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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公蘭谷（1919～1980），原名公方苓，曾用名公方枝�！肮�蘭谷”是1951年到河北高中后改的名字，也是發(fā)表文章時經常用的筆名。生前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中國作家協會河北分會會員，并擔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河北省語言文學學會副會長、河北師院（現為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等職。以下從生平經歷、思想歷程、文學創(chuàng)作、中國古代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和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等六個方面對公蘭谷先生進行介紹。 一　生平經歷 公蘭谷于1919年5月25日生于山東省蒙陰縣坦埠鎮(zhèn)�？谷諔�(zhàn)爭前，家里依靠父兄以經營一家饃房為主，兼管理莊家田地，生活水平相當于鄉(xiāng)鎮(zhèn)一般中等人家。1925年，六歲的公蘭谷入本鎮(zhèn)初級小學，學名公方枝，后改讀私塾。1932年，十三歲的他又在本鎮(zhèn)讀初級小學三年級。1933年春季，公蘭谷到離家七十里的蒙陰縣求學，插入縣立汶溪小學（完小）初級六年級下學期。十六歲的時候，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公蘭谷放棄了繼續(xù)讀中學的機會，而選擇了鄉(xiāng)村師范（因為每月有五元津貼）。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正在讀滋陽鄉(xiāng)師的公蘭谷便開始了流亡生涯，這一去就是十三年，直到1950年的暑假才得以回家看望。1937年12月，公蘭谷隨滋陽鄉(xiāng)師同學離開山東遷移到河南許昌。次年2月又隨學校流亡到湖北北部的均縣，并在武當山結識了人生中重要的一位朋友柳杞先生（公先生去世后，柳杞先生寫了文章《武當山中結識的舊友》作為紀念）。 1938年底，武漢失守，湖北局勢緊張，公蘭谷又隨學校和大批流亡學生進入四川，于1939年春到達四川北部的梓潼。流亡的生活既讓公蘭谷飽嘗艱辛，但同時也改變了他的命運。在四川時，偶然的機會讓公蘭谷夢寐以求的讀中學的愿望得以實現，讀高中后他改名為公方苓，此名字一直用到大學和工作后，這看似偶然的事情改變了公蘭谷的一生。1941年暑假期間，公蘭谷參加了大學招生并考取了當時的中國最高學府——重慶中央大學中文系，12月到達重慶中央大學的柳溪分校。大學畢業(yè)后，公蘭谷又接著考入了中央大學研究所。1947年研究生期間，由于經濟困難，公蘭谷在南京市第一中學兼任文史教員，次年暑假，因論文沒有完成致延期畢業(yè)一年，同時兼任中文系研究生助教和市立一中教員。1948年暑假，公蘭谷從中央大學研究生畢業(yè)，暫在南京市立一中任高中語文教員。1951年2月，經由中央大學一位研究生同學的介紹，公蘭谷到河北北京中學工作，擔任語文教員。10月，他以河北高中教師的身份參加了中央土改團，隨中央土改團第八團到皖北阜南縣參加土改，前后共歷時三個月，于1952年土改完畢返校，接著又投入“三反”“五反”運動。同年8月，公蘭谷由河北北京中學調到河北師院工作，任語文系講師，先后講授現代文選及習作、現代文學史等課程。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公蘭谷歷經了肅反運動、“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尤其是在“大躍進”伊始，他被安上很多莫須有的罪名，這對于公蘭谷來說是一個不小的精神災難�！拔母铩逼陂g，公蘭谷再次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受到林彪、“四人幫”等極左路線的迫害，教學工作也受到阻礙。 公蘭谷是一位文學才子，對愛情充滿了不切實際的羅曼蒂克幻想，又由于他性格上的“迂”和“呆”，直到近五十歲，仍然處于單身狀態(tài)�！拔母铩逼陂g，公蘭谷曾在朋友柳杞的撮合下與一位女同志迅速走進婚姻殿堂，但不久兩人因下放而天各一方。1978年，二人終因隔膜結束了短暫的婚姻生活。據公先生的學生回憶，在中央大學讀書期間，公蘭谷曾經追求陳布雷的女兒陳璉，但當時陳璉已經“名花有主”，最終錯過了公蘭谷這位大才子（關于愛情，公蘭谷在他的散文《清明節(jié)》中也有所提及，但據公蘭谷的檔案材料記載，陳璉為中共地下黨員）。 粉碎“四人幫”之后，公蘭谷重新走上教學一線，并且不辭辛苦地遠赴外地為河北師院函授學生和外校學生講課，工作積極認真，治學嚴謹，培養(yǎng)了眾多人才。從學生的一些回憶文章中，可以窺見公蘭谷對待教學工作的認真負責和學生對老師的尊重與敬仰。 從1952年至1980年，公蘭谷在河北師院任教28年，一直專心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并著有《現代作品論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和《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卷）（河北天津師范學院函授部1957年，據公先生的檔案說，還有第二、三卷的油印本，但至今未找到）。