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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過程中，課題組發(fā)現(xiàn)了一系列新問題。新的問題譜系中，最大的問題或許是原預設研究計劃相對忽視了延安文藝對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與示范意義，即延安文藝的當下性存在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2014年10月習近平發(fā)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這一問題就尤為凸顯。隨著研究的深入展開，我們深感延安文藝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其實主要體現(xiàn)在延安文藝傳統(tǒng)的影響力上，而這個傳統(tǒng)又是自成體系的。如果這一問題沒有解決，就可能導致延安文藝研究的不完整，更何況它還關涉延安文藝對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與示范意義等延伸性研究。換句話說，新世紀文學接受延安文藝的影響，無非是接受延安文藝的傳統(tǒng)。眾所周知，文藝傳統(tǒng)一旦形成，便有可能產生普遍的意義，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特性。五四文學傳統(tǒng)、左翼文學傳統(tǒng)等都是如此，延安文藝傳統(tǒng)當然也不例外，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新文學傳統(tǒng)中，延安文藝傳統(tǒng)是最具廣泛性和綿延性的傳統(tǒng)。中國當代文學七十多年的發(fā)展歷程表明，延安文藝傳統(tǒng)始終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存在，離開了延安文藝傳統(tǒng)這個維度，當代文學發(fā)展演變的歷史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參照系。

從建構的視野上對延安文藝傳統(tǒng)進行系統(tǒng)性的研究、總結和凝練，觀察和分析延安文藝傳統(tǒng)在當代文學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演變狀況，特別是討論處于全球化時代、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新世紀中國文學對延安文藝傳統(tǒng)的復興、繼承和創(chuàng)造性弘揚等一系列新問題，這不是項目“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應承擔的，實際上也是無暇承擔的。這就是說，延安文藝的完整研究應包括兩個方面，即基礎性研究和延伸性研究�；�礎性研究在原項目的擬定計劃中得到了全面體現(xiàn)，而延伸性研究則需要詳細制定并切實落實“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延伸研究”計劃。

我們提出延伸研究的動因，不僅是在原項目的實際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新問題，而且是深受習近平2014年文藝講話的啟發(fā)。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具有多方面的精神聯(lián)系。

毛澤東《講話》是在當時復雜動蕩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中，為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qū)贏得文化主導權而提出的指導性意見和建議，突出強調解放區(qū)文藝可能發(fā)揮的社會效能及文化建設愿景。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在經濟和科技等硬實力躍居世界前沿后，為使中國能在文化競爭日趨劇烈的國際格局中進一步贏得文化主導權（即軟實力）而提出的指導性意見和建議，并特別強調了社會主義文藝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中如何發(fā)揮應有的社會效能，如何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沖鋒陷陣等�？梢姡�在贏得文化主導權這一層面，毛澤東《講話》與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毛澤東《講話》主要論述了知識分子改造、文藝的意識形態(tài)、文藝的民族形式、普及與提高、文藝批評的標準、文藝的源流等問題。習近平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文藝工作者要創(chuàng)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讓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斷邁上新臺階”、“人民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源頭活水”、“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文藝要“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等觀點，可看作對毛澤東所論述的主要問題在新形勢下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和發(fā)展。毛澤東和習近平所論述的文藝問題，具有相當?shù)钠毡樾�，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人民性、民族化、大眾化、審美性、風格化等問題。事實上，只有在文藝學的視野上，我們才能切實體味到毛澤東《講話》與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蘊含的普遍性意義。

應該看到，在毛澤東《講話》精神的引領下，延安文藝迎來了一個輝煌的時代，使文藝確實發(fā)揮“筆桿子”不可替代的社會效能，從而有效推動了歷史的進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自2015年發(fā)表至今，我們還很難找到深刻體現(xiàn)其精神指向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借鑒的意義便被凸顯出來。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從延安文藝的實踐經驗及其精神傳承中尋找可資借鑒的成果，作為踐行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重要參照。

我們將延伸項目的成果命名為《歷史作為鏡像：習近平文藝講話與新時代中國文藝復興》，需要做如下說明：其一，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形成于新世紀，其理論視野則基于對古今中外文學歷史與百年中國文學經驗（特別是延安文藝經驗），尤其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實踐的反思與理論化，故我們應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新的視角切入，重新檢視百年中國文學經驗，并以之作為構建新時代文學的理論依據(jù)，這就是“歷史作為鏡像”的意義所指。其二，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習近平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而習近平思想的核心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理，文藝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我們理應將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核心，看作“實現(xiàn)中國文藝復興”。事實上，習近平就是在這樣的視點上闡述文藝問題的。其三，“新時代文學”是我們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其理論依據(jù)是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據(jù)其內涵，我們認為，新時代文學即能夠適應和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文學。這一理論設想始于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即我們將習近平發(fā)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作新時代中國文學的開端。

我們將延伸研究成果設計為五章。第一章著力研究新世紀中國文藝復興的可能性。我們認為，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核心思想是中國文藝復興，而延安文藝在解放區(qū)的全面復興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切實的參照系，我們將從四個具體的問題切入，以使新時代中國文藝復興的研究預設落到實處。第二章討論新時代中國文學如何最大程度地體現(xiàn)人民性。探討人民性理論的淵源，總結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文藝界關于人民性理論的探索，深入分析延安文藝的工農兵方及實踐，進而討論新時代文學的人民性趨向與表現(xiàn)。第三章探討新時代文學的大眾化命題，涉及的主要問題有：新文學大眾化問題的提出及發(fā)展線索，毛澤東《講話》對大眾化理論的集成與升華，左翼文學大眾化的歷史經驗及當代啟示，新時代文學大眾化的歷史參照與現(xiàn)實探索，等等。第四章探討新時代文學如何把握中西方文學傳統(tǒng)的問題，涉及的主要話題有：消費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嬗變，當代陜西作家文學成就的取得與長安文化的滋養(yǎng)，消費時代如何體現(xiàn)詩性情懷與建構精神高地，新時代文學如何把握民族化與世界性，等等。第五章討論如何建構新時代文學高峰等問題，涉及的主要內容有：文學高峰及其表現(xiàn)形態(tài)，延安文藝與崇高之美，新時代文學如何體現(xiàn)信仰之美，新時代文學如何進行美的發(fā)現(xiàn)與美的創(chuàng)造，新時代文學應有的溫度，等等。

綜上，本書的內容設計，不僅可以探察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淵源，而且將它作為新的研究視角，可沖破延安文藝研究的慣性與固態(tài)，有效開掘延安文藝研究的潛質，更重要的是，可為新時代中國文藝復興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