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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奧林匹斯

多年后，海明威一位同在巴黎的記者同事回憶說，“他是一位行為古怪但顯然聰明過人的青年”。另一位美國記者認(rèn)為海明威是“某種閣樓上的天才”，不過他隱隱帶著輕蔑的暗示說，即使海明威在自己的文章里鄙視咖啡館中的那些人，他結(jié)交的也還是那些人。在巴黎的媒體圈里，沒有人對海明威持中立態(tài)度——終其一生，人們對他不是崇拜，就是反感。但是每個人似乎也能察覺到，他會有不凡的人生。

雖然海明威在同事中樹立了不錯的口碑，但到了1922年春天，他就厭倦了外國記者的生活方式。雖然這份工作比《合作共贏》的記者工作更光鮮，但是和那時一樣累。

“我在這條文字流水線上掙每天吃的面包錢。”他對舍伍德 · 安德森講——并未提及妻子的信托基金，其實(shí)那才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他還向另一位朋友抱怨，他已經(jīng)辛苦得快把打字機(jī)的色帶磨穿了。

海明威擔(dān)心的不僅是新聞工作會讓他沒有時間寫作具有革命意義的小說，他甚至擔(dān)心新聞報道本身會損害他寫出像樣散文的能力。誠然，身為記者，旅行為他提供了很好的潛在寫作素材，從事新聞寫作也教給了他如何在紙上有效地傳達(dá)觀點(diǎn)。他坦言：“在《星報》，你必須學(xué)會寫簡單明了的句子�！钡�是除此之外，新聞報道工作帶來的只有破壞性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