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序

　　石璋如院士（已故）是成就極高的考古學家，他投身于商周考古七八十年之久，出版將近二十冊專書、百余篇論文，其成果之豐碩，在并世學者中并不多見；他在殷墟的田野中所建立的一套實作方式，到今天仍然在許多考古田野中延用不輟。
　　由于一九四六年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的一項決議，石先生后來成為中央研究院少數聘期終身的研究人員，所以他一直到一百零三歲，仍然是全職的研究員。他不但是當時全世界最年長的考古學家，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年長的公務員。石先生故逝之前，仍然每天投入研究工作，態(tài)度之虔誠、野心之大，絲毫不減于年輕人，充分表現了一位純凈讀書人的生活典范。我認為韋伯（Max Weber）的《學術作為一種天職》這篇文章的標題，尤其是天職（vocation）一詞，最足以形容石先生的學術生涯。
　　我注意到石先生除了商周考古之外，他的學術工作還有兩個面相。第一個面相，是記錄他所親身經歷過而又有歷史意義的活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年表》以及描寫殷墟發(fā)掘員工的《殷虛發(fā)掘員工傳》（遺稿）等文字可為代表。另一個面相，可以籠統地稱之為生活史、民俗史。石先生每到一處，除了嚴肅緊張的考古研究之外，每每留心記錄當時人所忽略而將來卻可能有價值的生活史料。像《記綏遠的糧窖》《云南華寧碗窯村的窯業(yè)》，到臺灣后發(fā)表的《鶯歌的陶瓷業(yè)》《楊梅土葬三步驟》等文章，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一九三八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與當時許多學術機構一樣遷移到西南。對于熟悉中原歷史文化的人而言，西南邊疆無異是一片田野的新天地，他們紛紛留下一批很值得重視的文字，像顧頡剛在這個時期所寫的《浪口村隨筆》即是一例。史語所的梁思永、石璋如等學術敏感度很高的學者也緊緊抓住了這個好機會。石先生在《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一文中說，史語所搬到昆明北郊時，我們住在龍頭村，鄰村的瓦窯村就是燒造盆碗的大本營，……步行到昆明時，在北門外轉角處，有一家打銅壺的，……文明街的夜市上，有許多賣玉器的，……在另外一條街上，有一處鑄銅佛的鋪子，另有一家作烏銅的商店，為昆明的特有作品。還有銀匠樓也作金器和鑲嵌。這些種種的好材料，引起了梁（思永）先生調查手工業(yè)很高的興趣，遂與我商量組織一個天工學社，他任社長，我任秘書。我遂到昆明市刻了一方天工學社的大印，雖然這個學社只有我們二人，正在籌備，沒有社員，可是我們的工作很勤奮，不斷的調查（《新學術之路》上冊，頁365-366）。石先生調查的成果之一，便是這一本《龍頭一年》。在一九三九年間，石先生在龍頭附近拍攝了四百八十九張照片，記錄了昆明北郊的農業(yè)、手工業(yè)、生命禮俗、歲時祭儀及當時涌入這個地區(qū)的新移民。
　　史語所創(chuàng)所以來，即非常重視照相。傅斯年先生在不同場合中一再提醒同仁多照相（如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六日傅斯年致川西民俗調查團黎光明之信），他強調，在考古發(fā)掘過程中一張地層的照片或是民俗調查中的一張照片，所蘊含的知識往往超過千百個字的描述。目前史語所的各種檔案中留下了大量的照片，與傅斯年的這個想法應該是分不開的，石先生想必也是這個理念的實踐者。
　　石先生在生命的后期即已準備整理出版這批照片，并指定公子石磊先生實際執(zhí)行。現在，經過石磊先生多年的努力，這本《龍頭一年》終于完成，對于石璋如先生近八十年前的一段業(yè)績，終于有個交代。至于石先生所留下的《殷虛發(fā)掘員工傳》等遺稿，我們也將陸續(xù)整理刊出。
　　《龍頭一年》的意義是多方面的，石磊先生在書中已有許多闡發(fā)，此處不贅。我個人粗閱一遍，對諸如群相跳舞觀望、擂子、輪盤、擂釉、木匠、石匠、鐵匠、銅匠、當地生活中的一些細節(jié)及少數民族乃至當時史語所的工作人員及工作環(huán)境，都得到一種親切的理解。對當地忽略牛耕而重手掘、不用腳踏而以手搖水車等現象，更感到好奇。
　　近年，史語所同仁對圖像與社會史影像與醫(yī)療等題目興趣很高，《龍頭一年》在這個時候出版，更見其意義。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過去八十年的發(fā)展史中，積累了許多富含學術意義的文字及影像記錄，目前我們已經出版了《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黎光明、王元輝著，王明珂編校導讀），《龍頭一年》是第二部，只要人力許可，我們將陸續(xù)刊出這方面的材料，以饗同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所長　王泛森　謹志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