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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告在法庭前提出控告，而被告則擺出論據，證明指控無效。由此，存在著爭議。我將這種情況稱為“異識”，即原告被剝奪了論辯的手段，并由此而淪為一個受害者。倘若說話者、受話者、證詞的意義失去作用，那么所有的一切，就如同沒有任何損失一樣（參見9）。當調解沖突以一方的習語進行，而另一方所遭受的傷害并不用那一習語來表達時，雙方的“異識”就出現(xiàn)了。例如，經濟合作雙方的合同或協(xié)議并不排除，相反他們假設工人或其代表不得不并且必須談論他的工作，好像這是在臨時轉讓他所擁有的某個商品一樣。正如馬克思所言，“抽象概念”（但這一術語并不合適，它提出了什么具體主張呢？）是訴訟語言用于調解沖突時所必需的（例如資產階級的社會和經濟法）。假若不求助于這種語言，在訴訟語言所指的領域，勞動者根本就不存在，他將是一個奴隸；但是，假若運用這一訴訟語言，勞動者又成了原告。他是否因此不再是受害者了呢？

13. 在他成為原告的同時，他仍然是受害者。他有辦法確認自己就是受害者嗎？沒有。因此，你怎么知道他是受害者？什么法院可以進行審判？事實上，異識不是一個訴訟問題。經濟法和社會法可以解決經濟和社會伙伴之間的爭端，但無法解決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異識。通過什么樣的形式合格的語位，或者通過怎樣的確認程序，工人可以提請勞資仲裁委員會注意，他們屈從于自己的老板，每周工作那么多小時來換取薪酬，這種行為不是一種商品呢？勞動者已經被設定為某樣東西的所有者。他成了被告，擔負著證實不存在的責任，或至少是證明（商品）非其屬性的責任。而反駁他也很容易。勞動者屬性——“他是什么”——似乎只能用經濟和社會法之外的語言來表達。在經濟和社會法的語言中，一個人只能表達他所擁有的東西；如果他什么也沒有，那么這種“什么也沒有”要么得不到表達，要么以一種可證明的方式來表達，仿佛他有什么一樣。如果勞動者想展現(xiàn)自己作為勞動力的本質，這個（訴訟）法庭無法聽到他的聲音，因為它無法勝任。這種“無法證明的”情況表明了“異識”的存在�？卦V的人可以被聽到，但是，受害者本人，即便可能與前者是同一個人，卻被迫陷入沉默。

14. “幸存者極少說話”（參見 1）。不是有完整的證詞嗎……？——并非如此。不說話，也是有能力說話的一部分，因為能力意味著可能性，而可能性暗含著某種事態(tài)及其對立面。“p 可能”與“非 p 可能”同樣為真。可能的定義恰恰同時意味著不可能。說話是可能的，這一命題的對立面并不蘊含著保持沉默的必然性。能不說話并不等同于不能說話。前者是一種否定（仍然屬于某種自由的選擇），而后者是一種剝奪（Aristote, De Int. 21b 12-17; Mét. IV 1022 b 22 sq.）。幸存者保持沉默到底是因為他們不能說，還是因為他們在使用不說的可能性，而能不說話，就意味著他們有說話的能力？ 他們不說話，是出于必然呢，還是出于選擇的自由？ 還是說這個問題本身就很拙劣？

15. 假定“有語言天賦的”人類像石頭一樣不能說話，這是很荒謬的。必要性在這里意味著：他們不說話，是因為他們在說話時會受到最嚴重的威脅，即一般情況下，有人直接或間接地削弱他們說話的能力。假定他們在威脅中陷入沉默。如果威脅要產生效果，必須事先假定某種相反的能力，即這一威脅包含相反的假定，幸存者可以說話。如果受到威脅的只是現(xiàn)在不存在的一些事情（在這里指幸存者會說話的可能性），威脅如何起作用呢？ 什么受到威脅呢？ 我們可以說是說話者的幸福、生命等。但是（不真實、受條件限制的）說話者沒有生命、幸福可以受到威脅，因為只要他尚未說話，他就是一個非真實、有限的存在。——如果真是這樣，我只是作為當下語位的說話者而存在。

16. 受到威脅的不是一個可以辨認的個體，而是說話或保持沉默的能力。有人威脅著要摧毀這種能力。有兩種方法可以達到這一目的：要么讓對象不可能開口說話，要么讓他不可能保持沉默。這兩種手段是一致的：讓x不可能就此事說話（例如通過監(jiān)禁），讓他就那件事無法保持沉默（例如通過酷刑）。作為能力的能力被摧毀了：x可以談論這一事而對那事保持沉默，但是他不再能夠說這一事或那一事，或者他不再能夠不說這一事或那一事。威脅便成為：“如果你亂講，這將會是你最后的一句話”“如果你緘口不言，這將會是你最后的沉默”。只有當說與不說的能力與 x 的存在等同起來時，威脅方才成為威脅。

