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　序
一
維克多亞歷山大羅維奇伊斯特林（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рин，19061967）教授是蘇聯(lián)著名學者、語言文字學家、書籍學家。20世紀二三十年代，B. A. 伊斯特林就讀并畢業(yè)于莫斯科大學文學藝術系，獲語言學博士學位。畢業(yè)后他長期在科研機構和高校工作，對蘇聯(lián)印刷出版事業(yè)和世界語言文字研究貢獻頗多。我們翻譯的伊斯特林教授的這本書，原作初名是《文字的發(fā)展》（《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于1961年問世。本書出版之后，受到蘇聯(lián)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得到文字史學、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宗教學、文化史、文學史等學科專家教授的好評，特別是蘇聯(lián)科學院多位院士和通訊院士（如В. В. 維諾格拉多夫、Н. И. 康拉德、Б. А. 雷巴科夫、М. Н. 季霍米羅夫，等等），親自給作者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本書作者廣泛收集有關材料，并在眾多意見、建議的基礎上，對第一版做了大量修改，重寫了其中一些不確切的地方，同時用新材料充實內容，從而進一步提高了該書的學術質量。然后，于1965年以《文字的產生和發(fā)展》（《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為名再次出版發(fā)行。我們就是根據(jù)這個版本來翻譯的。B. A. 伊斯特林博士寫道：本書是蘇聯(lián)時期第一部論述文字的一般歷史和理論的綜合性專著。作者力求使本書不僅對專家適用，而且也為廣大讀者所接受。譯者對此深有同感。我們認為，本譯本的宗旨也是與此相同的。這部著作以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為背景，比較全面地論述世界各主要文字體系的產生和發(fā)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語言特點等方面談到文字的類型學和分類學上的一些問題以及文字史學界在這方面的不同觀點，闡述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與文字及其發(fā)展歷史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作者運用科學的方法論比較正確地分析文字產生的原因和發(fā)展的途徑，描述從遠古圖畫文字到現(xiàn)今許多文字體系的發(fā)展過程，同時還對文字發(fā)展的前景做了初步探索和預測。本書以理論闡述為主。它雖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同時不少章節(jié)寫得很通俗，知識性強，是我們進行通識教育的好教材。此外，本書還包含有大量的史料和各種文化知識信息，有160多幅插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文字發(fā)展譜系示意圖［如以（印度）婆羅米字母為基礎產生的各文字發(fā)展譜系表在希臘文字基礎上產生的各最重要文字發(fā)展譜系示意圖等］。總而言之，本書內容豐富，史料充分，融科學性、知識性和可讀性為一體。
二
作者在書的引言中寫道：近幾十年來，由于大量文物的發(fā)現(xiàn)，文字史更加豐富了……（第I頁），因此，我們將本書的譯名改為《文字的歷史》；而且，就全書的主要內容而言，這里說的文字是指世界古今一些主要文字和類型，本書反映了它們的形成（或曰出現(xiàn)、產生、衍生）以及發(fā)展、演變的歷程；它們有的源遠流長，有的譜系分支眾多。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本書原著出版時間）起，迄今（2017）又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應該說，由于學術界更深入而廣泛的研究和大量歷史文物資料的發(fā)現(xiàn)，文字史又進一步豐富了。然而，世界自古至今人類社會有過（和現(xiàn)有）多少種文字，恐怕無人精確統(tǒng)計，因此也難以回答這個問題。此外，文字有多少種類型，有多少個文字發(fā)展譜系，它們如何分類、歸類，等等，這諸多問題還有待中外學術界進一步共同努力來加以解決。我們淺見，這里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的語言有多少種沒有精確統(tǒng)計；二是對文字下的定義各有不同，見仁見智。美國學者肯尼思卡茲納在《世界的語言》一書的序言中寫道：目前世界的語言有數(shù)千種。要確定一個準確的或約略的種數(shù)，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許多語言，還幾乎不為人所知；并且不可能在語言和方言之間劃一道明顯的界線。在很多情況下，當一個地區(qū)的語言漸漸地和鄰區(qū)的語言混合起來時，就很難確定當?shù)卣f的是什么語言了……眾所周知，文字是用來記錄語言的，它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文字與語言有密切的關系；世界上有的語言歷史上存在過（而后消亡的或被當作死的語言），有的語言有文字，而更多的（特別是那些不為人知的小語種）語言則是或可能是無文字的語言。如果說目前世界的語言有數(shù)千種，那么，目前世界的文字（且不說歷史上出現(xiàn)過而后消亡或被別的文字取代的各種文字符號）有多少種，確實也是一個未定數(shù)。