1978年公蘭谷晉升為河北師院副教授，1979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他又成為十六位理事之一（理事十六人，除王瑤先生為會長，田仲濟、任訪秋為副會長外，依姓氏筆畫為序包括丁爾綱、公蘭谷、支克堅、葉子銘、華忱之、孫中田、邵伯周、吳奔星、嚴家炎、陸耀東、林志浩、單演義、黃曼君。公蘭谷去世后增補山東大學孫昌熙先生）。可見，公先生的學術成就在學界是得到認可的。公先生經過長時期的流亡生活和各種政治運動的洗禮后，本應是得其所哉的時候，卻不幸因患腦溢血醫(yī)治無效，于1980年的1月12日下午6時15分逝世，終年五十九歲。由于過早離世，他的很多著述計劃未能實現，這既是公蘭谷先生的遺憾，也是文學界難以彌補的損失。 二　思想歷程 公蘭谷的思想發(fā)展與其特殊的時代環(huán)境和人生經歷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生活于新舊交替時代的公蘭谷，其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雙重性，但他始終是一個不斷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戰(zhàn)時的流亡生涯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運動使他對現實的認識不斷加深，在反復的探索與自省中，他的思想和政治覺悟也處于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 (一)朦朧的階級意識的萌芽 青少年時期的公蘭谷因為家里受到本鎮(zhèn)惡霸的欺負而心生對惡霸的痛恨，又由于經濟窘迫被迫放棄讀中學的機會，由此而感到社會制度和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這兩件事催生了他朦朧的階級意識，但這時的階級意識和對不平等社會制度的憎恨還只是緣發(fā)于個人的情感，處于自發(fā)性階段，還不是真正的階級覺悟。在1937年底到1938年底的流亡期間，公蘭谷的思想有了顯著的提高。這得益于公蘭谷的積極上進和勤奮刻苦，他利用空閑時間閱讀了一些淺近的社會科學著作，為其以后的思想和政治覺悟由自發(fā)走向自覺積累了資源。 (二)險入“歧途”，改變人生 在重慶中央大學讀書期間，由于心理的不成熟和周圍環(huán)境的影響，公蘭谷的思想發(fā)生了較大的波動。 首先是1942年5月公蘭谷在同學趙宏宇的慫恿下加入了三青團。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污點”，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上曾對他這個事件進行調查，結論是考慮到他并沒有參加實質性的政治活動而做出暫不處理的決定。據公先生本人交代，當時他并沒有認識到三青團是罪惡的反革命集團，是出于自保而加入，因為1941年國統區(qū)反共高潮時期學校發(fā)生的師生被捕事件讓他一直處于高壓恐懼狀態(tài)，加入三青團是權宜之計。加入三青團后只參加了第二天三青團員的檢閱，此后再未參加過其他任何活動。加入三青團成為公蘭谷心中長期無法抹掉又不敢向外人提及的政治污點，在其新中國成立后的交代材料中，每次都會涉及此事，坦白交代。 其次是公蘭谷受到了當時學校盛行的名利思想的影響。當時中央大學的民主氣息淡薄，名利思想嚴重，在這樣的環(huán)境影響下，耳濡目染，公蘭谷的名利思想進一步發(fā)展，眼見當時作家的社會地位低微，他不再甘心只做一名作家，還要爭取進入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具有相當“社會地位”的教授的行列。正因為如此，1945年大學畢業(yè)后，公蘭谷接著又考入了中央大學研究所，成為他踏上教授地位的第一個階段。在特殊環(huán)境中，公蘭谷追求名利思想也是一種人之常情，我們不必對其苛責。也許正是這種名利思想對公蘭谷的激發(fā)，才有了他以后更大的文藝創(chuàng)作成就和學術成就。 這一時期公蘭谷的思想雖有曲折，但他始終是一位具有愛國情懷的知識分子，從他這一時期寫的很多文學作品中可以明確地體現出來。 (三)人道主義和愛國思想趨于成熟 從1945年9月考入研究所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公蘭谷對現實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他不再只從自身角度出發(fā)，而將目光更多的轉向對國家、社會、民族的關注，因此這一階段公蘭谷的思想有了一個突破性的轉變�？谷諔�(zhàn)爭結束后，他目睹了國民黨統治集團貪污腐化、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等社會現實，對國民黨的痛恨和國統區(qū)黑暗現實的不滿情緒不斷增加。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統區(qū)蓬勃發(fā)展的反內戰(zhàn)、反饑餓等民主運動，使公蘭谷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更加同情受苦的勞動人民。