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三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由兩篇文章組成，分別闡明社會調查的理論基礎和制度依據(jù)，以及社會調查的使命和標準；第二部分為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案例；第三部分為社會工作者的經(jīng)驗與反思，主要從從業(yè)者的角度，結合自身的社會調查經(jīng)歷，闡述具體的經(jīng)驗與反思。
當前，我國在快速發(fā)展的過程中，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仍然是輿論的焦點、社會的痛點、治理的難點。步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人民群眾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期待已經(jīng)從“有沒有”到“好不好”向“更加好”轉變。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既面臨新形勢新任務，也遇到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
本書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部分由兩篇文章組成，分別闡明社會調查的理論基礎和制度依據(jù)，以及社會調查的使命和標準。第二部分為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案例。第三部分為社會工作者的經(jīng)驗與反思，主要從從業(yè)者的角度，結合自身的社會調查經(jīng)歷，闡述具體的經(jīng)驗與反思。
黨的以來，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決策部署，對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相關法律制度、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提出明確要求。黨的十九屆四在擘畫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宏偉藍圖時，一步健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弱有所扶等未成年人保護機制作出明確部署。黨的十九屆五在《關于制定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也明確提到，在育幼方面要加強公益性、基礎業(yè)供給，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xié)同育人機制。及其會高度重視、加快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立法工作，在刑法、刑事訴訟法修訂中對未成年人保護作出專門規(guī)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對監(jiān)行了詳細規(guī)定，頒布實施反家庭法，同步啟動未成年人保護法、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工作。各級、政府堅持依法對未成年人實施特殊保護和優(yōu)先保護。上述舉措，為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當前，我國在快速發(fā)展的過程中，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仍然是輿論的焦點、社會的痛點、治理的難點。步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人民群眾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期待已經(jīng)從“有沒有”到“好不好”向“更加好”轉變。
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既面臨新形勢新任務，也遇到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
29年前，我國頒布了部專門針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guī)定了家庭、學校、社會和司法四個方面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對于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懲罰為輔的原則。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更是專門設立了未成年人保護程序，在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jīng)歷、犯罪原因、監(jiān)護教育等情行調查。針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社會調查，至少有三方面的意義。首先，作為一項特殊程序，社會調查貫徹訴訟程序的始終，從法律上體現(xiàn)對于未成年人利益的重視；其次，社會調查雖然對官證明涉罪對象是否犯罪沒有任何價值，但卻是法官量刑的重要參考和依據(jù)；后，社會調查雖然是一項工作，實際上更像是一項研究，因為專業(yè)性要求高，十分重視對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探究。通過社會調查，可以一步對未成年人犯罪的了解而制定更加科學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
經(jīng)歷幾十年的探索后，我國的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要形成了上海長寧模式、云南盤龍模式和北京模式三大模式。
上海長寧模式。1984年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月，上海市長寧區(qū)成立了家少年法庭并先后制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細則》《長寧區(qū)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工作若干規(guī)定(試行）》，規(guī)定了社會調查對象及內容、調查的程序和方式、調查報告的撰寫方式及采信、社會調查的法律監(jiān)督等具體內容。長寧區(qū)少年法庭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對未成年被告人案發(fā)前的表現(xiàn)情況展開社會調查。少年法庭的發(fā)展主要經(jīng)歷了創(chuàng)設階段（1982—1988)，這一階段社會調查主要由法行。第二階段為初步規(guī)范階段
