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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后期，中國東北地區(qū)幣制統(tǒng)一問題成為日圓金融體系對華滲透的首要目標。1882年，日本銀行成為日本國家中央銀行，發(fā)行銀本位制日本銀行券及輔助貨幣。1897年3月，日本改行金本位制，停止發(fā)行并制造銀本位貨幣。1899年，日本于臺北開辦臺灣銀行，于殖民地臺灣發(fā)行名義上為金本位制的臺灣銀行券。1909年，日本于朝鮮開辦朝鮮銀行，在即將徹底淪為殖民地的朝鮮發(fā)行同為金本位制的朝鮮銀行券。當時臺灣經濟與大陸經濟聯系緊密，盡管名義上已采取金本位制，但事實上銀幣銀兩仍大量流通。所屬中國銀貨圈的臺灣，并未吸納入日本的金幣經濟圈中；在朝鮮銀行的前身銀行朝鮮分店的貨幣發(fā)行準備制度中，吸收日本銀行兌換券為資本，說明朝鮮涉入日本金幣圈的程度要超過臺灣。日本銀行券、臺灣銀行券、朝鮮銀行券以等價聯系的形式，將日本國內的貨幣金融體系與殖民地貨幣金融體系牢牢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以日本銀行券為本體、臺灣銀行券、朝鮮銀行券為兩翼的內國性金融圈。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侵占中國東北，成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偽滿政府不久成立滿洲中央銀行，發(fā)行滿洲中央銀行券，并于1935年11月宣布滿銀券與日圓等值聯系，中國東北金融體系徹底淪入日本本國及殖民地金融體系之中，由日本軍政當局主導的跨國性日圓金融圈自此確立。

自日俄戰(zhàn)爭至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經濟統(tǒng)治，首先以掌握鐵路與金融為出發(fā)點，而后者以貨幣統(tǒng)一工作為基礎。日本學者大竹慎一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qū)的貨幣工作一直在同化主義與適應主義間搖擺中推進。這一結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日俄戰(zhàn)爭后日圓金融圈對中國東北市場滲透的曲折性。迄日本戰(zhàn)敗，中國東北地區(qū)流通的貨幣繁多，幣制呈現極為混亂的狀態(tài)，僅土著貨幣即有制錢、銅錢、小洋錢、大洋錢、銀錠、官帖、帖子等多種，而外來貨幣則包括日本銀圓、正金銀行銀券、日圓金券（包括日銀券、朝鮮銀行券、橫濱正金銀行券等）、俄國盧布等。從貨幣本位而言，制錢、銅錢、關貼屬銅本位制貨幣；銀錠、小洋錢、大洋錢、日本銀圓屬銀本位制貨幣；日本金券、俄國盧布又屬金本位制貨幣。所謂制錢，是官方所制錢幣；所謂關貼，則為省政府機關銀行發(fā)行的可兌換紙幣，例如吉林省官銀錢號發(fā)行的吉林省官帖、黑龍江弘信公司發(fā)行的黑龍江省官帖等。民國成立后，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邊業(yè)銀行、東三省官銀號、奉天興業(yè)總銀行、奉天商業(yè)銀行、黑龍江省官銀號等官營銀行又各自發(fā)行小洋錢票。日俄戰(zhàn)爭之后，中國東北形成北部鐵路沿線為俄國金融機構及其發(fā)行貨幣的勢力范圍，而南部成為日本金融機構及其發(fā)行貨幣的勢力范圍，間雜清政府官銀號及其發(fā)行貨幣流通的特殊局面。東北金融體系紊亂的焦點在于貨幣的金銀本位制之爭，而其背后又存在日本不同利益集團間的博弈競爭。