因此，公蘭谷是帶著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南京解放的，并對共產黨產生了初步的信任。從南京解放至同年六月，短短的時間內，通過參加一系列宣傳活動，他更加明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以及無產階級的領導等問題，對共產黨的認識和政治覺悟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新中國成立后，所有人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公蘭谷亦是如此。尤其是調到河北北京中學工作后，公蘭谷的工作情緒飽滿，積極性也很高。在1951年參加中央土改團的社會實踐中，他進一步增加了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熱愛。 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后的政治運動，讓公蘭谷歷經了殘酷的精神折磨和苦痛，性格軟弱的他只能無奈地選擇了以沉默代替批判，以忍耐對抗劫難，并對自己的行為不斷地檢討。公蘭谷作為一個在舊社會出生、成長過來的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會帶有自己的弱點，但他始終在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始終有一顆熾熱的愛國和進取之心�！拔母铩苯Y束后，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公蘭谷依然抱著積極熱情的態(tài)度投身于教學工作，直到逝世。 三　文學創(chuàng)作 公蘭谷先生是一位創(chuàng)作數量頗豐的作家，據他自己統計，1939～1952年，在《抗戰(zhàn)文藝》《文學月報》《南京文藝》《大公報》《新華日報》《時事新報》《文匯報》等副刊發(fā)表小說散文約40萬字，詩約兩千行。1952年之后，他也寫了不少的文學作品，但主要精力已經放在了文藝評論方面。 公蘭谷的創(chuàng)作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從1939年至解放戰(zhàn)爭結束，主要集中在重慶中央大學讀書的這一階段。這一時期發(fā)表有小說、散文、詩歌、翻譯作品等；新中國成立后，公蘭谷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上，但也創(chuàng)作了不少的文學作品，主要集中在散文和詩歌這兩種文學形式上。公蘭谷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現實主義為基本創(chuàng)作方法，反映現實，關注現實，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烙印，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新中國成立前的文學創(chuàng)作（1939～1948） 青年時期是公蘭谷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開端。此時的公蘭谷受到抗戰(zhàn)文學的影響，開始嘗試著用文字去表達一個因戰(zhàn)爭而流亡的知識分子對于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因此在高中兩年內他就發(fā)表了不少文章，也因之受到一些刊物編輯和老師同學的鼓勵和贊揚，這些初步的文學成績堅定了他將來當一個作家的信念。當時登發(fā)的文章有小說、散文、詩歌，這些文章的內容多半是反映現實生活、與抗戰(zhàn)有關的。 重慶中央大學的學習階段是公蘭谷的集中創(chuàng)作期，也是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豐收期。所發(fā)表的文學作品在數量上較之前明顯增加，形式上也多種多樣，包括小說（短篇）、詩歌、散文、詩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等。隨著人生閱歷的豐富和前期的文學積累，公蘭谷這一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在文字功底上更加深厚，而且現實性進一步加強。他把寫作當成一種表達愛憎的方式，一種游子訴說鄉(xiāng)愁的方式，以求在流亡的苦痛中，借助文字得到情感的宣泄和精神的慰藉。 這一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根據其時間和題材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表現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社會現實，如《仇恨》《奸細》等；第二階段是反映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和不義戰(zhàn)爭的罪惡，如《雨夜》等。