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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認為，“自明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入中國之始，前清學術，頗蒙其影響”。梁任公把以徐光啟（1562-1633）為代表追求“西學”的學術思潮，看作中國近代思想的開端。自徐光啟以降數(shù)代學人，立足中華文化，承續(xù)學術傳統(tǒng)，致力中西交流，展開文明互鑒，在江南地區(qū)開創(chuàng)出海納百川的新局面，也遙遙開啟了上海作為近現(xiàn)代東西交流、學術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鑒于此，我們秉承徐光啟的精神遺產(chǎn)，發(fā)揚其經(jīng)世致用、開放交流的學術理念，創(chuàng)設“光啟文庫”。
　　文庫分光啟隨筆、光啟學術、光啟通識、光啟講壇、光啟讀本、光啟譯叢、光啟口述、光啟青年等系列。文庫致力于構筑優(yōu)秀學術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臺，展示當代學術研究的成果，大力引介國外學術精品。如此，我們既可在自身文化中汲取養(yǎng)分，又能以高水準的海外成果豐富中華文化的內(nèi)涵。
　　文庫推重“經(jīng)世致用”，即注重文化的學術性和實用性，既促進學術價值的彰顯，又推動現(xiàn)實關懷的呈現(xiàn)。文庫以學術為第一要義，所選著作務求思想深刻、視角新穎、學養(yǎng)深厚；同時也注重實用，收錄學術性與普及性皆佳、研究性與教學性兼顧、傳承性與創(chuàng)新性俱備的優(yōu)秀著作。以此，關注并回應重要時代議題與思想命題，推動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與國外學術的交流對話中，努力打造和呈現(xiàn)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念、思想文化及話語體系，為夯實文化軟實力的根基貢獻綿薄之力。
　　文庫推動“東西交流”，即注重文化的引入與輸出，促進雙向的碰撞與溝通，既借鑒西方文化，也傳播中國聲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絢爛的精神成果。文庫著力收錄西方古今智慧經(jīng)典和學術前沿成果，推動其在國內(nèi)的譯介與出版；同時也致力收錄漢語世界優(yōu)秀專著，促進其影響力的提升，發(fā)揮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還將整理匯編海內(nèi)外學者具有學術性、思想性的隨筆、講演、訪談等，建構思想操練和精神對話的空間。
　　我們深知，無論是推動文化的經(jīng)世致用，還是促進思想的東西交流，本文庫所能貢獻的僅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為一脈細流，匯入中華文化發(fā)展與復興的時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啟精神，不負歷史使命之職。
　　文庫創(chuàng)建伊始，事務千頭萬緒，未來也任重道遠。本文庫涵蓋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民俗等諸多人文學科，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通力合作。本文庫綜合著、譯、編于一體，也需要多方助力協(xié)調(diào)�？傊�，文庫的順利推進絕非僅靠一己之力所能達成，實需相關機構、學者的鼎力襄助。謹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致誠摯謝意。
　　清代學者阮元曾高度評價徐光啟的貢獻，“自利瑪竇東來，得其天文數(shù)學之傳者，光啟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學者，必稱光啟”。追慕先賢，知往鑒今，希望通過“光啟文庫”的工作，搭建東西文化會通的堅實平臺，矗起當代中國學術高原的矚目高峰，以學術的方式闡釋中國、理解世界，讓閱讀與思索彌漫于我們的精神家園。

