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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作為文學學者，我始終對理念及其歷史感興趣，特別是，有些范疇為何變得彼此對立？顯而易見的回答就是，它們并不是逐步對立，而是像熱與冷、濕與干、硬與軟一樣，本來如此。諸如此類的對立是的，但它們只是在抽象的形式中才是的，這也同樣顯而易見。在具體條件下，它們等同何物有著極大的可變性，且取決于被你詢問的那人，也就是說，他的感官知覺正被詢問。因此，對此類對立而言，回答就是個人感官知覺之事。
但因為個人是社會的人，他們理解的方式既是天性的，又是文化的。對立有文化的成分；諸如好與壞、真與假或美與丑等對立，看似更多地基于文化經驗，而不是天性經驗。然而，這些文化對立如何變得如此，回答這一問題需要理解眾多關于被詢問的文化之事實際上，理解文化本身如何變得如此這樣一來，并不是引出某個答案，而是誘出眾多更具挑戰(zhàn)的問題。
無疑，這就是需要走的路。但我想知道，是否存在某種一開始就明晰路徑的方法，與其說是一條捷徑，不如說是一個可能有助框定本詢問的開篇假設。如是觀念不請自來真的就是激發(fā)我初興趣之事即對立從曾經的相似與鄰近之基中萌芽。它似乎是文化變革的共同特征，以事物的獨特構想為始，由作為單一整體成分而可區(qū)分但不可分的元素構成，可以分為各個組成部分。這種知識分工以某種實驗性的好奇為動機，可能依循之前已看似如此相似與鄰近，以至于成為更大整體的不可分組成部分之事的輪廓，也許是沒有犧牲某種整體本身之感的不可分。
此外，這個問題可從另一個方向來解答。我思考眾多概念的歷史（已構成自己極熟悉的英國歷史文化往昔）時，意識到存在某些范疇，盡管它們彼此不同，然而有著某種家族近似，仿佛來自某個共同的起源或根基。在某些詞語實例中顯然如此，如honor，它初隱含血緣關系的集體紐帶，但也開始意指個人美德；science，早期是知識之意，但17世紀后成為自然科學；estate，初是國家或政體，但隨后是私人地產。至于其他詞語，相關聯系似乎更加悖論，甚至是對立的：propriety意指個別地及恰當地歸為個人之事，但如今是某人擁有的財產；individual原意是不可分的、集體的，但演變成單獨的、獨特的意思。
我說到了這些概念與它們在時間層面具有的語義，因此強調某個原始語義如何可以演變成一個相關的，甚至不同的語義。從它們成為主導語義的歷史層面來說，這似乎常常是準確的。但關于概念差異，甚至概念對立如何發(fā)生的這個演變視角遮蔽了在我一直探究的設想之中更重要之事，這不是在不同概念語義成為通行一事中存在重要的時間秩序，而是這些不同語義于文化變革缺失內的兼容共存中交織的不同語義。文化變革缺失導致這些不同語義分離而出，仿佛是從它們集體含意中剝離而出。
我的興趣同樣在于提出如是問題，何種文化變革類型可能加速這種分離過程，概念整體內諸組成部分的區(qū)別與它們從該整體的分離之間，是否存在假定關系的經驗主義證據？經過多年研究，我開始猜測這個過程的證據在我專門研究的時代，即17與18世紀英國尤為有力。我的部專著關注的是英國復辟時期政治與詩歌的糾纏，顯然與隨后兩個世紀的這些范疇分離構成對比。我的第二部專著關于現代性的主導文類，小說的起源。有些學者認為，小說是作為古典時期或中世紀文類而聚合的傳統(tǒng)形式。深入1600年至1740年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智識語境，我認為，這些情境與那些在更早時期的文化變革中顯見的情境相似，但存在文化整體分部劃分的潛能一事在17與18世紀成為現實。我認為，小說的起源特別取決于使我所稱的真實與美德問題在文化層面明確一事，因此，關于認識論概念與社會地位的傳統(tǒng)隱性共識被打開，發(fā)展成關于那些問題如何可能被回答的不同且對立的視角。小說的出現，使這些視角開始競相角逐。
正如《家庭生活秘史》的副標題所示，本書也關注開啟西方現代性的概念組成部分知識分工的分離。然而，看似極為不同之事也是由此副標題暗示�？瓷先ィ�我的話題不是由不同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構成的概念整體，而是一個基本的二分體，公共與私人之間的明確概念對立。這也意味著，對立如何從概念整體，從隱性的相似與鄰近之基中出現的重要事宜并不是本研究的關注所在。但這是一個視覺幻象。我的論點是，盡管公共-私人對立的種子存在于城邦與家庭，經驗的政治與家庭領域之間的古希臘區(qū)別之中，這些范疇并不完全在古典時期分離。實際上，在我們對該詞的理解中，私人領域與家庭領域沒有關系，在那些文化條件下并不存在。在前現代文化中，拉丁詞根privatus不是意指私人的，而是貧困的，或剝奪的，家庭生活不是私人的，而是被剝奪那些城邦之人享有的自由，這不是鞏固對立的關系，而是鞏固排斥的關系。
眾多詞源之根從這古典之基萌芽，并根據自己植根于此的特殊文化語境有所變化。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政治與家庭之間的關系繼續(xù)不平等，如果不總是以零和排斥的方式。在英國，其不同版本是以微妙的方式有所變化。一方面，父權制意識形態(tài)的邏輯認為，君主的主權源自父親之于自己家庭臣民的先前權威。但另一方面，國家與家庭的不平等顯然在自己小共和國內父系權力的君主授權中得以反映。盡管這些體制被視為不同實體，概念的辯證流動性說明，構成它們區(qū)別的語義分離尚未明確。