這些小說基本上是以戰(zhàn)亂的現實為時代背景，寫小人物在戰(zhàn)亂中所遭受的災難和痛苦，作者以一種感時憂國的姿態(tài)流露出對在戰(zhàn)爭中屈辱生存和掙扎的中國人民的同情，以一種批判諷刺的態(tài)度表達對侵略者和戰(zhàn)爭的強烈憎恨。 第一階段的代表作有1942年在胡秋原等人主編的《時代精神》第一卷第二期發(fā)表的短篇小說《仇恨》。小說從人道主義出發(fā)，通過敘述農民張旺一家人的悲慘遭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屈辱、災難和充滿血淚的生活，體現了中國人民對侵略者強烈的痛恨，憤怒地鞭撻了侵略者的慘無人道。小說《奸細》同樣以抗日戰(zhàn)爭為背景，寫押運軍火的王永明等人因車子出現問題停在一個小村莊等待救援時，由奸細引發(fā)的一場火災。文中著重描寫了火災后村莊上的悲慘景象及村民們審問奸細的過程，體現了中國人民對背叛國家民族行為的譴責和憎恨。這些作品都是應時而作，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第二階段的代表作有小說《雨夜》等，《雨夜》寫一位年輕的鄉(xiāng)婦尤二姑進城尋找在國民黨部隊當兵的丈夫，不幸的是丈夫早已隨國民黨軍隊去山東作戰(zhàn)了。小說著重描寫了尤二姑在車站時的種種遭遇，并以丈夫命喪戰(zhàn)場和凄涼的自然環(huán)境描寫收束全篇，襯托出人物命運的不幸，流露出作者對國民黨發(fā)起的不義戰(zhàn)爭的譴責和強烈的反戰(zhàn)情緒。 公蘭谷的小說創(chuàng)作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其鮮明的時代性上。從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公蘭谷一直以一個愛國主義文人的姿態(tài)關注著國家民族和社會現實。雖然由于環(huán)境等多方面的影響，他所創(chuàng)作的都是短篇小說，但這些作品都緊隨時代的變化，反映當下社會現實，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此外，在具體寫作中，公蘭谷也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色：鮮明的主題和愛憎態(tài)度；以大量的人物對話構建故事情節(jié)并揭示和深化主題；善于自然環(huán)境的描寫，常常以自然環(huán)境的描寫開篇并且貫穿整個作品，在襯托人物心理和命運，表現時代氛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的結尾。但這并不是抗戰(zhàn)初期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盲目的樂觀，而是一種融合著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強烈的民族意識，對勝利的堅定的信念和希冀。 散文也是公蘭谷在這一時期重要的收獲。公蘭谷的散文創(chuàng)作與其生活經歷是密切相關的。從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到新中國成立十幾年的流亡生活，既激發(fā)了他的愛國熱情，但同時也讓他飽嘗作為一個流亡異鄉(xiāng)的游子的心酸和苦痛。因此從情感上進行劃分，這一時期公蘭谷的散文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類是與抗日戰(zhàn)爭密切相關，表現作者對國家民族的關懷和熱愛。如《荒涼的地方》寫了抗戰(zhàn)時期途經的一個近乎原始狀態(tài)的地方和在民族命運緊要關頭仍然處于蒙昧狀態(tài)、缺乏民族意識的人群，體現了作者對于啟蒙和民族精神覺醒的呼喚�！兑芭！肥且黄獢⑹律⑽�，主要講了一位忠厚質樸、意志堅強、受到啟蒙后如野牛般上陣殺敵的年青小伙的故事�！督�水的歌唱》是一篇抒情散文，表現出對日寇侵略者鮮明的憎恨態(tài)度，結尾洋溢著對抗戰(zhàn)勝利充滿希望的樂觀主義精神。 這一類的文章雖然數量較少但包含著豐富的內容：或是寫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或是寫中國人民堅強勇敢的抗日斗爭，或是對民族痼疾的反思與憂慮。從中可以體現出公蘭谷作為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民族責任感和愛國意識。 另一類是訴說個人內心情感。這類散文數量較多，包括敘事、抒情和寫景等多種類型，但幾乎都貫穿著一個主題——鄉(xiāng)愁。具體又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 抒情性較強。公蘭谷的散文大多是寫作者因戰(zhàn)爭離家后流亡生活的愁苦、悵惘和對父母、故鄉(xiāng)的無限思念。但這種鄉(xiāng)愁從根源上又是出于作者強烈的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代表作有《月夜投簡——寄到遙遠的黃河邊》等。 善于使用象征手法。