記得那是在1985年秋，而老杜，即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編輯室主任杜維沫。維沫先生儒雅溫煦，五十年代初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從哪方面說都是前輩，可大家習慣于這么稱呼，室內(nèi)青年編輯也這么喊，也就跟著沒大沒小起來，而老杜不以為忤。
　　其時我剛剛碩士畢業(yè)，在中國戲曲學院文學系教書，初出茅廬，與維沫先生并不認識，得以參加聚會，乃因吳敢兄的介紹；或也不一定事先提到，相隨著就上了門。已忘了他們住的是三居室還是兩居室，當日堪稱高檔，廳甚小，放了一張圓桌，主客興致都很高，密匝匝圍了一圈，想起立走動就不太容易了。記得在座有劉輝、吳敢、張國星、張遠芬及巨濤等人，三杯下肚，氣氛更為熱烈。女主人王麗娜老師是北京圖書館咨詢部的研究人員（后為研究館員），先是為大家不斷上菜，后來才解下圍裙，擠坐在老杜一側。
　　我與吳敢兄正是在北圖認識的。由于常去善本室讀書，與管理人員漸漸熟悉，一位鄭培珍大姐是連云港人，留意到我的研究生證上籍貫徐州，便說起她的母親是徐州人，后來對我關照有加：北圖當時沒有讀者餐廳，周邊飯館距離相當遠，她便給我些內(nèi)部飯票，可到食堂打飯；而午間休息，也讓我留在閱覽室，困了還可以把凳子拼起來躺一躺。1983年的一天，她告訴我來了個徐州師院的研究生，就這樣與吳兄相識了，得知他住處僻遠，便誠邀住到中戲研究生宿舍，室友郭滌乃北京人氏，平日在家居住，正好有空床位。中戲位于寬街附近的東棉花胡同，距在北海的北圖、國子監(jiān)的首圖、王府井大街的科圖都很近。白天我們倆各看各書，晚上在宿舍用電爐煮一鍋白菜豆腐，喝點二鍋頭，相處結下深厚情誼。吳兄“文革”前考入浙江大學建筑系讀書，治學極具條理性，對我產(chǎn)生過很好的影響。
　　在老杜家第一次見到劉輝先生，也見識了他的豪爽，大嗓門，略帶幾分港臺流行歌星的沙啞，時也帶幾星飛沫，反客為主，講得那叫一個神采飛揚，維沫先生和其他人偶爾插上幾句，主要是傾聽。那年5月，人文社推出了戴鴻森整理校點的《金瓶梅詞話》，乃老杜與編輯室同仁集數(shù)年之力的結果，雖屬刪節(jié)本，仍帶給學界很大的便利；6月，在徐州召開首屆《金瓶梅》學術研討會，策劃人就是吳敢兄——他畢業(yè)后至徐州文化局工作，不到兩年即升任副局長，策劃了一系列學術活動。我的碩士論文題目為《李開先及其（寶劍記）的再認識》，搜輯史料時曾留意李氏與《金瓶梅》的關聯(lián)，馮其庸先生主持答辯時提示應深入挖掘，吳曉鈴、吳組緗等先生也曾予以鼓勵，畢業(yè)后教書之余，一直在繼續(xù)這方面的研究。吳敢一行與劉輝先是往東北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其間說到我的論文，劉輝在返京后便急吼吼要找我，一見面就是一連串問題——我們總會懷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學術氛圍，原也就在那份急切專注，不立門戶，不矜崖岸；而今的學術界早被分成一個個圈子，大門小戶，團團伙伙，花花轎子人抬人，想找?guī)讉�知己，爭論個面紅耳赤，已不太可能了。
　　《金瓶梅》是那次聚會的主話題，推杯換盞之間，竟也大致商定了幾件事情：一是明年在徐州舉辦第二屆金學研討會，邀請海外學者參加；二是與會議同時，面向高校青年教師搞一期《金瓶梅》講習班，席間紛紛提名授課者，記得有徐朔方、寧宗一、王汝梅等先生；三是由徐朔方、劉輝主編一本論文集，盡量收錄近年來的研究成果，我也被指定要寫一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那是一場文人雅集，也算是一頓工作餐，三件事在后來都得到落實：徐州的學術會議大獲成功，人文社的《金瓶梅論集》在學界頗有影響，附帶的講習班也為很多人津津樂道。若說老杜家的這場酒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應是并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