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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者打開本書的第一時間，我需要說明，我的專業(yè)是民俗學，不是自然科技史學，但我在高校所從事的民俗學教學科研較多地涉及自然科技史學，實際上，這也是一種交叉學科現(xiàn)象，而我也不可能踟躕于以往的學科分類束手束腳，所以，在民俗學和自然科技史學之間，我會跳進跳出；在本書中，我也會經常談到人文學者與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共同責任。

技術民俗學的概念是我提出來的。事出有因，20世紀 90 年代，我協(xié)助鐘敬文先生組織編寫《民俗學概論》，當時書中設有《民間科學技術》專章，由鐘先生力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科學家華覺明先生率隊撰

寫。以后，我在給北師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課時，也從不繞過科技的問題，此舉要歸結為這次工作給我留下的深刻記憶，同時也因為我從小就對科技懷有十二分的興趣。但是，從技術民俗學的角度講技術，與從自然科技史的角度講技術，兩者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別。具體落實到學者上，各自的學術訓練和知識儲備就很不相同。在我工作的大學中，至少到 20 世紀末，聽講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也都會受到這種學科分類的影響，文理科之間的楚河漢界很清楚。但是，到了 21 世紀，情況就變了。中國社會已被高新技術大面積地覆蓋，大學生和研究生都已成為應用技術的活躍主體。他們乘坐高鐵和地鐵往來于高校與社會之間，用手機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追求，沒有高科技的日常生活已不可想象；然而，任憑技術發(fā)明怎樣千變萬化，華覺明先生在《民間科技學術》中介紹的手上的工藝都未曾過時，難道現(xiàn)代人打手機不是還要用手嗎？年輕一代通過網絡溝通世界不是還要用手嗎？中國人與手上的社會活動的聯(lián)系，淵源太深，從禮儀治國到現(xiàn)代科技騰飛，中國人的手都是勤勞的，不但作揖，也耕織，也書法，也云計算，始終處于一種技術與文化合成的狀態(tài)，這是中國的國家風格和思維傳統(tǒng)。正是這雙手，讓中國人又聰明、又實干、又幸福，而不是單純依靠技術去制造幸福

感。高校的青年學生知道這些嗎？知道。八○后，九○后，○○后，都應該知道，高校課程的功能就是要針對學生的這種實際按需分配，還能有所引領。

幾年下來，我有了一個想法，就是要發(fā)展技術民俗學。我希望用它建立一個新的研究分支，側重中國技術現(xiàn)象，又能讓中國技術傳統(tǒng)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找到立足之地。終于機會來了，我所在的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編寫十一五規(guī)劃，領導班子鼓勵創(chuàng)新，我就把技術民俗學寫進我所負責的民俗學專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劃中，我同時還寫了歷史民俗學的建設規(guī)劃，一并交給了當時負責全院科研管理的副院長王一川教授。讓我高興的是，這些想法得到他的肯定。

說干就干，我把技術民俗學方案中的具體工作交給一位年輕教師，告訴她堅持下去，必有所成。我也從未袖手旁觀，直到寫這本書之前，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比如帶領部分有興趣的研究生完成了華北水資源與基層村社自治用水管理、地方知識與行業(yè)文化和清宮造辦處傳統(tǒng)手工行業(yè)現(xiàn)代老字號傳承等系列課題的田野調研、數(shù)據庫建設和研究論文的撰寫工作。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的藍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曾加盟前兩個項目，跟我們一起下鄉(xiāng)、回城、討論數(shù)字化方案，我不能忘記他的貢獻。華覺明先生多年給我鼓勵，從未拒絕我的任何請教。與英國愛丁堡大學白馥蘭（Francesca Bray）教授的密切往來，讓我心中那顆熱愛科學的種子盛開了鮮花，我將她引為知音。見到薛鳳（Dagmar Schfer）教授和她的贈書，我還知道德國科技史領域存在著怎樣一個現(xiàn)代化的平臺。感謝張柏春教授，他是華覺明先生的弟子，我們之間已有很多學術合作。

自 2015 年起，法國阿爾多瓦大學金絲燕教授和我共同組織跨文化學研究生國際課程班，從那時起，自然科技史就被納入跨文化學的教學框架，這一步的推進，還要說，受教于北京師范大學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長陳越光先生，他做過《科技中國》的主編，對于跨文化學不可繞開科技史學有先見之明。感謝樂黛云先生一直做我們的堅強后盾。

直到今年，我都是一只手被技術民俗學占著，一只手被跨文化學占著，心里滿滿的都是快樂。我為技術民俗學的調研寫了不少講義，發(fā)表了一些文章，本書的第三節(jié)的主要內容就是從已發(fā)表的成果中遴選的。

現(xiàn)在這本書的章節(jié)，有的偏重于理論，有的偏重于個案，但不是全貌。不過，它們都是腳印，而腳印也是有路線和方向的。

最后，向承擔本套叢書出版工作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科學術分社的郭銀星社長、曾輝副社長與負責本書的徐文靜責編表示誠摯的感謝！

董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