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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寫這本小書，實在是不自量力。

這本書的中心議題是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及其相互關系。從學術上 說，它可能屬于高深的政治哲學范疇，或者應當是政治學理論探討的問 題。我缺乏寫這個題目的學科背景。

我 30 歲那年才上大學本科，學習國際政治專業(yè)。此前 10 年當過牧民、農民、工人；再往前，是作為高中生參加了兩年文革。在成年后 的這頭 12 年里，沒有讀過幾本書，更談不上讀過多少世界名著。我 1978年上大學，之后的 40 年里，除學習、教書、寫作之外，有 30 年兼做學術單位的行政工作。我沒有系統(tǒng)學習過任何社會科學知識，沒有出版過 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專著，也沒有獲得過博士學位。因此，寫一本涉 及政治哲學問題或政治學理論的書，備感力不從心。

此外，如果談到學術背景，我的專長原本是國際政治（或稱國際關系），特別是當代中美關系。雖說國際政治應當屬于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但沒有學過政治學的人，談起中美關系等現實國際問題來，完全可以講得頭頭是道。換句話說，研究中美關系等現實政治問題，不是非要先讀懂政治學不可。我研究過的其他國際關系問題，講授過的國際政治理論課程，都并非同本書的主題直接相關。談論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 這個題目，是跨界了。跨界發(fā)表意見，通常會讓內行人看笑話。

既然知道不自量力，為什么還要寫這個題目呢？

第一個原因，是我有一些對世界政治的個人感悟，很想同讀者分享。 粗略估算，進入國際政治這個領域的 40 年里，累計有 7 年以上我是在國外度過的，包括長期進修、短期講學、參加會議、自費旅游，先后踏足幾十個國家和地區(qū)，接觸的外國人，既有從高層到底層的政府官員和前政府官員，也有企業(yè)家、媒體人士、學者、學生，還有不懂政治的普通人。他們的政治觀點從左到右、從激進到溫和，五花八門。我盡力了解所接觸國家的國情、政情、民情。感觸最多的并非國家之間的關系，而是不同社會里的人對國家、信仰、社會組織、家庭等的不同觀念。比如， 國外許多穆斯林、猶太教徒、天主教徒、東正教徒、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對自己宗教的虔誠態(tài)度，不到實地感受是難以想象的。從宗教場所參觀出來，進入某個中餐館，看見招財進寶的大字招牌和灶王爺 的神像，又是另一番視覺沖擊和心理感受。不同社會的人，生活目標有相同的部分，比如都追求健康，都重親情，都想多掙錢。但如果談到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和精神境界，各國之間、他國同中國的相異之處，就很明顯了。我從接觸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人，開始了對世界政治終極目標的感悟。

我對這個議題的理性思考，發(fā)端于對 1993 年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發(fā)表的文明沖突論的研討。1994 年我主編的《文明與國際政治》一書，收錄了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中國學者對亨廷頓這一理論的評論。1 亨廷頓認為，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政治的焦點不再是意識形態(tài)沖突或大國爭霸，而是以宗教界定的文明之間的碰撞，特別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沖突。當時，中國思想家和學者對這一論點的典型反應是：政治是關于權力和利益的，或者說政治就是爭權奪利，尤其是爭奪經濟利益；國際政治就是國家之間爭權奪利，遵循的是叢林法則；宗教信仰 問題或同國際政治不搭界，或僅僅是政治斗爭的幌子和工具。所以他們認為亨廷頓的論點完全站不住腳。在那個年代，關心國際政治的中國人， 辯論的焦點是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fā)展：和平與發(fā)展究竟是時代的兩大主題兩大潮流，還是兩大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還有一個辯論的焦點是，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東西矛盾南北矛盾西西 矛盾中美矛盾，還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些問題跟 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似乎完全搭不上邊。我那時就感覺到，中國跟許多西方國家、伊斯蘭國家在政治話語體系方面有很大區(qū)別。話語體系方面的主要區(qū)別似乎不在于是否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否信仰馬克思主義，而在于國情、文化和歷史經驗不同，對政治的終極目標的理解也就大有區(qū)別。

很多中國人認為，世界如能保持長期和平和經濟高速發(fā)展，像今天的中國這樣，就天下太平了。但是對世界上很多人來說，政治不僅僅是解決和平與發(fā)展問題的。許多穆斯林和他們的領導人感覺有一塊大石 頭壓在心頭，那就是西方人（多數是信仰基督教的）在世界上占據主導 地位，以勢壓人，很不公正；感覺受以色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雖然也需要安定的生活和物質保障，但更需要公正，要求以色列歸還原屬巴勒 斯坦人的家園。所以有人要進行暴力反抗，對本拉登和基地組織 表示同情和支持。