日俄戰(zhàn)爭期間，日軍在中國東北地區(qū)實行軍政統(tǒng)治，發(fā)行大量軍票，以此征發(fā)當地物資。1905年7月，伴隨戰(zhàn)事結束，日本軍政當局為回收這些軍票并掌握戰(zhàn)后東北地區(qū)的金融，決定將橫濱正金銀行作為經營中國東北地區(qū)的金融機構，橫濱正金銀行發(fā)行的特殊的銀本位正金銀行銀券簡稱正金銀券，民間稱鈔票。被賦予與軍票同等的法幣地位。12月，日本政府向橫濱正金銀行發(fā)出指令，要求該行承擔東北清政府租稅、公金出納及保管業(yè)務；逐步限制中方通貨流通，促進日圓銀券的流通終實現日圓銀本位幣制。日本政府給予橫濱正金銀行的這一指令，說明當時日方已具有利用日圓銀本位統(tǒng)一中國東北幣制的意圖。日本軍政當局要求橫濱正金銀行，悄悄變軍票為正金鈔票，要講究技巧，巧妙進行，使中國官民在事實上不得不永遠承認正金紙幣之流通，其他各國亦無提出異議之余地。這樣，橫濱正金銀行分行將成為實際上滿洲的中央銀行。中國原本是銀本位制國家，作為中國領土的東北，其特產（大豆、豆餅、豆油等）的販售以銀元交易，理所當然。日俄戰(zhàn)爭后，中國東北經濟雖然加深了與世界經濟的結合程度，但依然與關內的物資交流、勞動力、資金等存在很強的聯系，總體而言仍包含于中國銀貨圈之中。當時大連、長春等地的土產交易所以銀本位貨幣交易，日本商人對于東北特產的采購，必須使用正金銀券。然而正金銀券的流通受到奉天官銀號所發(fā)行紙幣、小銀幣的影響，一般使用于在東北僑居的日人之間或關東州內。另一方面，日本本國流通的日圓為金本位制，如何兌換成銀本位制的正金銀券或中國的銀兩，亦使日商感到煩惱。對此，日商不得不在上海匯市收購正金銀券或上海規(guī)元（當時稱匯申），由此承受匯兌上的損失；而橫濱正金銀行也不得不根據其在上海所存有的銀資本量來調整正金銀券的發(fā)行額度。
至1906年末，軍票在東北的流通額約為400萬圓，而正金銀券的發(fā)行額則為440萬圓。日本軍政當局發(fā)現，通過正金銀券實現東北幣制的統(tǒng)一極為困難。日本學者安富步認為，原因在于此時以官銀號為首的清朝金融機構之實力已逐漸壯大，由此與正金銀券構成激烈的競爭關系。因安奉鐵路、鴨綠江大橋的開通，東北地區(qū)與朝鮮的經濟交流日趨緊密，大批日商日僑來到關東州、安東等地，朝鮮銀行券（金圓）、日銀券逐漸于當地流通。此外，因世界銀價持續(xù)走低，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貨物、客旅運費也不得不以金圓結算。1909年橫濱正金銀行營口分店開設金圓賬戶，在金融政策上采取金銀并軌制，意味著日本政府以橫濱正金銀行統(tǒng)一中國東北幣制的意圖在現實中遭遇挫折。
朝鮮銀行是1911年日本在殖民地朝鮮首府京城開辦的中央銀行，1913年該行于奉天、大連、長春等地開設支行，以后陸續(xù)于東北其他各地設立支行。朝鮮銀行所發(fā)行的朝鮮銀行券（簡稱鮮銀券，民間稱金票），因為日商在東北投資、支付滿鐵運費等需要，鮮銀券在東北境內大量流通。鮮銀券在東北的流通，不僅出于日商金融交易的實際需要，而且也包含日本政府意圖以日圓鮮銀券統(tǒng)一東北貨幣體系，將東北地區(qū)進而將中國全土納入日圓金融圈的企圖。1917年11月27日，日本政府以敕令形式規(guī)定鮮銀券為關東州、滿鐵附屬地的法幣，在中國東北形成朝鮮銀行、橫濱正金銀行雙行均有貨幣發(fā)行權的特殊體制。當時的大藏大臣勝田主計主張朝鮮銀行不應局限于殖民地中央銀行的角色，而應獲取世界性銀行之地位。勝田在機密的《關于整理滿洲金融的意見》中提到：試想之。旅客渡過馬關海峽，從釜山登陸。就會看到存在與母國不同的別樣的朝鮮銀行券。若渡過鴨綠江，又看到有另一種銀行券的流通。如此則不僅只感到不便。且與帝國的大陸政策并不相容。將滿鮮融為一體，成為同一經濟區(qū)域，乃有識者皆所倡導，當然勿庸論統(tǒng)一滿鮮貨幣實乃必要。按勝田的邏輯，首先以金圓統(tǒng)一滿洲，漸漸波及中國全土，乃是與日本所推行的大陸政策并行而進的金融政策。