尤其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創(chuàng)作的散文具有很強的象征意味，如《雁群》《泥土之戀》等，最具代表性的是《茫茫夜》，篇幅短小而內容豐富，文中用到了大量的意象，如“黑夜”“黎明”“旅人”“螢火蟲”“蟋蟀”“江水”等都被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表達了對敵人、對弱者的蔑視和對勝利即將來臨的希望以及堅定的信念。 語言清新質樸而情感真摯。《秋之什》（包括《落葉》《蘆花》《紅葉》三篇）是公蘭谷較具代表性的寫景抒情散文，作者選取古典文學中常常借以表達凄涼意象的季節(jié)“秋”，生發(fā)開去，通過回憶承載著童年和故鄉(xiāng)記憶的落葉、蘆花、紅葉等事物寄托了對故鄉(xiāng)深切的眷戀。文章語言優(yōu)美，清新自然，富有詩情畫意而又不失情感的真摯性。 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公蘭谷的散文創(chuàng)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受到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影響，20世紀4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散文創(chuàng)作以反映時事的報告文學和揭露社會現實問題的雜文創(chuàng)作為主。而長期流亡在外的公蘭谷，不僅時刻關注著中國社會現實，也更加注重內心情感的表達，并以散文的形式抒發(fā)著自己的離鄉(xiāng)情愁。這種情感實際上正是和他一樣有著相同經歷的一批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公蘭谷以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充實了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的散文形式和主題。 這一時期，公蘭谷還嘗試著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并在《中央日報》上發(fā)表了小說《期待》（法佐夫作）、詩歌《我的心在高原》（彭斯作）和《鄉(xiāng)村鐵匠》（郎斐羅作）等翻譯作品。公蘭谷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是具有選擇性的，所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在思想和風格上與自己的創(chuàng)作相近，如同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映射。如小說《期待》以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之間的戰(zhàn)爭為時代背景，寫出了一位母親對參戰(zhàn)的司托彥歸家的執(zhí)著的期待而終不可得的悲劇。這篇小說不論是環(huán)境描寫、人物設置還是故事的構建都與公蘭谷創(chuàng)作的《雨夜》有很大的相近性，尤其是結尾的設置，二者表現出異曲同工之妙。公蘭谷所翻譯的外國詩歌則同自己的散文一樣體現出流浪在外的游子身在他鄉(xiāng)、心在故鄉(xiāng)的情感。可以發(fā)現，公蘭谷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并不是簡單的語言之間的轉換，而是融入了自己的風格和情感。 (二)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1949年以后）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時代的變化以及教學的需要，公蘭谷開始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但同時仍抱有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熱愛，創(chuàng)作了一定數量的詩歌和散文。 這段時期公蘭谷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要集中在20世紀50年代和“文革”之后。雖然數量少，但仍然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性。新中國的誕生，使中國詩歌呈現出一種嶄新的面貌，以頌歌為主的詩歌潮流占據詩壇，公蘭谷也順應時代潮流，以慷慨激昂的筆調寫下了《為中國民主青年而歌》，回顧了從五四到新中國成立30年間中國民主青年為爭取民主和勝利而進行的英勇斗爭，歌頌了國家領袖毛澤東對中國歷史方向的正確指導，歌頌了新中國的成立。但詩歌的重點并不在于此，詩歌結尾給中國民主青年提出了更為重要的歷史責任——消滅法西斯，保衛(wèi)世界和平。在這里，作者的情感得以升華，體現出作者的普世情懷。這在他的另一首反映國際題材的詩歌《人民歌手羅伯遜》中體現得更為明顯。這樣寬廣的胸懷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難能可貴的。這兩首詩歌主題重大，展現出廣闊的歷史畫面，既有對壓迫、歧視、戰(zhàn)爭的斥責和憎恨，又充滿了對勝利的堅定信念，不但適應了當時主導文壇的頌歌的需要，也體現了作者的一種世界情懷。