美國人最崇尚的目標好像也不是和平與發(fā)展，而是自由。美國前總統(tǒng)布什在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發(fā)表的演說中聲稱：恐怖分 子以其所有的狡詐和殘忍來打擊自由，因為自由是他們最害怕的他們理應害怕，因為自由正在進軍。布什所運用的是中國人不容易理解的 一種邏輯：恐怖分子破壞的是安全、和平、穩(wěn)定、繁榮，與布什所說的 自由有何干系？恐怖分子需要的難道不正是從事暴恐活動的自由 嗎？但是，從小就從教科書里讀到富蘭克林羅斯�？偨y(tǒng)所闡述的四 大自由的美國公民，都能理解布什的邏輯。

講出中國人和外國人對政治終極目標的不同理解，是我寫這個題目 的動力之一。其實，曾幾何時，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也把革命戰(zhàn)爭視為必要而正義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是普遍真理。在那時，和平安定不是終極目標，革命才是最崇高的價值。和平主義是資產階級誘使工農群眾放棄革命的宣傳口號，曾受到列寧的批判。武裝斗爭是1949 年之前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說過：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zhàn)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2 但是，今天的中國不再強調武裝奪取政權、戰(zhàn)爭解決問題，而是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

所以，在不同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政治目標可以是不同的，而 且各個目標之間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一個國家把多少財富花在公民福利上，多少花在國防上，還有多少花在維持社會穩(wěn)定上，是個政治目標選擇的問題。一旦公正和自由可能必須通過暴力去爭取，那就只能犧牲和平。在幾大終極目標之間，有時間先后的選擇，還有同一時間、 同一社會里掌握它們之間平衡的問題。

我研究這個題目的第二個原因，是從自己的業(yè)務工作中體會到，外 交政策和國際關系的根基是國內政治。正如美國國際問題研究專家理查 德哈斯的一本著作的標題所示，《外交政策始于國內》（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3 理解國際政治，應當從了解各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開始，而不是從外交關系開始。我曾經打過一個比喻：國際關 系就好比大海上浮動的冰山和冰塊上我們能看見的部分，它的運動和形 狀取決于海平面之下的冰川和地殼的運動，也就是世界范圍和各個國家 內部的社會運動、經濟活動、文化底蘊等；如果我們在航行的時候只觀 察浮動著的冰塊，就不能了解航路上的全貌和風險，甚至有可能像泰坦尼克號那樣被水下的冰山撞沉。

幾年以前，我在講授一門課程之前做了一個小測驗，發(fā)現選課的 二十幾位國際政治專業(yè)本科高年級學生，人人都知道亞歷山大溫特是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美國領軍學者，卻幾乎沒有人知道孟加拉國 是 1971 年擺脫了巴基斯坦的統(tǒng)治而獲得獨立的。在我看來，對國際政治專業(yè)的中國本科生來說，后一個問題比前一個問題重要得多。這不能責 怪學生，只能說我們的課程結構和教科書存在問題。

改善高等院校學生在這方面的知識結構，需要比較好的教材和參考 書，也就是將比較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結合在一起的著作。遺憾的是， 我沒有讀到幾本在這個交叉領域里較好的中英文著作，所以立志要在這方面寫出一兩部通俗易懂、適合中國讀者的書來，即使不自量力也在所 不辭。本書即是我艱難嘗試的第一步。

本書雖然篇幅不長，寫得很淺顯，但涉及的內容很廣很深。我在 寫作中處處如履薄冰，既不敢偏信古今中外的一家之言，以為是不容推 翻的定見，又不能自以為發(fā)現了真理，憑一孔之見而揚揚自得。我不喜歡述而不作，僅僅評述名家之論而不闡發(fā)個人見解。但是明確寫出自己的觀點，無論是學術觀點還是政治觀點，總是有風險的。中國政治 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寫作本書的目的，自然也包括希望它對中國政治 建設有點滴的促進作用。我在書中既不刻意回避中國，又無意借談論國 外影射國內。在談到中國時，言不及義或未能盡言之處，只能請讀者諒解了。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我為闡發(fā)自己的看法而引經據典時，都盡量做 了符合學術規(guī)范的注釋，但本書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而是希望 寫成一冊通俗的政治知識讀本。如果能夠成為高校相關專業(yè)的教學參考 書，那就更好了。

本書的完成得益于很多朋友的鼎力相助。蕭輝女士為五大目標 的理解和定位搜集了大量資料，并且修訂了全書的注釋。陸寧波女士仔細審讀了全稿，除糾正了行文中諸多謬誤之外，更對內容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徐貝女士為我安排出許多整段時間用于寫作，使我的工作和生活不至于雜亂無章。如果沒有中信出版集團編輯的奉獻，本書會有更多的缺憾，更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完成。

家庭美滿，是我本人生活的終極目標之一。感謝妻子和兒子給了我 充分的幸福感和埋頭于學術的自由。哥哥、姐姐、弟弟都曾經幫助我渡過生活上的難關，并以各自的成就激勵著我。父親教給我對學術的信仰 和孜孜以求、永不停歇的態(tài)度，母親則教給我做人的道德準則和對新生 事物的熱情。是家人的親情和身邊無處不在的友情，讓我在步入古人所 說的古稀之年時，有勇氣和精力做自己喜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