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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思想史研究是史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因其偏重文本闡釋、思想解讀、現(xiàn)實關懷，與主張實證的史學研究多有不同，因此，雖在學科體系中列入專門史，但與哲學、闡釋學等學科也有緊密聯(lián)系，似乎本然地具有多學科綜合的學術特點。
　　近代以來，經(jīng)學崩解、道統(tǒng)式微，傳統(tǒng)學術研究在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下迎來新的契機，加之來自西方的理論與方法開始植根于中土，中國思想史研究也呈現(xiàn)出百舸爭流之勢，胡適、馮友蘭等前賢的研究，初步建構(gòu)起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視域、理論及方法。20世紀40年代以來，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在研究理論與方法上自成一派，①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張豈之、姜廣輝等都是劉澤華學派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他們先后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思想通史》《宋明理學史》《中國思想學說史》《中國經(jīng)學思想史》等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紀80年代，劉澤華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因其鮮明的學術主張、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劉先生梳理出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主脈——“王權主義”，并以此為分析工具，重點解析專制統(tǒng)治在中國古代形成、演變的歷史過程，并借此反思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及其價值體系對近現(xiàn)代社會的作用與影響。劉先生長期在南開大學任教，他培養(yǎng)的學生及受其影響而用“王權主義”為思想史研究分析工具，主張中國古代王權支配社會觀點的一些學者，如李憲堂、張分田等都屬于劉澤華學派，這一學派還被稱為“南開學派”“反思學派”或“王權主義學派”。①此外，余英時先生的士大夫研究，葛兆光先生提倡的一般知識、思想、信仰研究等，都對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起到重要的示范或引領作用。西方學界思想史研究漸漸衰落之時，在中國，這一學科仍然充滿活力，這是中國人習慣于用“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的特殊背景使然，②而如何順著這一“習慣”，進一步拓寬研究方法、深化研究理論，則是當下思想史學界熱議的話題。
　　中國思想史研究與書寫經(jīng)歷過一個串“糖葫蘆”的階段，即以歷史上依次出現(xiàn)的精英思想家及經(jīng)典文本為分析對象，介紹其生平、思想主張、闡釋其思想主旨，再用某種一以貫之的所謂“史觀”串聯(lián)起來，構(gòu)成了一度占據(jù)主流地位的思想史寫法，與之相關的研究方法也被稱作“典籍思想”研究。目前，“典籍思想”研究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其研究范式也受到質(zhì)疑，秦暉先生認為，歷史進程中真正關鍵的是“社會思想”而非“典籍思想”，他所指的“社會思想”是指落實在制度設計與政策思維層面的思想，心性義理之學只有落實到這一層面，才會對社會發(fā)生實際影響，因此，思想史研究在關注典籍和形而上層面的同時，有必要從“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慮問題。③的確，“典籍思想”與實際的歷史狀況之間存在差異，但“典籍思想”對“社會思想”的總結(jié)、提煉并不一定都要落實到制度設計與政策思維層面，作為理想型思想的文本表達，“典籍思想”對“社會思想”的統(tǒng)攝作用不可小覷。秦暉先生所說的“制度化的思想”即當下流行的制度思想史研究方法，這一方法有助于從制度與政策的變遷軌跡中尋找“思想”的真實面目。但是，制度思想史無法解釋固化的制度與變動不居的社會之間存在的差異，往往會把動態(tài)的歷史固著在既有制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