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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時代是指公元前十一世紀末葉周武王克商，創(chuàng)建周朝，建都于鎬（今陜西西安西南），直到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殺和周平王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前后約二百八十年的這一段時間。西周是繼夏、商二代建立的王朝，西周的政治文化在兩代的基礎上有了光輝燦爛的發(fā)展，孔子就曾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比寮覐目鬃娱_始，一貫推崇西周的政治文化，特別推崇西周開國君王文王和周公。孟子進一步把從堯、舜、禹、湯、文王到孔子推尊為“圣人”的傳統(tǒng)。荀子又開始把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詩》、《書》、《禮》、《樂》作為儒家的經典。因而西周的政治文化，包括周文王、周公等人物，影響很是深遠。
　　然而要研究西周史，這是個難題。因為現(xiàn)存的主要西周史料，即儒家作為經典的《詩》、《書》、《禮》、《樂》，都經過戰(zhàn)國時代儒家的編選和修訂，有其家派的局限性。
　　第一，儒家所傳西周史料，大多是開國文獻，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史料。今本《尚書》二十八篇，《周書》占有一半，大多記載開國大事，其中十篇記有周公有關開國大業(yè)的長篇大論，宣揚的是儒家所推崇的“文、武、周公之道”。儒家對于古文獻是按其政治需要來編選的，例如古《書》原有《武成》篇，是講武王克商經過的，很是重要，因為所記殺傷很多，就不為儒家所取。孟子以為武王克商，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不該有“血流漂杵”的殺傷，“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就因而失傳。漢景帝時，孔子舊宅的壁中發(fā)現(xiàn)《古文尚書》十六篇，這是很重要的古籍發(fā)現(xiàn)，卻因其中有《武成》篇，不為儒家經師所取，依然失傳了。幸而兵家所編的《逸周書》中保存有《世俘解》，是和《武成》相同的篇章，我們還能看到。《逸周書》甲所保存的真實西周文獻，《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門》、《祭公》等篇，大多也是西周開國文獻。目前研究西周史，關于開國大業(yè)的資料比較充分，但是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獻缺乏，這是個很大的困難。
　　第二，儒家所傳西周的禮書，都不是原始資料，已經儒家按其政治理想重新編定。儒家作為經典的《周禮》，或稱《周官》，名為記載周朝政權組織及其相關典章制度的，實際上是經過儒家重新編定的理想化政典。我們依據(jù)大量西周金文所載“冊命禮”中“右”者官職及其與所屬受命者的官職關系，從而考定當時朝廷大臣的組織體系，可知當時執(zhí)政大臣有公、卿兩級，早期公一級有太保、太師和太史，卿一級有司徒、司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中期以后公一級有太師和太史，沒有太保，卿一級沒有司寇，只有五卿。然而《周禮》所載周朝官制則大不相同，它以天、地、四時（四季）為綱領，以冢宰（太宰）為天官，司徒為地官，宗伯為春官，司馬為夏官，司寇為秋官，司工為冬官（冬官早佚，漢儒補入《考工記》），以冢宰統(tǒng)率六卿分掌六典，而沒有高于六卿的公一級。很明顯，這是經儒家按后世流行制度作了改造的。由此可見《周禮》所載，已經不是西周原有制度，有待于重新分辨，去偽存真。
　　儒家所傳另一部“禮”的經典稱為《儀禮》，所載各種儀式，有著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和嚴密的條例，清代學者凌廷堪所著《禮經釋例》，對此曾作細密分析。很明顯這不是西周原有的禮儀，是出于戰(zhàn)國時代儒家統(tǒng)一整理而重新編定的。因此西周的禮儀，也有待于重新考訂。
