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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背景與意義
　　筆者曾于2006年3月至5月撰寫了《洪亮吉與圖書編撰學》一文，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查閱了許多清代學者的筆記文集、尺牘雜鈔等。令人驚喜的是，在查閱這些資料的過程中競有意外收獲：孫星衍也是一位具有重要學術(shù)成就和貢獻的文獻學家。在撰寫《洪亮吉與圖書編撰學》一文時，就已經(jīng)有了要撰寫姊妹篇《孫星衍與圖書編撰學》的想法，冀以引起當代學界對清代乾嘉學者文獻學成就的重新審估，但當時因作業(yè)繁多，忙于其他事務，未能完成這一工作。所幸的是，善思者總能探未知之源，拾漏遺之事。2006年3月，《圖書情報知識》雜志刊出了焦桂美的《論孫星衍的文獻學成就》一文，該文對孫星衍在文獻�？�、輯佚、目錄、版本等方面的成就做了初步探討和簡要總結(jié)。自此以后，筆者對自己當時的論斷更加堅定，也對該選題的開展實施充滿信心，于是就與我當時武漢大學的碩士生導師曹之先生商討，經(jīng)其同意認可后，便開始收集孫星衍的著作及其相關(guān)研究資料，著手開展該書稿的撰寫。
　　孫星衍是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文獻學家。他崇古尊漢，這不僅是當時的學風所趨，也是他的性情所至，所著《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只引秦漢之文，不注宋明之語，便是明證；他又師從多門，不囿漢宋門戶，在倡漢的同時，又高談性理之學，《問字堂文稿》首列《原性篇》，綜合性、情、陰、陽，并折中百家，從天人之學的角度，用陰陽五行來闡釋“性”這一古老話題，公然闊談微言大義，此舉為當時或后來諸多學者所不解甚至摒棄。尤其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江藩所撰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出版，這部只問漢與不漢的著作并沒有將孫星衍列入其中，便是對孫氏“宗漢”的極大懷疑。其實，到了嘉慶中期以后，漢學的統(tǒng)治地位已經(jīng)有所動搖，漢宋之爭也已不是水火不容，漢學家們逐漸開始接受宋學，宋學家們也逐漸開始容納漢學，這一現(xiàn)象無疑促成了漢宋合流的局面。在這一思想轉(zhuǎn)變過程中，孫星衍擔當了重要角色，有導夫先路之功。然而，當時或后來學者對其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并不多，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遺憾。有鑒于此，筆者再次拾起這些近乎被遺忘或定位不公的人和事，如孫星衍及其學術(shù)思想進行專題研究，對于研究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術(shù)思想及其轉(zhuǎn)變、乾嘉學者在清代學術(shù)史上的地位，甚至對于研究整個清代學術(shù)發(fā)展史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孫星衍的學術(shù)成果比較多，文獻學僅是其中之一。本書試圖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他在文獻學方面的重要貢獻，做一個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挖掘，以期對孫星衍在文獻學發(fā)展史上能有一個比較清晰合理的定位，也使學界對他在文獻學方面的成就能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并冀以引起學界的關(guān)注和重視，從而對乾嘉學者的成就做一個重新評估和審視，推動文獻學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