17. 最后一個語位（或最后一次沉默）的悖論，也是語位系列的悖論，應該給x帶來的不是無法被表達的暈眩（也稱之為對死亡的恐懼），而是不容置疑的信念，即堅信語位鏈接沒有止境。一個語位要成為最后一個語位，需要有另一個語位來宣布，那么該語位便不是最后一個。至少這一悖論應該帶給 x 這種暈眩和信念。不要以為最后一個語位當真是 x 說出的最后一個語位，它只是 x 作為直接或“當下”說話者說出的最后一個語位。

18. 應當說，說話者和受話者都是語位項（instances），不管有沒有標明，它們都由語位表象出來。語位并不是一個從說話者到受話者，且與兩者不相干的信息（Lawler, 1977）。和指稱、含義一樣，說話者、受話者都置身于一個由語位所表象出來的世界。“x 的語位，我的語位，你的沉默”：“我們”作為可辨認的個體（“x”和“y”），說出了語位或保持沉默，從某種意義上，難道我們不是它們的作者？ 又或者當語位或沉默發(fā)生時，它們表象了自己的世界，而在其中，“x”“y”“你”和“我”是處于這些語位或沉默的說話者位置嗎？ 如果真是這樣，以什么樣的誤解為代價，對 x 的威脅會威脅到“他的”語位呢？

19. 當我們說，x可能受到威脅，是因為他能夠說話或保持沉默，這就預設了他有權使用或不使用語言，而別人可以通過威脅來剝奪他這一使用語言的自由。沒錯，這是一種以遵守認識語位家族（人文科學）規(guī)則的方式來談論語言、人類及其關系的方法。“在威脅、折磨、禁閉、感覺被剝奪的情況下，一個人的語言行為可能是受支配的”，這是一個形式合格的語位，也可以舉出例子來，由此科學家們可以說：這里就有一些案例。而語言人文科學仿佛就是勞資仲裁委員會的評審團一般。

20. 正如這些評審團會假定他們要判決的對立雙方擁有用于交換的東西，人文科學也假定它們應該要了解的人類也擁有用于交流的東西。而（意識形態(tài)、政治、宗教、警察等）權力則假定他們有義務要指導或至少是控制的人類也擁有可交流的東西。交流是信息的交換，而交換是財產的交流。作為交換的交流實例只能根據“適當”來定義：信息的得當類似于使用的得當。正如我們可以控制使用流量，我們也可以控制信息流量。正如我們可以禁止不正當使用，我們也可以禁止提供危險的信息。正如我們可以改變需要，創(chuàng)造動機，我們也可以引導說話者說些別的什么東西而不是他想要說出的話。由此，從交際的角度來說，語言問題導致了對話者的需要和信仰的問題。語言學家成了交流仲裁委員會的專家。他們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意義問題，即與對話者的需要和信仰無關的交換單位。同樣，對于經濟學家而言，（他們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財產和服務的價值問題，即與經濟合作方的需求和供給無關的交換單位。

21. 你是否會說，當對話者被視為交流的雙方時，他們淪為了語言科學和政治的受害者；就如同勞動力轉化為商品時，工人淪為受害者一樣？是否應該設想某種類似于“勞動力”的“語位力”（une «force de phrase»），它們無法用這種科學及政治的語言來表達自身？——不管是什么力，必須立即打破這種平行關系。我們可以設想，勞動不是商品的交換，必須找到勞動仲裁以外的語言來表達它。我們也可以設想，語言不是信息的交流，需要一種不同于人文科學話語的語言來表達它。在這里，這種平行關系終止了：在語言的例子中，我們試圖求助于另一類語位家族；而在勞動的例子中，我們并不是求助另一勞動家族，而是仍然求助于另一語位家族。對于隱藏在訴訟中的所有異識，無論其主題如何，都是如此。承認“異識”的存在，就是要建立起新的受話者、說話者、含義和指稱，由此讓錯誤得以找到表達的途徑，讓原告不再淪為受害者。這就需要語位建構和鏈接的新規(guī)則。毫無疑問，語言應該能夠歡迎這些新的語位家族和新的話語風格。每一次傷害，都應該能夠用語位來表達。我們得尋找新的能力（或“智慧”）。

22. 異識是語言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和瞬間，在這種狀態(tài)下，某樣東西可以用語位來表達，卻尚未被表達。這一狀態(tài)包括沉默——否定性的語位，但是它同時也呼喚理論上可能的語位。我們通常稱之為情感的東西就表明了這種狀態(tài)，例如，“我們找不到詞語（來表達）”，諸如此類。倘若我們不希望訴訟話語扼殺這一異識，不希望情感所發(fā)出的警報變得無效，那么我們就要努力尋找，努力發(fā)現(xiàn)新的語位構成和鏈接規(guī)則，它們可以表達異識，讓情感得以顯露。文學、哲學或者政治學的關鍵，就是在創(chuàng)造語位的過程中，見證這一異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