　　古人的所謂禮制，不僅指各種重要的典禮儀式，更包含許多重要的典章制度，因為古代的典章制度經常貫串在各種禮儀的舉行中，從而得以確立和維護的。經學家一向把禮書的分析研究作為重要的課題，清代學者江永所著《禮書綱目》和黃以周所編《禮書通故》，就是對古書所載的禮樂制度加以匯編考釋而成的。今天我們要探討西周的典章制度，還是有必要把古書所載各種重要禮制，結合當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制度，系統(tǒng)地探索其源流變化，從而揭發(fā)出西周時代各種典章制度的真相來。
　　既然儒家所傳的西周文獻有其局限性，又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獻，五百篇以上的西周金文就顯得特別重要了。目前研究金文的專家，對西周金文所作斷代研究，雖然還有不同意見，但已能大體作出論斷，因此我們研究西周史，很有必要以西周可靠文獻，結合西周金文，參考儒家所傳禮書，作綜合比較和分析研究，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從五十年代起，我就開始從事西周史的鉆研，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曾對西周農業(yè)生產、井田制度和“籍禮”作過一系列考察；又曾對西周鄉(xiāng)遂制度、社會結構、軍隊編制和鄉(xiāng)飲酒禮、大蒐禮、射禮作過一系列考察；又曾對宗法制度、貴族組織和冠禮、贄見禮等作過一系列考察；更曾對古代大學的特點、起源和鄉(xiāng)飲酒禮、射禮等作了相關的探究。所有這些考察，先后寫成論文發(fā)表在刊物上，到一九六五年曾匯編進我的《古史新探》一書中（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因為此書出版時，正當“文化大革命”前夕，只印了三千冊，國內外許多學者沒有注意到。但是我很自信，認為這樣的研究方法是踏實的，所得結論是正確的。
　　八十年代，我開始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從事著作這部《西周史》，依據(jù)西周史料的特點，全書分成七編，將《古史新探》中的精華也容納進去。因為西周史料有其局限性，所寫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詳略既有不同，寫法也有差別。
　　第一編是西周開國史，因為有比較充分的文獻資料，寫得就很詳細，分析也較深入。
　　第二編講西周時代的土地制度、農業(yè)生產和手工業(yè)生產，這是我們特別重視的。我們認為西周推行的井田制，就是貴族占有的村社的土地制度，原來井田制既有共同耕作的“公田”，“公田”收入用于祭祀和公益事業(yè)，又有一夫受田百畝的規(guī)定，并有定期平均分配和調換不同等級田地的制度，這時“公田”收入已被貴族占有，農民由田官監(jiān)督在“公田”上勞動，農民還要織布供貴族做衣裳，獵取貉和狐貍為貴族做皮衣，參與打獵練習武功，獵得大獸要獻給貴族，釀酒殺羊為貴族祝壽，十月“我稼既同，上入執(zhí)宮功”（《豳風·七月》），就是說在自己所種莊稼收割后，就要為貴族修繕房屋。農民只能分配到“百畝”私田上的收入用來維持一家生活，這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生產方式。到西周晚期，由于農民不肯盡力耕作“公田”（或稱“籍田”），“公田”逐漸荒廢，周宣王即位就發(fā)生“不籍千畝”的事，“千畝”是周天子的“籍田”。等到春秋、戰(zhàn)國之交，各國先后取消這種“籍田”，改用按畝征稅的制度，于是農民成為耕作“百畝”之田、納什一之稅的小農。接著秦、魏等國制定法律，實行按戶籍授田百畝的制度，農民有上交田稅和定期服兵役及勞役的責任。這種被編入戶籍的農民，具有后世自耕農的特點，除按畝納稅和服役以外，生產和生活是自主的，因而生產積極性較高，生產得以進一步發(fā)展，成為當時社會繁榮和文化高度發(fā)展的經濟基礎。我們主張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研究，認為中國從古以來歷史發(fā)展有其獨特的規(guī)律，根本不同于歐洲的歷史，既沒有經歷像古代希臘、羅馬那樣的典型奴隸制，更沒有經歷過像歐洲中世紀那樣的領主封建制，而是從井田制的生產方式發(fā)展為小農經濟以及地主經濟的生產方式。
