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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的終結

作為一名科學記者，我一直對科學的主流觀點抱有十分的敬意。公然蔑視這一現(xiàn)狀的獨行其是者，雖有可能成為轟動一時的人物，但結局幾乎毫無例外：他／她錯了，大多數(shù)人的觀點正確。自從《科學的終結》一書于1996年6月問世以來，它所引發(fā)的反響就一直把我置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我并非沒有預見到——甚至曾一度期盼過——本書的某些預言會遭到駁斥，但它竟會在如此之廣的范圍內受到如此眾口一詞的譴責，誠非我始料之所及。
公開駁斥我的“科學終結論”的人物包括：比爾·克林頓總統(tǒng)的科學顧問、（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局長、一打左右諾貝爾桂冠獲得者，以及許多聲名稍遜的評論家。批評來自每一個大陸，只有南極洲除外。即使那些自稱欣賞本書的評論家，往往也要煞費苦心地與它的前提保持距離。著名的科學記者納塔利·安吉爾（Natalie Angier）在1996年6月30日的《紐約時報書評》上發(fā)表了一篇表述不同意見的評論文章，在文章的結尾部分就曾這樣表白：“我無法茍同（本書）關于限度與沒落的中心論點�！�
人們也許會認為，這類善意的指責足以促使我進行自我反省。但自打我的書出版以來，我甚至比以往更加堅信：我是正確的，別人差不多都錯了——這通常被看作是發(fā)瘋的先兆。這并不意味著我已為自己的假說構建出了什么天衣無縫的論據(jù)。我的書就像所有的書一樣，是個人抱負與各種競爭著的需求——家庭的、出版商的、雇主的，等等——折中的產(chǎn)物；在我懷著滿腹的不甘把最終清樣送交編輯的時候，對于自己的書稿應從哪些方面進一步加以完善，心里是相當清楚的。在這篇跋中，我希望能彌補書中某些明顯的疏漏，并就批評家們所提出的那些理智而又可笑的觀點給予回答。
不過是又一本“終結論”的書罷了
對《科學的終結》一書最普遍的反應可能就是：“這只不過是又一本宣告‘某重大領域的終結’的書�！痹u論家們暗示說，我的小冊子和另外一些類似的玩意兒——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以及比爾·麥克吉本（Bill McKibben）的《自然的終結》——都是同一種21世紀前的悲觀主義的表現(xiàn)，雖能風靡一時，但并不值得嚴肅待之；批評家們還指控我和類似的終結論同伴們具有自戀傾向，因為我們堅稱自己置身其中的時代是獨特的，充斥著危機和盛極而衰的先兆（culmination）。正如1996年7月9日的《西雅圖時報》所云：“我們都希望生活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于是像歷史的終結、新時代、基督重降或科學的終結之類的宣言，就有了不可抗拒的魔力。”
但我們的時代的確是獨一無二的，像蘇聯(lián)的解體、接近60億的人口總數(shù)、工業(yè)化導致的全球變暖和臭氧層破壞等，都是史無前例的；還有，熱核炸彈或月球登陸或便攜式電腦或乳腺癌的基因檢測，總而言之，對于作為20世紀標志的知識與技術的爆炸而言，肯定是史無前例的。因為我們都生于斯世、長于斯世，所以我們就想當然地認為：當前這種指數(shù)級增長式的進步是現(xiàn)實的永久特征，它將會并且一定會持續(xù)下去。但對歷史的考察卻揭示出：這種進步也許只是一種反常現(xiàn)象，它將會并且一定會走向終結。相信進步不朽，而不相信危機與盛極而衰的先兆，是我們的文化之主要誤區(qū)。
1996年6月17日的《新聞周刊》提醒讀者，我的未來觀代表著一種“想象力的破產(chǎn)”。誠然，想象遙遠將來的重大發(fā)現(xiàn)十分容易，我們的文化已經(jīng)替我們做到了這一點——應用《星際旅行》之類的電視劇、《星球大戰(zhàn)》之類的電影、汽車廣告以及向我們保證明天將會與今天不同甚至更美好的政治辭令�？茖W家以及科學記者總是聲稱：革命、突破和夢寐以求的重大發(fā)現(xiàn)正呼之欲出。我所期望人們思考的是：如果在遙遠的將來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發(fā)現(xiàn)怎么辦？如果我們已基本擁有了可能擁有的一切怎么辦？我們不大可能發(fā)明出可把我們載到其他星系甚至其他宇宙的超光速直達飛船，基因工程也不大可能使我們變得無限聰明與長生不老，正如無神論者斯蒂芬·霍金所云：“我們也不大可能發(fā)現(xiàn)上帝的心智。”