我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教授裘錫圭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我們是狹義派，因為在傳統(tǒng)的漢語文獻里，歷來是用文字這個詞稱呼記錄語言的符號的……但是我們通讀這部譯本，再對應上面的引文，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看法：伊斯特林本人沒有說自己屬于廣義派還是狹義派，但他的《文字的歷史》對文字的定義和闡述，表明他本人既是狹義派，又屬于廣義派（見譯本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雖然世界的文字種數(shù)未定，但文字學的研究并不追求對世界古今文字種類的數(shù)量統(tǒng)計，而是著力于描述和分析研究文字的類別、類型與分類，以及各文字產生的歷史條件、發(fā)展階段，它們的發(fā)展譜系和相互關系，以及與一定語言的關系，與歷史上形成的宗教的關系等；此外，文字學的研究還須考慮到在新條件下出現(xiàn)的新問題，如文字改革正字法等如何滿足和適應社會需要等問題。但是，我們看到，即使上面列舉的一些問題（如文字發(fā)展的階段），中外學界也有不一致的認識和闡述。例如，我國20世紀出版的《辭海語言文字（分冊）》中寫道：……文字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這三種類型標志著文字發(fā)展的三個不同階段……試比較：D. Bolinger等人編的《Aspects of Language》（《語言面面觀》第11章第2節(jié)The Growth of Writing文字的發(fā)展）……將文字發(fā)展的三個階段表述為：（1）Word writing（表詞文字）；（2）Syllable writing（音節(jié)文字）；（3）sound writing，the alphabet（表音位文字，字母）。取消了不準確的、容易使人產生誤會的ideographie writing（字面翻譯是表概念文字，我國常誤譯為表意文字）……再比較本譯著的相關章節(jié)和使用的分類法以及名稱術語等，我們會看到不同作者之間在相關問題上存在著彼此相同和不同的方方面面。
三
不管世界古今的文字（包括某些已消亡的書寫符號）經(jīng)歷什么階段和幾個階段，但有一點必須提及，也是本書作者伊斯特林所強調的，世界文字史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字系統(tǒng)都經(jīng)歷過這三個（或更多的別的）發(fā)展階段，即使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如此。為什么這樣呢？這就要分析研究世界古今不同類型的文字體系（現(xiàn)有的和曾有過的）是如何產生（出現(xiàn)）的，或者說，這些文字的形成方式大致是怎樣的。裘錫圭教授認為，事物都有一個發(fā)展過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別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有時能為一種語言很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來。但是對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chuàng)造的文字來說，從第一批文字的出現(xiàn)到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最后形成，總是需要經(jīng)歷一段很長的時間的。我們把還不能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稱為原始文字。以上的論述告訴我們，世界各類文字的形成基本上有兩種方式（甚至還可以說兩種速度）：一種是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chuàng)造的，需要很長的時間；另一種是以別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即借鑒別的語言的文字符號）而制定出的（我們認為，這實際上是仿造的），而且這種文字是很快地制定出來的。前者以我們的漢字、古埃及文字、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獨立創(chuàng)造的文字為代表；后者為數(shù)更多，例如當今世界眾多語言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稱字母文字）幾乎都源自拉丁字母（又稱羅馬字母），而拉丁字母和斯拉夫文字（俄語字母、保加利亞語字母等）都源自古希臘字母，而古希臘字母又源自腓尼基字母，等等。本書中的各類文字體系的發(fā)展譜系示意圖在這方面給了很好的展示。本書作者甚至斬釘截鐵地說：……文字史上沒有任何一種字母-音位文字體系是完全獨立形成的。所謂字母-音位文字又稱為字母-表音文字等。除了我們知道的自古至今世界各類型文字歸結為獨立創(chuàng)造型和借鑒仿造型（這是譯者自造的文字學術語）這兩類外，我們還需要知道，談語言文字時，要分別二字和（或文字體系、文字類型等）。在這方面，我們在翻譯和審校本書譯文和作者使用的引文時有這樣一段經(jīng)歷。作者在本書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產生》（《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該書第二版第258-259頁）一開始就寫道：　　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現(xiàn)對發(fā)展世界文化有過重大的意義。