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jīng)典”叢書之一種，該叢書已入選“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
本書是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呂新的中篇小說集。呂新秉承先鋒小說的精神，追求語言的陌生化、意象化，藝術個性鮮明。早期的代表作《南方遺事》，運用象征、隱喻、意象等藝術手法，主題多義、繁復，豐富而敏銳的語言感覺，彰顯了其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不可遏制的才華。
于2014年獲魯迅文學獎《白楊木的春天》，思想性、藝術性皆成熟、穩(wěn)健、大氣。通過講述一個叫曾懷林的知識分子被下放農場的遭遇，以此思考歷史、時代、現(xiàn)實的困境，以及在困境里如何突圍，像多棱鏡一樣折射出歷史、時代的多層意蘊。
先鋒作家呂新著《白楊木的春天》為“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jīng)典”叢書之一種。
一、該叢書是首部由當代著名評論家點評的涵括中國百年經(jīng)典中篇小說、展示中國百年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實績的大型文學叢書。
該叢書對“五四”以來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讀者可以通過本叢書確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杰出中篇小說的閱讀坐標。當代著名評論家何向陽、孟繁華、陳曉明、白燁、吳義勤對作品的文學價值以及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進行了詳細介紹，對文本進行了精彩點評，這對于讀者欣賞把握這些經(jīng)典作品起到了引導作用。
二、形式有突破。
叢書以作家分冊，每冊精選該作家最經(jīng)典、讀者認知度高的作品。除經(jīng)典作品以外，另附文學化的作家小傳及作家圖片若干幅。所附內容既可以為文學研究者、文科學生提供必要的資料，對普通讀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同樣大有裨益。
三、所選作家有較大影響力。
呂新是一位藝術風格極為獨特的小說家。作為“先鋒小說”代表作家，他在長篇、中篇、短篇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績。其中，他對中篇小說這種文體更是情有獨鐘，無論數(shù)量還是質量都相當可觀。
雖然他的中篇小說始終聚焦人性奧秘，書寫歷史進程，但由于他在小說語言、結構、主題上的刻意反常規(guī)或反傳統(tǒng)實踐，故要全面、精當?shù)亟庾x呂新及其小說創(chuàng)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整體上看，他在小說理念上可謂高標獨異、特立獨行。比如，重知覺，輕理性，刻意追求語言表達上的陌生化效果；動輒打破現(xiàn)實與歷史界限，試圖在夢中之夢或想象之境中建構超越特定時間與空間的精神世界，尤其不注重故事和情節(jié)營構，甚至完全將之作背景化處理；擅長寫景且將其作為小說本體而予以凸顯，但內涵極其抽象、多義、難解；等等。而從具體文本實踐來看，意象化、碎片化的語言，繁復的結構，不確定的主題，以及比喻、隱喻、復沓等微觀修辭上的非常規(guī)運用，使得他的每一部小說都因阻拒性、陌生化而展現(xiàn)出十足的先鋒色彩。在1990年代馬原、余華、蘇童等先鋒小說家紛紛轉型的大背景下，他絲毫不受外界影響，依然故我，這種堅守亦堪稱傳奇。
《南方遺事》和《白楊木的春天》是呂新創(chuàng)作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和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的作品，也是其早期和晚期中篇小說的代表作。從早期到后期，其間“變”與“不變”亦可從這兩個文本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
重知覺、想象，輕理性與平面化寫實，反故事，反情節(jié)，并以語言為小說本體建構全新的藝術世界，這種理念與實踐在早期以《南方遺事》為代表的小說中得到突出表現(xiàn)。在《南方遺事》中，像“語言下面是一個虛構的時期”“山下是虛構的鄉(xiāng)土”“他在這個虛構的地方種植了一望無際的鵝黃色的藥草”“我來到這個虛構的鄉(xiāng)間后”這類話語非常清晰地顯示出其對傳統(tǒng)小說“真實觀”或“藝術觀”的拋棄與超越：人物符號化，語言能指化，一切似都變得飄忽不定；時間、空間、人、事、物及其關系似都被強力編織進“虛構”的大網(wǎng)中，不羈的想象和虛構主導了一切；故事與情節(jié)被虛化處理，風景成為主體而被予以集中塑造；小說寫得像一首長詩，意境朦朧，主題多義。另外，由于象征、隱喻、意象等手法的廣泛而密集運用，并由此而導致的在語言層面上的晦澀難懂，也典型地代表了“先鋒小說”高峰期內的語言風貌。從這個角度來說，呂新的先鋒寫作是嚴重“錯位”的——這種本來發(fā)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寫法，卻在早已遭受冷落和邊緣化的90年代發(fā)生，就多少有點“物是人非”且?guī)в袔自S“挽歌”的意味�；蛟S，呂新的“錯位”也承載了一代人對那個文學年代的美好記憶，因而，以《南方遺事》為代表的早期小說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意義。
跨越90年代后，呂新的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依然聚焦歷史或人性維度，依然鐘情于“先鋒藝術”的探索與實踐，但在“如何寫”方面也有了一些改變。比如，開始重視故事或情節(jié)要素功能，強調小說的“可讀性”；人物以及人物關系變得相對清晰；主題變得不是那么晦澀；等等�！栋讞钅镜拇禾臁肪褪瞧滢D型之作。具體來說，一方面，小說講述一個知識分子曾懷林“被發(fā)配”至偏遠小鎮(zhèn)進行勞動改造的命運故事，并以此深入揭示或探討置身于那個荒唐年代里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在此，雖然特定年代、政治運動（或政治事件）都被作了背景化處理，但承載特定歷史訊息和時代內涵的人物及人物關系是清晰可辨的，對知識分子孤獨、漂泊、失落等身心受難主題，特別對其生存困境或精神困境的揭示，以及對荒唐歷史和非人際遇的質疑、反思乃至批判，都得到集中而清晰的呈現(xiàn)。很顯然，這種寫作是有明確目標和理性思考的。另一方面，小說在“審美形式”上繼續(xù)保持對先鋒藝術的實踐熱情。對風景與人之關系特別是對融入其中的聲音、色彩和內感官意識的深描，雜糅講述與呈示兩種小說語式且?guī)в猩⑽幕蛟娀瘍A向的文體風格，動輒長達幾十字富含豐富信息的超長句式，以及對象征、隱喻、通感、議論、抒情等修辭方式的密集使用，等等，都表明其在前后三十年間小說藝術探索與實踐中對“先鋒藝術”的一貫堅守�？傊�，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tǒng)一，主體與客體的深度交融，歷史與人的及物性書寫，這些在其早期小說創(chuàng)作中難以周全的藝術實踐，在這個中篇中都得到較為完美的呈示。
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呂新都是先鋒小說藝術的信徒。任憑時代如何變遷，他對先鋒藝術精神的堅守，都不曾有絲毫動搖。他依然按照自己對小說藝術的理解，按部就班地從事寫作，且不改先鋒本色。在崇尚快餐化閱讀的今天，他這種信仰與堅守不免“悲壯”甚至“慘烈”，因為他這種偏于形式實驗的寫作事實上已被大眾讀者和評論家所忽略或擱置，但是，誰也不會輕易否定他這種趨于創(chuàng)造“藝術品”的孤絕實踐的價值和意義。至少，在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語言發(fā)展史上，呂新是要被濃墨重彩地寫上一筆的；呂新及其中篇小說也注定會被一代代精英讀者所重視，其有待重讀與重釋的巨大空間依然無限敞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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