那么，等待我們的宿命將是什么？我懷疑它既不會是無所用心的享樂主義，如崗瑟·斯滕特在《黃金時代的來臨》中所預見的那樣；也不會是無事生非的戰(zhàn)爭，如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所警示的，而應是這兩者的某種混合。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得過且過下去，在至福與不幸、啟蒙與蒙昧、仁慈與殘忍之間搖來擺去。我們的宿命不會是天堂，但同樣也不會是地獄。換言之，后科學世界將不會與我們現(xiàn)在的世界有什么天壤之別。
就像我對任天堂游戲的偏愛，我覺得，一些批評家“以我之矛，攻我之盾”的做法是公平的�！督�(jīng)濟學人》雜志在其1996年7月20日的一期上，就曾得意揚揚地宣稱，說我的“科學終結”命題本身就是反諷推理的典型案例，因為該命題說到底也畢竟是不可檢驗、不可證實的。但正如當年我質疑其證偽說是否可證偽時，卡爾·波普爾所云：“這是人們所能想出來的最愚蠢的批評之一！”與原子、星系、基因等純正的科學探索的客體相比，人類文化卻是朝生暮死的；一顆小行星就可以在任何時候毀滅我們，從而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科學的終結，還有歷史、政治、藝術（隨便你列舉）的終結。因此，顯而易見 ，人類文化方面的預言，往好里說，都只不過是受過良好訓練的猜測；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核物理學、天文學或分子生物學等領域所給出的預言，因為這些領域處理的是實在的某些更為永恒的方面，并且能達成更為永恒的真理。就這一點而言，我的“科學終結說”的確是反諷的。
但是，僅僅因為我們不能確知未來，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能對某種未來趨勢是否勝于另一種給出令人信服的說明。一如某些哲學的、文學批評的或其他反諷性事業(yè)的成果，的確要比另一些更勝一籌，某些關于人類文化之未來的預見也是如此。我認為我給出的腳本比自己所欲取代的那些看來更合理；而且在我的腳本中，我們仍可持續(xù)不斷地發(fā)現(xiàn)深奧的事實，關于宇宙的新事實；或者，我們也許會達到一個終點，并在到達之后獲得極度的智慧，且能夠駕馭自然。
《科學的終結》反科學嗎
在過去的幾年里，科學家們一直在以前所未聞的刺耳術語，悲嘆他們所謂的“正日漸高漲的潮流”，即對科學的非理性和敵意�！胺纯茖W”這一稱號被橫加到各種迥然不同的靶子上，如挑戰(zhàn)科學能導致絕對真理這一斷言的后現(xiàn)代哲學家、基督教神創(chuàng)論者，諸如美國通俗電視劇《X檔案》之類的神秘性娛樂節(jié)目的提供者，還包括我——這毫不足怪。因其在凝聚態(tài)物理領域的成就而榮膺諾貝爾獎的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就曾在1996年12月27日的《倫敦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副刊》上指控說，如此尖刻地對待某些科學家和理論，我已經(jīng)“極端不負責任地在為我們正經(jīng)受著的反科學浪潮提供火力支援”。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粒子物理學家們早就把安德森打入了反科學的另冊，因為他早在超級超導對撞機于1993年被最終取消之前，就曾對該項目橫加指責。正如當我質問他為何總是急不可耐地跳出來評判其他科學家，那他自己的信譽何在時，安德森所給的答復一樣：“我只不過是看到了他們，并打了聲招呼�！蔽以谧约旱臅�中力圖去做的，不過是盡可能生動且如實地描畫出自己所采訪的那些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肖像，再加上點兒我個人對他們的反應。
