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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主要目標是對“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這一命題進行實證研究，并在此基礎上研究勞動力再配置效應，以及該效應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變動趨勢，探索中國經濟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后的經濟增長源泉。準確判斷中國經濟的劉易斯轉折點，研究勞動力再配置效應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具有現實意義。
　　為了判斷“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我們從四個角度來研究這一問題。首先，從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多個經濟指標變化，探尋中國勞動力市場轉折的典型化事實。這一部分利用了官方統(tǒng)計的數據，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整體上已經到達了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即短缺點。其次，對日本著名經濟學家Minami的劉易斯轉折點判斷準則進行了拓展，運用1990-2009年31個省份（或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對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已經越過了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中國經濟進入了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即商業(yè)化點。再次，從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角度來判斷劉易斯轉折點，這里運用劉易斯一費一拉尼斯模式的三個邏輯假說，利用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提供的小麥、粳稻、玉米等三種主要農作物的數據來驗證這三個假說。最后的結果表明，中國經濟整體上已經到達了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存在不平衡性：發(fā)達地區(qū)的省份已經到達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即商業(yè)化點）；中西部地區(qū)已經到達劉易斯第一轉折點，正在接近第二轉折點；西部欠發(fā)達地區(qū)還沒有到達劉易斯第一轉折點。最后，我們從人口學的角度，設定了三種勞動力退出方案，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測算了中國勞動力供求發(fā)生逆轉的時間窗口。
　　在完成了上述命題的實證后，本書利用世界銀行（1996）方法對中國的勞動力再配置效應進行了測算，研究發(fā)現：中國的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并沒有想象的大，在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要素中，投資的貢獻是最大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很小，在多個時段均顯示為負值，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模式是投資拉動的粗放模式。另外，在分地區(qū)的研究中，本書研究發(fā)現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在發(fā)達地區(qū)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小于中西部地區(qū)，而且表現為逐年下降。這正是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的必然結果，是正�，F象。
　　最后部分，我們研究了東亞經濟體——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的劉易斯轉折點前后的產業(yè)政策，中國從中得到的啟示。除此之外，我們還研究了日本在1955～1990年這一時段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并且對中日兩國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前后經濟狀況的差異性進行了比較。從比較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國和日本在經濟發(fā)展的起飛階段盡管都是投資拉動的，但是投資的領域差異比較大，中國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而日本的投資主要集中于機器設備的引進和改造，另外，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都很顯著。因此本書最后提出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xù)增長的源泉是技術創(chuàng)新，但是在勞動力成本還有比較優(yōu)勢的情況下，企業(yè)是不可能有技術創(chuàng)新的動力的，技術創(chuàng)新的前提是要建立激勵相容的創(chuàng)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