可見它成立之初以維護勞工利益的宗旨。記得工黨政府卡拉漢首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訪問中國時強調(diào)，社會主義并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中國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英國也有英國的社會主義�？ɡ瓭h時期的英國工黨就是公開標榜社會主義的，召開大會時還以同志相稱。后來工黨被撒切爾夫人領(lǐng)導的保守黨擊敗，其政策也相應做了調(diào)整。在奧威爾的時代，英國知識分子里有很多左派，奧威爾即是左派中的一員。但是有些左翼知識分子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階級，在生活上依然很講究。奧威爾則不然，他有意拒絕所謂的紳士派頭，有時候像是在自討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絕不抱怨，大概這就是有人稱他為圣人的原因。這不是他能夠接受的稱號，因為他評論甘地的文章一上來就說圣人在沒有證明清白無辜之前應該總是有罪的。他不喜歡做派，而圣人往往靠做派在人們心目中樹立起自己的形象。我們崇拜圣人和殉道者，讀到這種句子立即會感受到很大的沖擊力。
奧威爾提倡新鮮活潑的文風，厭惡陳詞濫調(diào)，并說一切裝腔作勢的文字都暗含欺詐。他在英國文學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順暢、明晰的寫作風格有關(guān)。他從來沒有把英國人想象為自由的人民，或把英國想象為自由的堡壘或上帝應許之地。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他對語言的退化尤其警覺�！墩�治與英語》一文（1946）引用了五段文字，說明意象陳腐、意義含糊的文風如何敗壞英語，敗壞政治�！兑痪虐怂摹分蓄嵉购诎椎男抡Z無非是這篇文章所揭示的語言壞習慣的**表現(xiàn)形式。奧威爾還指出，語言敗壞的根本原因是為無法辯護的事情進行辯護，然后他列出三項應該予以譴責之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tǒng)治、蘇聯(lián)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國在日本投擲原子彈。這三件事涉及二戰(zhàn)后世界上*重要的三個國家，可見奧威爾并不是可以用冷戰(zhàn)時期美國政治立場正確的概念來歸類的作家。他當然不愿意看到有人集中火力攻擊無法辯護之事中的一兩項，來為其他的開脫。
作為一個老牌帝國，英國對世界事務保持著高度的關(guān)注，積極報道、分析國際時局也成了英國報刊的傳統(tǒng)。奧威爾的興趣往往是全球性的，但是他對英國社會的關(guān)心遠甚于對其他社會的關(guān)心，談論別國事務，也念念不忘英國在所論事務中的責任與應持立場。他在寫《一九八四》的時候并沒有把英國完全排除在外，英國的生活給了他很多啟發(fā)和警示。他**任妻子艾琳曾經(jīng)在英國戰(zhàn)時宣傳部門工作過，知道英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