我要重申自己在《科學的終結》一書引言部分曾說過的話：我之所以成為一名科學記者，是因為我認為科學，尤其是純科學，是所有人類創(chuàng)造中最神奇、最有意義的。我也不是一名勒德派分子，我喜歡自己的便攜式電腦、傳真機、電話和汽車。盡管我也強烈反對某些科學所帶來的副產(chǎn)品，如污染、核武器以及智力上的種族歧視理論等，但我相信，就總體而言，科學已經(jīng)在精神上、物質上使我們的生活變得無比富裕�？茖W也并不需要增加一個公共關系方面的防御炮臺，拋開科學近來所引發(fā)的種種不幸事件勿論，科學仍舊是我們文化中一種無比巨大的力量，其威力遠較后現(xiàn)代主義、神創(chuàng)論或其他裝腔作勢的理論為甚。科學需要——并且一定能夠經(jīng)受得住——言之有物的批評，而這正是我不憚淺薄所力求提供的。
某些觀察家擔心，《科學的終結》一書將被用來為進一步削減——如果不是徹底取消的話——研究基金作辯護；如果在聯(lián)邦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和公眾之間出現(xiàn)了群情滔滔地支持我的論點的局面，我肯定會吃不了兜著走。但事實恰恰相反，白紙黑字可以證明，我并未支持進一步削減科學基金，不論是基礎科學的還是應用科學的，尤其是在國防基金仍居高不下的可惡情況下。
也有人抱怨我的預言會使年輕人面對科學探索之路望而卻步，對此我必須嚴肅對待。我書中觀點的“必然推論”是由《薩克拉門托新聞》公之于眾的（1996年7月18日），我自己就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假如十年之后她們問我是否認為科學之路是一條死胡同，我該怎么說呢？
我也許只能給出類似這樣的回答：你們不應該因為我所寫的東西而喪失做一個科學家的勇氣，因為仍有許多重大而又激動人心的事情等待著科學家們去做：去發(fā)現(xiàn)治療瘧疾和艾滋病的更佳方法，以及環(huán)境公害更少的能源，對污染將如何影響氣候作出更準確的預測，等等。但是，如果你們想作出某種類似于自然選擇或廣義相對論或大爆炸理論那樣的重大發(fā)現(xiàn)，如果你們想超越達爾文或愛因斯坦，那么你們成功的機會將微乎其微。（考慮到她們的個性，我的孩子們很可能會用自己一生的行動來證明她們的父親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傻瓜。）
詹姆斯·格萊克曾在為理查德·費曼所撰寫的傳記《天才》一書中，叩問為什么科學似乎已不再能產(chǎn)生出像愛因斯坦和玻爾之類的天才。他給出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答案，認為：存在著如此眾多的愛因斯坦和玻爾，如此眾多的天才水平的科學家，以至于對任何一位個體來說，要想從這一群體中脫穎而出都已變得極為艱難。我對此深有同感，但格萊克假說的嚴重缺失是：與愛因斯坦和玻爾相比，我們時代的天才們所面對的發(fā)現(xiàn)主題要少得多。
讓我們再花些筆墨回到反科學的主題上來�？茖W界不足為外人道的一個小秘密，就是許多著名的科學家都懷抱著明顯的后現(xiàn)代情緒。我在書中給出了大量與這一現(xiàn)象相關的證據(jù)，可在此稍加回顧：斯蒂芬·杰伊·古爾德曾坦白承認，他對影響巨大的后現(xiàn)代文本《科學革命的結構》情有獨鐘；林恩·馬古利斯宣稱，他不認為存在著什么絕對真理，即使存在，他也不認為有誰能擁有它；弗里曼·戴森則預言，現(xiàn)代物理學在未來的物理學家眼中，將會像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在我們眼中一樣古老。
對既有知識的這種懷疑主義態(tài)度應如何解釋？在這些科學家以及其余的諸多知識分子看來，使生活富有意義的是對真理的追求，而不是真理本身；但現(xiàn)有知識在它得以成立的范圍內是極難超越的。通過強調現(xiàn)有知識可能被證明是暫時的，這些懷疑主義者才能維系這樣一種幻覺，即發(fā)現(xiàn)的偉大時代尚未終結，更深入的發(fā)現(xiàn)即將蒞臨。而后現(xiàn)代主義則判定：所有將來的發(fā)現(xiàn)，最終會被證明同樣是暫時的，將屈從于另外一些偽稱的洞見，以至無窮。后現(xiàn)代主義者情愿接受這種西西弗斯般的存在狀況a，他們犧牲了對絕對真理的信念，所以才能對真理永遠追求下去。