(1988-1997)，該階段提出了社會調查主體社會化的設想。第三階段為社會組織介入階段（1997-2009），該階段采用社會調查員制度，通過政府購買的方式，交由第三方專業(yè)人員負責開展社會調查，專業(yè)人員主要由青少年社會工作者構成。
林歡歡，1988年生，中山大學社會學博士，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矯正社會工作領域教學和研究。, 何東，1988年生，四川渠縣人，江西師范大學社會工作碩士(MSW)，社會工作師，現(xiàn)任江西洪宇社會工作服務社執(zhí)行負責人。, 周琴，1964年生，江西師范大學教授，社會工作師，現(xiàn)任江西洪宇社會工作服務社理事長。
前言
上篇 理論基礎， 制度依據(jù)及使命要求
社會工作參與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理論基礎和制度依據(jù)
一、犯罪歸因多元化及刑罰輕刑化轉向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學科解釋
三、從司法治理到社會治理
四、社會工作參與社會調查的相關少年司法制度安排
五、社會工作參與社會調查的優(yōu)勢
描述、解釋和預測：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三重使命
一、社會調查的理論前提
二、社會調查的開展及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定位
三、社會調查報告的三重使命
四、小結
中篇 社會調查案例
能否給我多一些關注
被“盜”走的人生
流浪者
你拿了誰的“奶酪”
江湖義氣少年郎
哪有不辛苦又賺錢的工作
野蠻生長的“小草”
長大以后，我就成了你
我只能吃生活的苦
有光照亮“隱秘的角落”
被烏云遮住的太陽
贏了你，輸了自由
爺爺，不要再為我擔憂
我在家庭變故中“走”失了
我有一個復雜的家庭
隨心所欲如夢初醒
愛是尊重不是占有
江湖遠去物是人非
豈不懷歸
你是“負翁”r/> 熱鍋上的家庭
下篇 社會調查經(jīng)驗與反思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們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
故事書寫，有你有我
司法社會調查：發(fā)現(xiàn)看不見的事實
后記
社會工作參與涉罪未成年人社會
調查的理論基礎和制度依據(jù)
一、犯罪歸因多元化及刑罰輕刑化轉向
可以說，犯罪與人類相伴而在。對于犯罪的歸因，會決定對犯罪者的態(tài)度而決定對待犯罪者的方式。
古代社會，由于人類認識和判斷事物能力的低下，對于許多難以解釋的問題往往歸結為“神”“”“鬼怪”等超自然的力量。在“冒犯神意”說的影響下，犯罪者被認為是冒犯了神意，或者受到的蠱惑。因此人們通過對肉體的懲罰來惡”或者贖清身體和靈魂的罪惡。直到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世紀中葉，未及而立的意大利法學家切薩雷·貝卡利亞(cesare Beccaia)以他那振聾發(fā)聵的小冊子《論犯罪與刑罰》猛烈地抨擊了和王權統(tǒng)治下的殘酷刑罰和罪行擅斷。追求自由與快樂是人性的基本特征，這是貝卡利亞理論的前提假設，不過，假如每個人都汲汲于追求自由快樂，那么霍布斯筆下“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的情形很快就會降臨。為了避免個體在追求無限自由時哪怕連少的自由也朝不保夕的狀況出現(xiàn)，社會契約成為解決問題的鑰匙。通過人擬協(xié)約的方式，人們讓渡出自身的一部分自由，只要它能夠保證其余部分的自由即可。讓渡出去的這部分自由就形成了懲罰權，由它根據(jù)罪刑相一致的原則來執(zhí)行對犯罪者的刑罰。從貝卡利亞的理論來看，個體之所以犯罪，實際上是個體經(jīng)過衡量所采取行動的結果，這就是對犯罪歸岡的“自由意志論”。貝卡利亞的論證是如此縝密，以至于只要我們承認了他對人性的基本假設，那么我們就無法找到任何邏輯上的破綻，直到實證科學取代神學成為主宰世界秩序的動力和標準。
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世紀末期，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發(fā)表了《犯罪人論》。這位意大利的犯罪學家憑借軍醫(yī)的身份，深入監(jiān)獄對1279名意大利犯行j’人體測量和相貌分析，在解剖了383名意大利犯人的顱骨后，發(fā)現(xiàn)2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名犯人都有異常特征。這是一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他第．次在犯罪研究中采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向世人證明了犯罪行為未必是罪犯自由意志的結果。恰恰相反，犯罪與先天岡素極大相關。這就是他的“天生犯罪論”。從“自由意志論”到“天生犯罪論”是對犯罪認識的一個重大轉變。在犯罪的歸岡上，個體所無法決定的先天因素取代了單一的主觀意志決定論。
然而，對于犯罪原岡的探究還沒有停止。1884年，意大利犯罪學家恩里科‘菲利(Enrico Ferri)出版了《犯罪社會學》一書。作為犯罪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對龍布羅梭的“天生犯罪論行了批判性繼承，在該書中，他提出了的“犯罪j因素論”。他指出，犯罪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所決定，其中人類學因素就涵蓋了龍布羅梭所謂的“天生犯罪”。他指出，現(xiàn)實中的犯罪往往并不是由單一要素所決定的，而是氣個因素共同決定的，只不過各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異而已。不僅如此，菲利還提出要科學地實施犯罪，由于不可能消除犯罪，只能將犯罪降到，所以他反對盲目崇尚刑罰，而堅持通過改善社會環(huán)境等刑罰替代措施來達到犯罪的作用。他認為犯罪可以分成三個類似的階層：階層、階層和第三階層。階層缺少道德感和罪惡感，缺乏預見性，大多是由人類學因素決定的犯罪，它雷同于龍布羅梭筆下的“天生犯罪人”，由于這類人擁有無法改變的先天因素，沒有更多的辦法加以解決這類問題，因此他建議采取關押的辦法。階層是高度道德化的人，這類人擁有很好的道德品質，這類“好人”無論如何都不會嘗試任何罪行，因此任何應對犯罪的措施都對其毫無意義。關鍵的就是介于“的好人”與“的壞人”之間的第三階層，他們是否發(fā)生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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