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現(xiàn)同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聯(lián)系起來。他在敘述文明時代以前的野蠻時代的各個不同階段時寫道：高級階段。從鐵礦的冶煉開始，并因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現(xiàn)與它的應用于文獻紀錄而轉入文明時代。　　上文恩格斯的這句話的譯文摘自《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頁）；二十多年后，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譯文是：高級階段。從鐵礦石的冶煉開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發(fā)明及其應用于文獻紀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第21頁）我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北京大學葉蜚聲、徐通鏘教授在其所著的《語言學綱要》中寫道：文字的創(chuàng)制使人類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質的飛躍……所以恩格斯說，人類從鐵礦的冶煉開始，并由于文字的發(fā)明及其應用于文獻紀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文字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明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里用的文字二字是否就是指字母-音位文字（即拼音文字）？針對蘇聯(lián)有些語言文字學者沒有把恩格斯在此文［俄語譯文《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關于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現(xiàn)（Появление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和關于一般文字系統(tǒng)的產生（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обще）加以區(qū)別的種種說法，本書作者伊斯特林特意在同頁的注①上寫明：某些作者錯誤地把恩格斯的這一說法當作是談一般文字系統(tǒng)的產生，而不是談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現(xiàn)。（Некоторые авторы ошибочно относят эт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Ф. Энгельса не к появлению 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а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обще.）在本書中，包括第九章斯拉夫-俄羅斯文字的產生和發(fā)展　　蘇聯(lián)各民族的文字體系在內，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產生、第七章輔音-音素文字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第八章元音-音素文字的產生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這四章占全書篇幅的一半，值得我們一讀。
四
作者根據(jù)20世紀四五十年代蘇聯(lián)出版的語言文字書籍的實際情況寫道：用俄語出版的有關普通文字史的著作為數(shù)極少。（第II頁）相反，我們讀到，當時用俄語出版的（包括翻譯的）有關斯拉夫-俄羅斯語言文字史和文字學理論的著作和論文卻為數(shù)甚多，有的堪稱鴻篇巨制，如蘇聯(lián)學者Л. В. 切列普寧著的《俄羅斯古文字學》，600多頁，幾十幅插頁插圖等。作者還寫道：蘇聯(lián)出版了兩部國外學者著的有關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學者的《文字的發(fā)展》（據(jù)1946年版）和1963年出版的英國學者D. Diringer的《字母》（據(jù)1949年版）。但是無論對廣大讀者還是專家歷史學家和語文學家，這兩本書都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第II-III頁）如果我們將上面的用俄語出版的和用俄語翻譯的中的俄（語）改為漢（語）或者改為中文，并以此來說明我國的有關普通文字史的著作的出版和使用情況，我們覺得，那也可能是符合中國實情的。如果說伊斯特林的《文字的產生和發(fā)展》是蘇聯(lián)時期第一部論述文字的一般歷史和理論的綜合性專著，作者力求使本書不僅對專家適用，而且也為廣大讀者所接受，那么我們中國是否有過與上述蘇聯(lián)時期的情形相類似的情況呢？周有光先生在2011年的一次訪談中說道：1954年我寫了一本小書《字母的故事》，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歷史，提供選擇字母的參考。毛主席的秘書曾來取走這本書。所謂世界古今字母的歷史就是世界古今字母文字的歷史。20世紀50年代上半期，我國正醞釀漢字改革，征求改革方案采取何種字母形式供漢語拼音方案之用；后來還是采用羅馬字母（又稱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漢語拼音體系，被文字改革委員會優(yōu)先選用，因而他也被后世人稱為漢語拼音之父。