只是定義問題
1996年7月23日，我應邀參加了“查理·羅斯訪談秀”（Charlie Rose Show）節(jié)目，同時受到邀請的還有耶利米·奧斯特里克（Jeremiah Ostriker），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天體物理學家，他擔負著在節(jié)目中反駁我的論點的期許。奧斯特里克與我一度就暗物質問題展開了唇槍舌劍，其核心假設是認為星體以及其他發(fā)光物質在宇宙的總體構成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奧斯特里克堅稱，暗物質問題的解決必將使我關于宇宙學家再也做不出什么真正重大發(fā)現(xiàn)的斷言不攻自破；我不同意，說答案即便找到了，其意義也是微不足道的。羅斯插話說，我們兩人之間的分歧看起來“只是定義問題”。
我必須承認，羅斯已經(jīng)觸及了我的著作的一個嚴重缺陷。在給出有關科學家們將不再可能作出堪比達爾文進化論或量子力學般深刻的科學發(fā)現(xiàn)這一觀點時，我本應花費更多筆墨解釋清楚自己所謂“深刻的”究竟意指什么。一個事實或理論是否“深刻”，與其在空間和時間上所適用的范圍成正比。無論量子電動力學還是廣義相對論，就我們的目前所知，自其誕生之日起，就適用于整個宇宙和所有時間范圍，這才成就了這些理論的真正深刻性。作為對比，一種關于高溫超導的理論，只適用于可能存在的物質的某一特定類型，并且就我們目前所知，也只適用于地球的實驗室里。
毋庸置疑，在對科學發(fā)現(xiàn)進行評價時，更多主觀的標準也會摻和進來。嚴格說來，與物理學那些奠基性的理論相比，所有生物學理論在深刻性上都要遜色得多，因為生物學理論只適用于——再說一次，就我們目前所知——物質的某一種特定組合，它僅存在于我們這個孤獨而又渺小的星球上，且僅存在了35億年。但生物學卻有一種比物理學更含義雋永 的潛質，因為它更直接地涉及在我們看來更加令人著迷的現(xiàn)象：人類自身。
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Darwin’s Dangerous Idea）中，丹尼爾·丹尼特曾雄辯地論證說，借助于自然選擇的進化論是“迄今為止人們所能想到的絕無僅有的最佳思想”，因為它“將眾多的領域整合于一身，諸如生命、意義、時空王國的存在目的、因果、生物機能與物理定律，等等”。的確，達爾文的成就，尤其是在它融合了孟德爾遺傳機制而形成新的綜合后，已經(jīng)宣告了后續(xù)的生物學只能是錦上添花，至少從哲學的角度看是這樣（雖然，就像我后面論證的那樣，進化生物學對我們認識人類的本質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洞見）。即使是沃森和克里克關于雙螺旋的發(fā)現(xiàn)，雖然已經(jīng)帶來了可觀的實踐成果，也只不過揭示了遺傳機制的基礎，并沒有為新的綜合增添什么重大的洞見成分。
再回到我與耶利米·奧斯特里克的辯論上來，我的立場是：宇宙學家們永遠也不可能超越大爆炸理論，它已經(jīng)奠基性地說明了宇宙處于膨脹之中，并且與其今天的情形相比，一度曾經(jīng)是尺度更小、溫度更高、密度更大；該理論為宇宙演化的歷史提供了一個自洽的敘事版本，并且具有深刻的神學意味。宇宙有其起點，也應該有其終點（盡管宇宙學家們也許永遠也不可能擁有足夠的證據(jù)，為后一觀點的爭論一勞永逸地畫上句號）。還有什么能比這更深刻、更有意義呢？
與此相對照，有關暗物質問題的最有可能的答案，當然就顯得沒那么重要了。它不過是宣稱：單一星系或星系團的運動的最佳解釋就是假定星系中包含著星塵、死星以及其他一些慣常形式的物質，這些物質通過望遠鏡是無法觀測到的。還有一些關于暗物質問題的更富戲劇色彩的版本，想當然地假定宇宙中高達99%的部分都是由某種與我們在地球上所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的異種物質構成。這類說法，不過是暴漲宇宙以及其他一些更沒邊兒的宇宙假說的推演產(chǎn)物，永遠也不可能得到證實；至于理由，在本書的第四章里已給出了詳細的闡述。
應用科學又如何