1917年日本政府對中國東北貨幣工作的實質，是希望利用金本位制的鮮銀券統(tǒng)一中國東北幣制，從而實現日本控制中國東北金融的目的。正如當時寺內內閣閣議所表明的，鑒于其（朝鮮銀行）作為發(fā)券銀行之本質，顧慮到將來的幣制統(tǒng)一，不如將原由橫濱正金銀行之處理國庫金及紙幣發(fā)行等特別任務，委讓于朝鮮銀行，此乃自然而然實現滿洲幣制統(tǒng)一及金融市場調節(jié)之必要且捷徑之手段。由朝鮮銀行推行的鮮滿金融一體化政策得到軍部與日商棉紡織業(yè)資本的大力支持。因當時在日本對中國東北貿易出口占大宗者為棉紗布，故而對于日本國內棉紡織業(yè)而言，東北貨幣統(tǒng)一于金本位制，則可減少其在匯兌上的損失。這是日本國內棉紡織業(yè)與奉行大陸政策的軍部，在東北貨幣統(tǒng)一問題上態(tài)度一致之根本原因。當時寺內正毅內閣已確立使橫濱正金銀行回歸匯兌銀行本務，而以朝鮮銀行為商業(yè)金融中心機構的金融方針。即自1918年1月1日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國庫業(yè)務由橫濱正金銀行轉讓于朝鮮銀行；賦予鮮銀券于關東州、滿鐵附屬地強制流通的權力；正金銀券雖仍被認可為發(fā)行貨幣，其強制流通力則被剝奪。然而，現實中日本軍政當局及朝鮮銀行在東北所推行的金本位制遭到了當地華商與部分日商的反對，于是鮮銀券名義為關東州、滿鐵附屬地使用的法定貨幣，但正金銀券則仍然被關東廳下屬的大連重要物產交易所及大連海關用于交易或繳稅，結果金銀本位制日系貨幣共同流通于東北金融市場，由此在東北地區(qū)形成一種跛足的金本位制。
1913年，關東都督府一度有意將大連物產交易所交易貨幣由銀券改為金券，遭到中日商人的共同抵制。隨著正金銀券的強制流通力被剝奪，大連開始出現將采用金本位制的傳聞。隨著鮮銀券在東北的不斷擴張，大連物產交易所的交易貨幣將改為金本位制的風聲愈加盛行。1921年4月，關東廳下達來自東京的命令，原以鈔票交易的大連物產交易所突然改為以鮮銀券、日圓交易，這在市場上引起巨大恐慌。各實業(yè)團體紛紛向關東廳提交請愿書，稱銀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轉換將對大連土產交易與油房業(yè)造成嚴重打擊，成為大連經濟界生死攸關的問題。當時中國商人利用銀本位制的正金銀券換取銀兩、銀元，可以減輕匯兌上的損失，從而將大量交易集中于大連一地，由此促動大連經濟。而東北地區(qū)的大豆交易集中于日商三井物產、三菱商事、鈴木商店、日清制油等四家株式會社，本位制的轉換也一定程度影響這些日商的利益。另一方面，若推行金本位制，則順應日本政府在東北普及鮮銀券的國策，從而將東北金融與日圓金融圈連接，可避免日本本國與東北直接貿易導致的匯兌損失。金銀本位之爭，其實質是關東廳、朝鮮銀行、滿鐵集團與橫濱正金銀行、日商商社、大連居留民團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乃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激烈沖突的結果，充分體現日本的滿洲幣制統(tǒng)一方針與日本在滿洲商業(yè)利益的背道而馳。不久，隨著關東廳長官山縣伊三郎被免職，繼任的伊集院彥吉宣布，自1923年11月起大連特產交易所推行金銀雙本位制，實質上回歸銀本位制，這場大連市場因貨幣本位制變動而引起的風波方告平息。這次變動導致失敗的原因，正如日本學者波形昭一所論，無論日本帝國主義如何急切激進，在商品經濟一般的形態(tài)領域，也無法突破銀幣圈的壁壘。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日本軍部暴力接收以東三省官銀號為首的東北各官銀號，其中黑龍江省官銀號因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馬占山已取走現銀，日本軍政當局對其之接收，管理較為滯后。1931年11月，關東軍成立統(tǒng)治部；1932年初，統(tǒng)治部開始討論東北幣制問題，經過數月內部討論與醞釀；2月5日，統(tǒng)治部提出《貨幣及金融制度方針案》，并以此為基礎，于2月11日制定《貨幣法》、《中央銀行法》等偽滿金融法規(guī)。
