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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看似薄薄的一本書，描述的卻是一件驚人的大事件。1920年，美國經濟進入了今天會被診斷成蕭條的階段。然而，從伍德羅·威爾遜到沃倫·G. 哈定的連續(xù)兩屆政府，對這場經濟衰退似乎都不理不睬、泰然處之。也就是說，它們采取了21世紀一般經濟學家眼中的災難性政策。面對下跌不止的物價、收入和就業(yè)率，政府平衡了預算，并通過新成立的美聯(lián)儲提高了利率。按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學說的觀點，我們再也想象不出比這更不開化或更適得其反的政策了。然而，到了1921年年底，一場充滿就業(yè)機會的強勁復蘇開始了。這里要講的故事，就是關于美國最后一次政府不插手治理就自我痊愈的蕭條。
當然，20世紀20年代初，美國并非沒有政府。政府征稅，也實施管制。政府開設法庭，維持法治。政府發(fā)行了法律上定義為黃金重量的美元。政府還設有陸海軍。聯(lián)邦政府官員審查國家特許銀行。其他公職人員向流動性差但資產大于負債的銀行注入資金。當時的人們把功勞算給這樣一類官員，即美聯(lián)儲的新雇員，認為他們阻止了一場本來肯定會發(fā)生的貨幣恐慌。但美國政府沒有讓社會來承擔金融失敗的風險，也沒有試圖通過操縱聯(lián)邦支出的比率或美元的價值來控制和指導國民經濟。相對于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聯(lián)邦政府機構（或不久之后發(fā)動對德戰(zhàn)爭的聯(lián)邦政府機構），此時的政府不僅規(guī)模較小，也不愛多管閑事、到處干預。
在本書的敘事中扮演主角的是價格機制，也就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在市場經濟中，價格協(xié)調著人們的努力。價格引導投資、儲蓄和勞動。高價鼓勵生產，抑制消費，而低價的作用恰好相反。1920—1921年的經濟蕭條以物價暴跌為標志，我們稱這種致命狀態(tài)為通貨緊縮。但物價和工資下落的幅度是十分有限的，一旦兩者跌到足以吸引消費者購物、投資者投入資金以及雇主招聘員工的程度時，跌勢便停止了。在物價和工資雙雙走低的作用下，美國經濟恢復了正常。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撰寫本書時，正值美國從所謂2007—2009年大衰退中乏力復蘇的第5年。為了應對銀行倒閉和信貸崩潰的危機，喬治·W. 布什政府和巴拉克·奧巴馬政府借入數(shù)千億美元，然后拿去統(tǒng)統(tǒng)花掉了。它們向數(shù)十家本會遭遇滅頂之災的金融機構拋出了政府援助的“救生索”。美聯(lián)儲將貨幣市場利率壓低至零，并造出數(shù)萬億美元新錢（從而進一步補貼銀行和“政府贊助企業(yè)”，而正是這些機構的過失甚至蓄意犯錯促成了這場危機）。然而，盡管美國政府采取了這些措施，仍有約980萬美國人失業(yè)，數(shù)百萬美國人連找到工作的渺茫希望也放棄了。
如今，幾乎沒人敢公開提議一個世紀前政府的政策作為（更準確地說是拒絕或顧不上作為）。但事實就是，在政府做出這樣的決策之后，經濟反而恢復了增長，20世紀20年代出現(xiàn)了盡人皆知的繁榮期（“咆哮的20年代”）。如果威爾遜和哈定像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總統(tǒng)那樣插手干預，我們就不可能知道發(fā)生了什么。哈定的商務部部長赫伯特·胡佛似乎急不可耐，非要有所行動；可當他想要發(fā)力時，經濟衰退已經結束了。在美國第31任總統(tǒng)任上，胡佛如愿以償?shù)貙崿F(xiàn)了干預，尤其是他企圖阻止工資下降，但結果令人大失所望。
經濟衰退和蕭條從不宣告自己的到來。確切來說，經濟學家都是在事后才把相關事件按時間順序拼湊成年表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是經濟周期年表公認的裁定者，它認定的1920—1921年經濟衰退周期始于1920年1月，終于1921年7月；也就是說，經濟從1920年1月開始每況愈下，到了1921年7月止跌回升，前后經歷了18個月。
一方面，對于任何一位陷入失業(yè)、破產或貧困的人來說，一年半都是頗長的一段時間；另一方面，跟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的43個月比起來，一年半又短暫得多。我認為，聯(lián)邦政府建設性的不作為，促成了相對令人滿意的結果。對于那些耳濡目染于自由放任思想的金融家和資本家來說，聯(lián)邦政府的消極態(tài)度非但沒有摧毀其信心，反而使之增強。
“信心”這個概念既至關緊要，又捉摸不定。給予一代人信任感的事物，可能會讓另一代人驚恐。面對1920—1921年的經濟衰退，使這一代美國人振作精神的似乎是一種相信美國金融基礎牢固的共同信念。在一個許多方面都有如不系之舟的世界里，美元仍然和黃金一樣堅實可靠。美國兩黨在償還聯(lián)邦債務并保護美元購買力方面的決心是一致的，這很可能促使人們相信：壞時光終難持久。
穆雷·羅斯巴德（Murry Rothbard）在他寫的關于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美國大蕭條》（Amercia’ s Great Depression）中寫道：“如果政府希望緩解而不是加劇蕭條，那么唯一有效的途徑就是自由放任——不插手干預經濟。只有在價格、工資水平和企業(yè)清算不受直接干預或者沒有這種顧慮的情況下，必要的調整才會順利進行�！睙o論從總體上如何評論這一命題，美國1920—1921年和1929—1933年的經歷都不能將其證偽。
對于那些倡導聯(lián)邦政府應采取強有力措施以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經濟大衰退”的人來說，大蕭條是歷史的試金石。為了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初的覆轍，美聯(lián)儲在主席本·S. 伯南克（Ben S. Bernanke）的領導下開始了激進的印鈔、利率抑制和金融市場操縱計劃，而在經濟治療正式啟動5年多之后，這些政策仍在延續(xù)。2012年8月，在懷俄明州杰克遜霍爾鎮(zhèn)的一次演講中，伯南克坦率地將這些實驗描述為“干中學”。
1920—1921年美國的貨幣和財政委員會沒有采取這類即興創(chuàng)作，除非你認為新成立的美聯(lián)儲采用了實驗性做法：即使在價格暴跌時，也拒絕從高利率政策立場退讓。無論如何，據(jù)我所知，在2008年危機期間，沒有一位美國決策者援引1920—1921年這一不尋常事件作為可能相關的先例，1929—1933年的經濟崩潰想必壟斷了歷史類比的市場。為決策者這一選擇的辯護理由也在預料之中，比如他們會說：1920—1921年的經濟規(guī)模比現(xiàn)在要小得多；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與我們這個時代完全不同，為測量經濟活動的擴張和收縮而產生的數(shù)據(jù)充其量也只是粗略統(tǒng)計的；此外，當時還沒有聯(lián)邦政府社會保障和安全網絡，也沒有輕易就能取得的信貸，無論是個人信貸還是抵押貸款。這一切都是事實，但每一種反對理由都會以幾乎同等的力度適用于大蕭條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