我們不能斷言，周有光先生的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歷史的《字母的故事》，是不是當時中國的第一部論述字母文字的一般歷史和理論的專著，但無論如何，這本供當年作決策參考的小書，卻起了極大的作用。翻譯和出版外國學者的學術著作，是我國學界和文化出版各界的一種擔當。但總的來說，一些涉外學科和學術領域，不僅翻譯的數(shù)量少，而且質量也有待提高。正如魯迅先生談到當年我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狀況時所說：外國文學的翻譯極其有限……所謂可資他山之石的東西實在太貧乏。（《中國杰作小說》小引）今天我們同樣也可以說，我們翻譯外國學術著作（除外國文史哲的經(jīng)典著作和少數(shù)西方美學、倫理學等學科的著作外），如關于語言文字的理論和歷史，可資他山之石的東西同樣也貧乏，雖然情況已經(jīng)開始發(fā)生變化。20世紀80年代，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吳于廑、林志純等撰文呼吁：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國的空白必須填補。世界各種文字、由不同文字書寫的文獻，以及文字學、文字史等，與世界古典文明的關系極大。例如，談拉丁字母，必然要與古希臘字母聯(lián)系起來；談古希臘字母，必然要同遠古腓尼基字母聯(lián)系起來，進而與兩河（幼發(fā)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文明等聯(lián)系起來。兩河流域文明的初期階段，那里的人民先是蘇美爾人，后來是阿卡德人、亞述-巴比倫人等，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創(chuàng)造了一種文字所謂楔形文字（見本書第五章等有關部分）。作為推進人類文明的先行者之一，他們同古代中國人、古埃及人等一樣，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五
十分可喜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學界對世界的（特別是西方的）古典文明的教學研究有了新的發(fā)展。例如，南開大學開展了拜占庭學的教學研究；北京大學成立了跨院系實體教學科研機構北京大學西方古典學中心，使西方古典學發(fā)展成為一個含希臘語和拉丁語文本的，橫跨語言、文字、文獻、文學、歷史、哲學、考古、藝術等諸多學科的復合學科。這個北京大學第一次設立的古典學中心，人才濟濟，學科較全，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yǎng)指日可待。此外，國內還有一些高校正在這個學術領域準備大顯身手。我們再以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開設的古代語文課程為例。在這一方面，它的一些系科具備較好的條件，有著較為優(yōu)良的傳統(tǒng)。除了繼承如原東方學系季羨林、金克木等前輩學者開設的梵語巴利語等以外，進入21世紀以后，由于北京大學引進不少海外留學人才，學術視野進一步擴大，陸續(xù)開出了不少新的課程。例如，其中與遠古兩河流域文明有關的課程：蘇美爾語語法阿卡德文獻閱讀赫梯學專題赫梯歷史與文化等；再如，外國語學院新設立的西亞語言文化系為該系研究生開設多門與古代東方文明有關的古代語言文字課程；其他外國語言文學系也開設了相應的與東西方國家歷史文化有關的課程，如希伯來語言文化希伯來語圣經(jīng)研究古埃及及象形文字等，以及波斯歷史文獻研究印度文化典籍選讀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俄羅斯文化史德國文化專題，等等。與上述情形相類似的還有不少。正如本書作者所說：由于本書所闡述的有關文字理論和歷史的題目特別大的緣故，作者一個人是不可能在一本書之內把這一內容廣泛的題目包羅無遺的（第VI頁）。對于本書譯者來說，由于本書所闡述的有關問題涉及的學科和語種很多，名詞術語也很多，譯者一個人，無論從知識面還是從能力來說，都是難當重任的。所幸譯者幾十年來身處像北京大學這樣的最高學府、學術殿堂，它不僅人文社會學科比較齊全，人才眾多，而且館藏圖書資料充盈；特別是外國語學院諸多系科和文史哲等文科各系，譯者請教了不少一字師和多字師，他們從各個方面幫助譯者解決了許多翻譯難題，特別是正確的譯名譯語問題。譯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起，開始將《文字的產生和發(fā)展》（俄文版）這本原著，給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研究生開設有關古代斯拉夫-俄羅斯語言文字課程時作教材用，隨后又將此書翻譯成中文。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先后請教了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各系季羨林、楊業(yè)治、劉麟瑞、裘錫圭（中文系）、殷洪元、黃宗鑒、黃敏中、金鼎漢、陳嘉厚、王廷榮、趙登榮、王逢鑫、趙振江、葉奕良、崔榮林、樸忠祿、韓振乾、張會成等學者專家（包括一些未記住姓名的或遺漏的北大學者）；特別要提及的是當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胡雙寶、王榮宅等先生的大力幫助。在此，譯者再次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誠心請求廣大讀者和專家學者對這個譯本中的不足和錯誤提出批評意見。
左少興2017年1月31日于北京大學承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