但因時代的影響，這些詩歌也不免流露出政治化、口號化的色彩�！拔母铩睍r期，公蘭谷同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飽嘗政治苦痛，其文學創(chuàng)作也出現了斷裂。直到“文革”結束，公蘭谷重新提筆，滿腔憤懣地寫下諷喻“文革”的詩作《稻草人的苦惱》和《蝜蝂的毀滅》，用象征性的手法對“文革”進行了反思和批判，語言含蓄而不失諷刺意味。 散文創(chuàng)作主要集中在20世紀60年代，不論是思想還是風格較新中國成立前的創(chuàng)作都發(fā)生了明顯的轉變。以贊美辛勤的勞動人民、歌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快速發(fā)展為主題思想，以輕松歡快為基調是這一時期散文創(chuàng)作的主要特點，代表作有《蜜蜂》等。此外，公蘭谷還寫了《游晉祠》等游記散文。 四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除了豐富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對外國文學作品翻譯之外，公蘭谷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成就，即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大學期間，公蘭谷就對中國古代文學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并開始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嘗試。其間，公蘭谷閱讀了大量的古代文學作品并搜集文獻資料研究漢魏六朝詩，寫成了8萬字的論文。論文包括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人（如謝朓、阮籍、曹植、陶淵明、謝靈運等）研究和詩體（如“永明詩”、“齊梁宮體詩”、“建安五言詩”等）研究兩類。1945～1947年，《中央日報》連續(xù)登載了公蘭谷研究漢魏六朝詩歌的這些論文，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研究生階段，公蘭谷從師于著名的國學家胡小石先生，更加專注于古代文學的研究，并選擇《詩經》作為研究課題。從1948年起，《中央日報》陸續(xù)發(fā)表了他的《詩經》研究論文約10萬字，包括《漢代詩經學》《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詩經學》《宋元明詩經學》《清代詩經著述考略》等。這些論文對漢代至清代的《詩經》研究情況進行了相對系統的整理和論述，他常常引用古典文學中具有權威性的學者的言論進行論證，大大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當然，公蘭谷對《詩經》的研究并不是簡單地進行整理，他經常能夠提出自己獨到的觀點和見解，在今天仍具有啟發(fā)作用。 公蘭谷作為一名20多歲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已經能夠在《中央日報》這樣一個具有全國影響的報紙上，從1945年至1948年三年多的時間里，連續(xù)不斷地在上面發(fā)表論文，從中既可見公蘭谷先生的用功之勤，也可見其學術功力之深厚，否則《中央日報》怎么可能給他這樣一個后生晚輩如此之多的關注呢？正因如此，我們是否可以說，當時的公蘭谷雖然年輕，但已經是學術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呢？如果他能夠繼續(xù)沿著這條路子走下去，定會前途無量。然而世事多變，人生無常，新中國成立后的公蘭谷由于教學的需要，其研究興趣轉向了對現代文學的批評和研究。 五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1952年到河北師范學院任教后，公蘭谷對現代文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并開始集中精力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批評和研究，寫了大量的中國現代文學評論文章。其論文集《現代作品論集》于1957年4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現代作品論集》收入了十二篇評論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文章，共11萬字。這些文章多數在公蘭谷擔任中國現代課程講師時被選作教材，并且以其講稿為基礎寫成。論文集中評論的都是中國現代文學中較為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涉及的文學形式廣泛：包括七個長短篇小說、兩個詩集、兩個劇本和一個兒童文學作品。公蘭谷在書的后記中又將書中的十二篇評論文章分為三組：第一組《女神》《子夜》《倪煥之》《駱駝祥子》四篇，是1942年以前的代表性作品（長篇小說和詩集）；第二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王貴與李香香》《三千里江山》《春風吹到諾敏河》四篇，是1942年以后有代表性的長篇作品（長篇小說、長詩和多幕�。