《家庭生活秘史》的主要部分記載了這種偉大轉型如何在經驗領域發(fā)生，后者根本上事關公共與私人之間的關系：主要說來，是經濟從政體的分離，主義從君主制向私人財產的退化，新教改革與個人意識，以及神意呼召高過救贖的體制管理，借助印刷及虛擬現實出版的文化滲透，家庭經濟，以及為生存而進行本土生產的原則被為商品的市場流通與資本積累而從事的生產取代，住宅空間的建筑區(qū)分與細化，如此之性的具化：性別延續(xù)的慣常理念向性別差異的生物學轉變，同性行為的轉變，通常被認為是大多數男人所行的實踐如今是那些被認為偏離男性氣質規(guī)范標準之男人的特有行為。
這些演變顯然取決于私人領域的新觀念。私人經驗的前所未有理念成為個性價值、主體性、內在性，以及肯定智識與情緒自主的自我創(chuàng)造性的基礎。但新的私人領域反過來取決于新公共構想的出現，不是取代舊的，而是明確解釋舊有的公共傳統(tǒng)體制與國家政府機器對普通公民行使權威這確切存在一事。新的公共與私人同時存在，彼此構成辯證關系，彼此由對方組成，由對方構成。新的公共構想與社會理念同步，后者很快成為現代思想不可缺少的附隨物。社會首先被構想為公民社會，以承認它對普通個人群體的指涉，這個群體通過被國家統(tǒng)治的方式假定有爭論那些規(guī)則，并使之明確，接受質詢的民間職能。不同于傳統(tǒng)的公共領域，這是虛擬的，沒有實際存在，只由所有那些實際個人組成，他們自覺地選擇參與其中。這個虛擬的公共領域成為現代話語中的常用術語，極明顯地作為公眾輿論的聲音，以及憑借代表型民主體系中實行的選舉權力遍及歐洲大多數國家，取代自上而下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體系很快對實際公共政策施加真正的壓力。他們的觀點、動機、選擇曾被舊有實際公共領域，迄今被隱性代言的實際個人群體無視，如今通過虛擬公共領域而被賦予明確的聲音。
印刷技術的長期效果如此遍及18世紀經驗，以至于歷史學家們恰當地將其與印刷文化的到來聯系對公共領域的創(chuàng)建至關重要。印出的出版物建構了作者與讀者的虛擬脈絡感，這不僅對政治領域的公眾輿論力量至關重要，而且對公眾讀者，以及如今存在的文學范疇的形成至關重要，如文人共和國一樣，這將其同質虛擬地、隱喻地歸于自文藝復興以來日益熟悉與有效的手稿文化內的實際書信流通。此時期的另一個虛擬創(chuàng)造，市場隱喻地將流通理念延展到作為虛擬商品的實際貨物想象交換。如代表型政治一樣，市場是一個想象的體制，通過普通民眾的參與擁有巨大的實際影響。這些演變政治代表、資本主義經濟、印出的印刷物被確認為構成現代性的基礎。將這些聚集一起的是想象的力量，跨過豐富的個人多樣性，在集體層面得到駕馭，繞過實際的、牢固的權力關系設立的界限。想象，傳統(tǒng)的知識官能獲得了這種新發(fā)現的力量，當它不僅可以被理解成幻想、幻覺或訛誤，而且可以被理解成創(chuàng)造某種信念時。信念的力量不像宗教信仰那樣，并不需要對在經驗主義層面顯見于感官之事的形而上超越。這種美學信念概念在18世紀出現，不可避免地受其與經驗主義認識論固化的比較與對比影響。
重回我開篇的問題，即這些范疇如何變得彼此對立，關于公共與私人的回答就是，這發(fā)生在此時：私人理念在被剝奪鄰近公共的消極情境內潛伏數世紀之久，當公共領域易受眾多外力持續(xù)攻擊時，開始進入社會意識。私人價值以這種方式在公共的傳統(tǒng)統(tǒng)治下從其延長的消極性中，作為積極價值分離而出。但為了此事的發(fā)生，積極的公共領域不得不作為集體虛擬范疇而出現，實際個人的隱私可能于此內具有意義。因此，公共與私人的分離是一個復雜的，使兩者以不同基調同時融合成為必要的現代現象。正如讀者會發(fā)現的那樣，這種從區(qū)別到分離，再到融合的首要簡略之舉，采用的是我剛在公共與私人實例中概括的特殊形式。但這三步舉措本身具有有助于現代時期牢固的結構一致性的其他文化興起實例的范圍特點。
《家庭生活秘史》，公共與私人如何開始擁有自己現代意義的故事，是一本關于新社會存在與新認識論存在出現的書。這個故事也在書名中得以概括。作為社會體制的家庭生活的復雜本質由若干不同元素構成，這已成為我研究的目的。本書名所指的歷史是秘密的，因為它指的是一度與這些元素不同，但相伴而生的某個認識論元素。家庭生活這個術語及理念有現代起源。家庭生活如何與更早的家庭化概念相關？家庭化這個術語的一個普通寓意就是使挑戰(zhàn)世俗理解的如此崇高或偉大之事歸化，以引至經驗與理解的本地或普通層面的方式使之熟悉化。這是家庭的卑微層面，既不偉大，又不崇高，因此是為實現適應世俗理解目的的現成方式。但家庭生活一詞的創(chuàng)造預示如是承認，即本地與普通層面有必要被命名，因為它已符合標準資格，不再是為更高目的，而是為自身目的的認識論方式。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此法描繪作為某種社會體制的家庭生活秘史，即順著家庭化的認識論線索，直到不再需要，因為家庭生活已經取代了它的位置。

邁克爾·麥基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