有幾位批評者挑剔我忽視了——更嚴苛的說法是詆毀了——應用科學。其實，我認為有極好的證據(jù)表明，應用科學也正迅速地趨向其極限。舉例來說，我們一度曾認為，物理學家們關于核聚變的知識除給我們帶來氫彈之外，必然會為我們提供一種清潔、經(jīng)濟而又無窮盡的能源；聚變研究人員也曾夸口了幾十年，說“只要繼續(xù)投入資金，20年內我們就能給你們拿出便宜得近乎免費供應的動力”。但最近幾年，美國卻大幅削減了聚變研究的預算�，F(xiàn)在，即使是最樂觀的研究人員也預測說，要想建成經(jīng)濟可行的聚變反應堆，至少還需要50年之久；現(xiàn)實主義者則承認，聚變能源是一個永遠難圓的夢，原因很簡單：技術、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障礙過于巨大，根本無法克服。
再看看應用生物學，其終點完全可以用人類長生不老的實現(xiàn)來標志�？茖W家們能鑒別并掌握支配人類衰老機理的可能性，一直是科學記者們經(jīng)久不衰的關注熱點。公眾對科學家們攻克衰老之謎的信心本可以更強一些，前提是他們在一個明顯更為簡單的問題即癌癥問題上，取得的成就更多一些。但自從理查德·尼克松總統(tǒng)于1971年代表聯(lián)邦政府正式宣布“對癌癥開戰(zhàn)”以來，雖然美國已經(jīng)投入了大約300億美元的研究經(jīng)費，但就整體而言，癌癥死亡率卻比那時上升了6個百分點。治療方法也只有很小的改善，醫(yī)療者們仍然通過手術切除癌變組織，用化療方法抑制其轉化，并用放射療法殺死癌細胞�；蛟S終有一天，我們能窮自己的研究之力給出一種“療法”，使癌癥變得像小小的水痘一樣不足為害；或許，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或許，癌癥——推而廣之還包括長生不老——只不過是個過于復雜以至于無法解決的難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生物學面對死亡的無能，也許正是它被寄予最大希望之所在。在1995年1l／12月號的《技術評論》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社會政策學教授哈維·薩波爾斯基（Harvey Sapolsky）指出：二戰(zhàn)結束之后，為科學基金進行辯護的主要理由是為了國家安全，或者更具體地說，是冷戰(zhàn)的需要�，F(xiàn)在，“邪惡帝國”這一借口已不復存在，科學家們若要為其龐大的開銷辯護，作為替代的其他目標是什么？薩波爾斯基給出的答案就是長生不老。他指出，許多人都認為活得更久些——甚至可能的話，活到永遠——是值得追求的；并且，把長生不老作為科學的首要目標的最大好處是：它幾乎可以肯定是無法達到的，因此科學家們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得到資金，以進行更多的研究，直到永遠。
關于人類心智呢
1996年7月的《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xié)會總覽》（IEEE Spectrum），曾發(fā)表了科學記者戴維·林德利的一篇綜述，宣告物理學以及宇宙學都已達到了其發(fā)展的盡頭。（這一傲慢的宣判并沒有什么特別令人感到吃驚的，要記得林德利曾寫過一本著作，書名赫然是《物理學的終結》。）但他依然堅持認為，對于人類心智的探索終將催生出某種強有力的范式，盡管在目前還處于“前科學狀態(tài)”，探索于其中的科學家們嚴格說來連自己究竟在研究什么都無法達成共識。但愿如此！但科學在超越弗洛伊德范式方面所表現(xiàn)出的無能為力，的確很難激起太大的希望。
自弗洛伊德一個世紀前創(chuàng)建其心理分析理論以來，有關心智的科學，就某些特定方面來看，的確已具有了更多的實證性、更少的思辨色彩。我們已掌握了一些令人驚異的能力去探測人的大腦，用微電極、磁共振成像以及正電子發(fā)射斷層掃描。但這些研究既沒有導致任何認識上的更深刻洞見，也未帶來治療手段上的重大進展，正如我在1996年12月號的《科學美國人》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中所揭示的，文章題為“為什么弗洛伊德陰魂不散？”。心理學家、哲學家以及其他學者之所以仍揪著弗洛伊德成就延伸出的問題爭論不休，原因很簡單：無論是在心理學層面還是藥理學層面，關于人類心智該如何理解和救治，迄今尚未產(chǎn)生任何足以一勞永逸地超越心理分析的更好替代品。