�；第三組《在其香居茶館里》《傳家寶》《羅文應的故事》《婦女代表》是比較優(yōu)秀的短篇作品（短篇小說和獨幕劇），包括1942年以前和以后的作品�？梢姡�《現代作品論集》中的評論文章都是經過公蘭谷精心選擇的。透過這部集子可以窺見公蘭谷在現代文學評論中所形成的一些獨具的特色。 全面性：《論集》中不僅選擇的作品形式廣泛，而且評論的內容也比較全面，包括對每個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故事梗概、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表現方法和技巧、藝術成就、時代意義等，當然在不同的文學體裁中側重點又有所不同。公蘭谷的文學批評具有內容與形式兼重、思想性與藝術性兼重、功利性與審美性兼重的特點。在全面分析作品的同時，尤其注重對文本的分析，常常通過引用大量的文本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既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也避免了純理論的乏味和空洞。 客觀性：《論集》在分析和評價作品時能夠以相對公允的態(tài)度，將作品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和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分析其時代意義，對作家作品能夠做出相對客觀公正科學的文學史定位，即使一些文學大家的作品，公先生也敢于批評，客觀地指出其缺點。 獨到性：《論集》中常常引用一些較具權威性的學者的言論，但作者對這些言論并不是一味地采信與盲從，而是敢于提出質疑并發(fā)表自己獨到的見解。在評論作品時，既指出作品的缺點，又常常為作品的完善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公先生這些獨到的見解不僅在當時，而且也為我們今天理解文學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啟發(fā)。 注重題材的分析：題材是否適應時代需要成為衡量作品思想價值的重要尺度。論集在題材分析時也注重階級分析的方法，即能否鮮明的反映特定時代背景下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能否與時代精神相契合；強調題材本身對社會現實的反映程度和社會意義。因此從題材出發(fā)，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意義，尤其強調作品對讀者的指導意義，這也成為其評價作品的重要參照。 除了《現代作品論集》這本書中所涉及的文學作品評論之外，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公蘭谷一直堅持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研究，并寫了大量的評論文章，散見于《北京文藝》《光明日報》《河北師范學院學報》等各類期刊報紙中。這里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公蘭谷特別感興趣于魯迅研究，寫了《魯迅的〈故事新編〉》《論〈狂人日記〉》等評論文章，對魯迅的小說、雜文、散文等文學作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深刻的見解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鑒意義，因此公蘭谷也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也正因為他在現代文學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1979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后，他被選為十六位理事之一，由此可以窺見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學術地位。 公蘭谷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的成果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著述。1957年8月，河北天津師范學院函授部出版了公蘭谷的《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卷），共15萬字（《中國現代文學》實際上有三卷，約45萬字，目前我們搜集到的只有第一卷）。該書論述了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即從1917年至1927年的五四時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文學，書中描述了這一階段中國現代文學發(fā)展的概貌并對該時期代表作家及其作品進行了深入評析。 