　　第三編講西周王朝的政權機構、社會結構和重要制度，其中依據(jù)可靠文獻并結合金文，對中央政權機構的剖析，內容是充實的。對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的分析，主要是依據(jù)大量金文“冊命禮”中“右”者的官職與所屬受命者的官職關系，從而辨明當時朝廷上公、卿兩級的官爵制度。關于西周初期的分封制，因為史料比較充分，可以作出比較周到的分析。至于鄉(xiāng)遂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討論，宗法制度和貴族組織的探討，由于西周史料不充分，主要是依據(jù)春秋時代的情況進行推斷的。至于王朝統(tǒng)治所屬少數(shù)部族的“荒服”制度，雖然文章不長，但是比較重要的。
　　第四編講西周王朝的軍政大事，其中“論周武王克商”一篇，對于武王克商的成就作了比較細密的論證�！拔髦芡醭瘹v代對四方的征伐和防御”一篇，主要是依據(jù)金文并結合文獻來敘述的。西周王朝先后共有二十多次較大的對外戰(zhàn)爭，因為當時“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所以我們有必要加以探索�？上�史料有限，大多內容簡略。其中“西周春秋時代對東方和北方的開發(fā)”一篇，因為西周史料不多，故連同春秋時代一起探討，這樣比較容易說清楚。至于《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很是重要，因為長期以來人們是把《穆天子傳》所描寫的周穆王西行事跡作為小說看待的，有必要加以辨明。
　　第五編特別論述了西周時代的楚國和曾國，因為楚國經歷了西周時代艱苦創(chuàng)業(yè)過程，到春秋時代就成為南方大國。七十年代河南、湖北間，多處發(fā)現(xiàn)西周晚期的曾國銅器，在湖北隨縣還發(fā)現(xiàn)了戰(zhàn)國初期的曾侯大墓，出土了許多精美文物。我們認為這就是文獻上的姒姓繒或鄫國，在今河南方城一帶。因此我們在編著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上，把鄫定點在河南方城。然而有的學者稱之為“曾國之謎”，并認為曾國就是隨國，我們不能同意，于是發(fā)表這篇“曾國之謎解釋”，來說明我們的見解。一九六四年上海博物館從湖北運滬的廢銅中曾揀選出春秋早期的曾子斿鼎，銘文講到曾的祖先烈曲，這和《世本》所說曾氏出于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之說相合（“曲烈”疑是“烈曲”之誤），足以證明我們這個見解是正確的，因此我在這里又寫了一段“補記”。
　　第六編講西周時代的文化教育和禮制，其中指出了當時大學（辟雍）設有園林和大池，不僅是貴族子弟學習之處，又是公共活動的場所，還是行射禮和習射之處，而這一活動具有練習武藝的性質；它又是舉行鄉(xiāng)飲酒禮之處，帶有敬老、養(yǎng)老、協(xié)商大事的性質；更是行禮、奏樂、舞蹈之處，故成為群眾娛樂的場所。教師稱“師”起于西周時，因為當時大學以練習武藝為主，教師起源于教導軍事訓練的軍官。在這里我還論述了陰陽五行學說的起源，認為西周末年太史伯陽父所談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足以證明《漢書·藝文志》所說陰陽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的說法，是正確的。西周是貴族講究禮儀、依據(jù)禮制進行統(tǒng)治的時代，為此我們對各種重要禮制分別作了探討，或者作了說明。
　　第七編論述了西周后期王朝逐步衰亡及其東遷中原的過程。
　　以上七編，其中有些篇章曾作單篇論文發(fā)表過，目的在于拋磚引玉。因為作為單篇論文發(fā)表，其中敘事不免有些重復的地方�，F(xiàn)在重加補訂，全部發(fā)表，希望能從此促進西周史這個領域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更希望得到批評指正。
　　本書在編著過程中，特別承蒙好友王孝廉教授和吳繼文先生的關心，又蒙日本同學高木智見先生提供有關資料，更蒙上海博物館提供所藏西周時代文物的照片，特此向諸位先生和馬承源館長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