也有科學家認為，要達成有關人類心智的統(tǒng)一范式，最有希望的出路在于達爾文理論，其最新的版本就叫作進化心理學�；仡櫼幌卤緯�第六章，我曾引述過的諾姆·喬姆斯基的批評意見，即“達爾文理論就像一只寬松的大口袋，能把（科學家們）發(fā)現(xiàn)的任何貨色都裝進去”。這一點很重要，我在這一觀點基礎上進一步發(fā)揮寫了篇文章，發(fā)表在《科學美國人》雜志1995年10月號上，題為“新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進化心理學最主要的對立范式，也許可被稱為“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其基本假設是：決定人類行為的首要因素是文化，而不是基因稟賦。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文化決定論者們指出了生活于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下的人們，在行為上所表現(xiàn)出的巨大多樣性——其中的絕大多數(shù)似乎都是非適應性的。
作為回應， 某些進化理論家就理所當然地把從眾， 或“ 馴順性”（docility），視為一種適應性的、固有的品質。換言之，那些“順之者生”的個體，就會保持馴順的品質。諾貝爾桂冠獲得者司馬賀（Herbert Simon）曾在《科學》雜志上撰文（1990年12月21日），推測馴順性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們會遵從宗教的信條而遏制自己的性沖動，或在戰(zhàn)爭中勇往直前；而作為個體的他們，其所失去的往往遠超其所得。司馬賀的假說，的確睿智地吸收了文化決定論者的立場，同時也削弱了進化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合法地位。如果某一給定的行為與達爾文宗旨相符，那當然很好；如果不相符，該行為只不過是展現(xiàn)了我們的馴順性。這樣，該理論就變成了對證偽完全免疫的貨色，因此也就證實了喬姆斯基關于達爾文理論什么都能解釋的批評。
要知道，人類會遵從其文化的傾向，還會給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家們引出另外一個問題。為了證明某一品質是固有的，達爾文主義者們所力圖揭示的是它在所有文化中都會發(fā)生。這樣，達爾文主義者力圖揭示——比如說——雄性天生就比雌性更傾向于濫交；但考慮到現(xiàn)代文化的相互關聯(lián)性，某些已經(jīng)被達爾文派學者證明是普適性的，因而也公認是天賦的態(tài)度和行為，實際上也許僅僅是由馴順性導致的。這正是文化決定論者們一直以來極力主張的。
科學在把握人類心智上的無能為力，同樣也反映在人工智能的進展上，也就是要創(chuàng)造出足以模擬人類思維的計算機的努力上。許多權威人士都把1996年2月在IBM公司的計算機“深藍”和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Gray Kasparov）之間進行的國際象棋比賽，看作是這一領域的輝煌成就。畢竟，在以4比2的比分最終輸?shù)糁�前，“深藍”曾在比賽的第一場中占盡優(yōu)勢。但以我的偏見看來，這場比賽強有力地證明了人工智能自從40余年前被馬文·明斯基等人創(chuàng)立以來就已經(jīng)徹底失敗。有著直接的規(guī)則和極小的笛卡兒運動空間的國際象棋，正是那種為計算機所精心炮制的游戲；而“深藍”的五位人類教練之中，包括當今世界最好的國際象棋大師，而且其本身又是一臺威力驚人的機器，有32位并行處理器，每秒能夠檢校兩億個位點。如果在國際象棋比賽中，這一硅結構的龐然大物仍不能擊敗小小的人的話，那么，用計算機模擬人類更復雜的才能——比如說，在雞尾酒會上認出你大學時代所鐘愛的女朋友，并立即想出恰當?shù)恼f辭，使她為15年前拋棄你的行為感到追悔莫及——還有什么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