《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卷）是新中國成立后產生的第一批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之一，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特色，比如，關于文學發(fā)展階段的劃分，關于現代文學性質的認定，鮮明的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等，除此之外，《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卷）還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注重分析新文學運動發(fā)展的社會背景�！吨袊�現代文學》是將新文學放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與分析新文學產生、發(fā)展與演變的進程與規(guī)律的，呈現出鮮明的文學社會學特征。 突出重點作家和作品�！吨袊�現代文學》突出新文學發(fā)展的主流，概括新文學發(fā)展的基本面貌。在主流中突出重點作家的介紹，如書中僅對魯迅及其作品的介紹就占到總篇幅的四分之一以上，在介紹重點作家時又突出對作家單篇作品的分析。 大量引用文本和權威性評論。“引用”是《中國現代文學》最明顯的特點，包括對作品文本和學者評論的引用。一方面，不論是對作品思想內容還是對藝術成就的分析，公蘭谷都能夠回歸作品本身，注重文本的細讀，同時又尊重作家本身的創(chuàng)作動機和對作品的解讀。另一方面，書中常常引用權威評論者的言論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但同時也能發(fā)抒自己的獨到見解，對作家作品做出比較科學而公允的批評，這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相結合。公蘭谷本身傾向于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因此在分析作家作品時，往往看重作品的思想意義與時代精神的契合，注重作品社會價值的當代性和延續(xù)性，但同時也注重作品的審美性和藝術性。既能對雖然思想意義重大但藝術性不足的作品提出批評，也能對雖然缺乏思想價值但藝術性較高的作品給予肯定，當然前提是符合無產階級立場。 公蘭谷的《中國現代文學》是新中國成立后繼“三部半”之后的又一部由個人獨立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雖然由于各種情況在當時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并不能因此忽略其重要價值。總之，公蘭谷的《中國現代文學》是20世紀50年代為數不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之一，它的出現既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同時也體現了公蘭谷對中國現代文學獨特的解讀方式和寫作風格，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值得我們去認真分析和研究。 《現代作品論集》和《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卷）這兩部著作奠定了公蘭谷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中重要的歷史地位，為推動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公蘭谷的一生是不幸的。生前，飽嘗長期流亡的心酸和不公正的待遇；剛剛得其所哉，便溘然長逝。逝后，既無妻室，也無子嗣，十分凄涼。但公先生始終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對任何事情都始終抱著一種積極樂觀的態(tài)度。在生活中、思想上，他是一位待人誠懇、不斷進步的好同志；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位質樸爽朗的好戰(zhàn)友；在學生眼里，他是一位盡職盡責、一絲不茍的好老師。而對文學的熱愛和執(zhí)著，又使他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文學家和批評家。公蘭谷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和重要的文學批評文章和著作，只是由于過早的逝世，未能引起文學研究者的重視。所以，今天我們所做的，就是要對公蘭谷先生的生前著述加以整理，拭去歷史的灰塵，還原和重現公先生杰出的文學成就。 學院將組織編選公先生的文集的任務交給了我，我又動員了我的兩位研究生郭燕立和李美共同參與。公先生發(fā)表的文章很多，由于條件所限和時間緊迫，我們不可能把公先生的文章全部收齊，但僅目前搜集到的部分，也已經相當可觀了。我們基本上按原樣收錄，只對個別明顯的錯訛進行了改正，同時還有個別地方因無法識別而空缺。 王勇 2016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