如前所述，日本對東北幣制及金融政策的基本原則，在于將該區(qū)域作為日圓金融圈的侵蝕對象，首先從貨幣層面實現日滿一體化。在關東軍統(tǒng)治部組織召開的幣制及金融咨詢會議中，討論的議題中為激烈的仍是金、銀本位制之爭問題。曾任橫濱正金銀行行長的高橋是清認為，若偽滿幣制統(tǒng)一于金本位制，中國商人之間的白銀結算就會于上海進行，由此東亞貨物的集散地就會集中于上海，由此削弱大連等地的經濟地位。擔任東三省官銀號、邊業(yè)銀行監(jiān)理官的首藤正壽認為，雖然金本位制度乃偽滿金融體系的終目標，然而并非一朝一夕可達成，不如通過引入銀本位制，賦予紙幣兌換功能，首先實現東北幣制統(tǒng)一。滿鐵方面則認為，中國東北既已處于日本統(tǒng)治之下，就必須優(yōu)先考慮日本商人的利益，以日本金融勢力如何盡快進入東北為著眼點。可以看到，在偽滿經濟界，以高橋為代表的銀本位論者，大多基于偽滿金融現狀而考慮，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金本位制的過早導入，對于日本控制中國東北經濟并不利。當時金銀本位制之爭，可分為三派：
即行金本位制一派，其主要觀點是：為實現日朝滿一體化，偽滿金融體系應采取與日本國內、朝鮮一致的貨幣本位制度。而中國商人未必執(zhí)著于銀貨幣的使用，不必過于考慮中國商人的利益。
以金本位為目標、暫行銀本位一派，其主要觀點是：驟行金本位制，則必將使偽滿經濟界動蕩不安。偽滿民眾多所期待者，并非變更本位制度，而是統(tǒng)一混亂的幣制。
銀本位制一派，其主要觀點是：當今世界以金銀本位制為貨幣基礎的國家，如英國等尚難穩(wěn)固該制度，貧弱的滿洲則更難以維持。從中國人使用貨幣的習慣、思維來看，實行銀本位制為合適、符合偽滿的國情。若采用金本制，將在經濟上導致偽滿與關內的割裂，不利于偽滿經濟發(fā)展等。
不久，滿鐵內部出現分化。調查部中的一批職員鑒于東北實況，也主張實行銀本位制。關東軍中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為了粉飾偽滿獨立與自主，亦主張實行銀本位制方案。在關東軍統(tǒng)治部出臺的《貨幣及金融制度方針案》中，偽滿幣制改革原則上以金本位制度為目標，現行將以銀本位制為基礎推行。
伴隨本位制問題的解決，偽滿中央銀行的開辦即成緊鑼密鼓之勢。1932年5月，偽滿政府向三井、三菱財團各借款1000萬日圓，6月公布《貨幣法》、《滿洲中央銀行法》，并于7月1日成立滿洲中央銀行（資本3000萬日圓），發(fā)行滿洲中央銀行券。滿洲中央銀行成立之后，致力于回收境內流通的各種舊幣，至1934年6月末，其回收率達93��1%。原由官銀號經營的糧店、典當業(yè)，則由附屬于滿洲中央銀行的大興公司接收。1935年5月，偽滿政府布告禁止大洋交易，大洋標價的借貸、存款等必須轉換成滿銀券金額。當時，偽滿市場流通的日圓金券大部分為鮮銀券，1935年末約占偽滿貨幣流通總量的約40%，由此構成偽滿推行金本位制的基礎。
1934年，美國政府出臺《白銀收購法案》，國際市場白銀價格高漲。作為銀本位制貨幣滿銀券的價值亦隨之提升。此后滿銀券的價值逐步回落，其匯市價值逐漸與日圓接近，至1935年9月基本與日圓等值。1935年10月，日本政府抓住時機，大藏省宣布，滿銀券與日圓等價聯系；偽滿政府將通過改善經濟金融狀況、國際借貸關系，乃至強化匯兌管理，逐步實現這一等價關系；此外，日本將加強對偽滿的投資、促進偽滿的產業(yè)開發(fā)、獎勵關東軍及滿鐵使用滿銀券等。1936年12月大藏省正式宣布從偽滿回收鮮銀券，滿銀券成為偽滿境內的國幣。由此，滿銀券正式脫離銀本位制，而與日圓等價聯系，滿洲金融體系繼臺灣、朝鮮之后被吸納入日圓金融體系中，這意味著跨國性的日圓金融圈初步確立。
為了實施滿洲產業(yè)開發(fā)五年計劃，1937年1月，偽滿政府設立以為工農業(yè)企業(yè)提供資金為主要目的的滿洲興業(yè)銀行資本3000萬日圓，實投1500萬日圓，由偽滿政府與朝鮮銀行折半出資。，并從滿洲中央銀行、朝鮮銀行、偽滿政府借入大量資本，通過發(fā)行債券集資，投資于以鋼鐵、滿鐵為中心的重工業(yè)開發(fā)。在此過程中，滿洲中央銀行不得不大量增發(fā)滿銀券來滿足重工業(yè)發(fā)展所需的資金，由此加劇偽滿國內通貨膨脹，伴隨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后對偽滿物資的急迫掠取，這一情況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