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光哲
對于一個行者來說，詩和遠方是最好的自我安慰。而對于段立生先生來說，行走就具有了精神煉獄般的意義，也就是余秋雨先生所說的文化苦旅。但段先生又不像余先生，因為從一部《行走的境界》里，我讀不出一個苦字來。相反，段先生帶給我的是一種喜悅，這種喜悅就像朱熹說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感覺。
說到境界，我們都會想起王國維的三境界說。行走有沒有三重境界或者多重境界？肯定是有的。但行者無心，言者有意，無論哪種說法，恐怕都難以服眾。說到段立生先生的行走境界，我只能說，那是一種我們曾經(jīng)在法顯、玄奘、徐霞客身上看到過的境界。
對于一個行者,最有意義的不是走過什么地方,而是給沒有去過這個地方的人以無限的遐想。從更廣闊的意義來說，行者是在這個世界上特立獨行的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行走的腳步，會給后來者以前行的力量。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是從美國開始的。至于《行走的境界》一書為什么以《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藥師經(jīng)變〉壁畫》開篇，我想大概是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那幅《藥師經(jīng)變》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吧，誠如他在文中所說：我第一次看到這幅壁畫的時候，心靈受到震撼。如此氣勢恢宏、構圖精美、色彩艷麗、保存完好的中國古代壁畫，我還是首次看見。我也去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印象中竟然沒有這幅《藥師經(jīng)變》，這就是行者境界的不同了。讀段先生的這篇文章，算是稍為彌補了我的這一遺憾。尤其是他如數(shù)家珍般講述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史，讓我完全信服了他所說的讀畫如讀史的道理。同樣是在美國的行走，《巡游阿拉斯加》《尋覓阿拉斯加的華人蹤跡》《圣塔莫尼卡的街邊藝人》《美國佛教圣地萬佛城》《得州的牛仔與最牛的華人》《亨廷頓圖書館的中國情結》等篇，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多元化的美國。特別是他的美國的圖書館之多，堪稱世界之最的感嘆，我深有同感。
《行走的境界》的行走路線是沿著人類文明的歷程倒著走的。所以，段立生先生從美國出發(fā)，首先來到了土耳其一個連接歐亞大陸的紐帶（《土耳其連接歐亞大陸的紐帶》）。我也曾有幸去過這個偉大的國度，也曾在伊斯坦布爾強烈地感受到歐亞文明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特別是面對著名的埃及尖頂方石碑，一種悲愴之情油然而生，如同面對頤和園的殘垣斷壁。但段先生不像我們這樣走馬觀花，他深入到了土耳其充滿光榮和悲傷的歷史的深處。
段立生先生帶著我們繼續(xù)往回走，于是來到了希臘。從《希臘的宗教與文明》的描述中，我們知道，古希臘人信奉的宗教，與現(xiàn)今世界上廣為流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不同，它沒有宗教的創(chuàng)始人，沒有現(xiàn)代宗教必備的一切外在形式，只有浩如煙海的神話故事和傳說。而在希臘的神話世界中，宙斯是至高無上的神，是眾神之王。從某種意義上講，希臘諸神只有首先變成人，才能最終變成神。人性和神性的有機結合，使得希臘的神祇具有很大親和力。我也曾經(jīng)造訪過文中描寫的雅典娜女神廟，但很遺憾地與宙斯神廟、特洛伊遺址、雅典大學等擦肩而過，特別是未能去雅典大學拜訪柏拉圖和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坐像以及旁邊兩根高聳的石柱上的雅典娜女神和太陽神阿波羅的塑像，更是后悔不已。當讀到段先生我想，神在天上，人在地上，倒也合乎邏輯一語時，我就更加神往了。而《三看特洛伊》一文則讓我再次想起那部偉大的電影《特洛伊》中恢弘的場面。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路線沒有繞開兩個同樣偉大的國家
俄羅斯和意大利。
從《圣彼得堡：造型藝術之城》《俄羅斯的教堂》《米蘭大教堂》中，我們可以讀到同樣精彩的文字。
埃及是人類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也是段立生先生行走的重要一站�！队篮愕慕鹱炙诽岢鲆粋�深刻的問題：世界上最大的學問，莫過于關于死亡的學問。生是短暫的，死是永恒的。所以，古埃及人把金字塔作為死的歸宿，金字塔就是永恒的了。作者寫道：當我站在尼羅河的西岸，站在開羅城與沙漠交匯的吉薩區(qū)，抬頭仰視高聳入天的胡夫金字塔時，不禁發(fā)出這樣的感嘆：天哪，這究竟是如何建成的？這么雄偉，這么神奇，這么壯觀，這么撲朔迷離，這么不可思議！金字塔是永遠解不開的謎。這樣的感受我是沒有的，因為我還沒有去過埃及。相對于《埃及的神廟和對太陽神的崇拜》的專業(yè)性，《地底下的埃及》則直抵人心，因為古埃及的墓葬壁畫展示了一個虛擬的地底下的世界。埃及墓葬的內容豐富多彩，其核心是展示人由生到死，再由死到復活的輪回。從某種意義上說，地底下的埃及，比地面上的埃及更精彩。這種觀察，就更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所能擁有的了。
最后，段立生先生的行走回到了我們亞洲。段先生告訴我們：首爾是韓國的首都，舊稱漢城，古代作為李氏王朝京城600余年，留下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特別是景福宮，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中華文化對韓國文化的影響，但也可以明顯感受到韓國傳統(tǒng)民族文化璀璨的光芒。（《首爾看王宮》）吳哥的繁榮終究逃脫不了最后的毀滅。其毀滅的原因中外學者曾作過多方探討，諸如泰人的入侵、戰(zhàn)爭的破壞等，似乎都沒有說到問題的癥結。唯有最近流行的吳哥毀于生態(tài)失調的說法，點到了要害：吳哥的滅亡是由生態(tài)原因造成的，包括過度砍伐和干擾城市水道。（《解讀吳哥》）人類的歷史長河，從遠古的蠻荒時期，到出現(xiàn)宗教文明，渡過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步入近現(xiàn)代的工業(yè)社會，其間經(jīng)歷了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這些不同歷史階段景象，一般說來只能到歷史教科書中去找尋。然而，在尼泊爾我們卻親眼看到歷史發(fā)展的各個不同階段都匯集在同一國家、同一社會中，當今的尼泊爾人生活在歷史的長河中。特別是佛祖的誕生地藍毗尼園，不僅屬于尼泊爾，它應該屬于全世界。（《生活在歷史長河中的尼泊爾人》）
在行走亞洲的各篇文章中，除了瀏覽《老撾掠影》《走馬滿剌加鄭和仍在馬六甲》《塔城蒲甘》《印尼巴厘島的宗教情結》《巴厘舞蹈的風情》外，我重點閱讀了《越南的銅鼓》一文。我對銅鼓文化也是情有獨鐘的。目前世界出土的銅鼓以云南萬家壩型銅鼓的年代最為久遠，相當于春秋中期至戰(zhàn)國前期。所以云南是銅鼓的發(fā)源地，這已經(jīng)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接下來就要數(shù)越南的東山銅鼓最負盛名，而東山銅鼓是越南東山文化的代表。《后漢書馬援傳》有（馬援）于交趾得駱越銅鼓的記載。段先生告訴我們：關于銅鼓的稱謂，中國人視其外觀像鼓，又是用青銅制成，故稱之為銅鼓；越南和其他許多國家，是用銅鼓敲擊時發(fā)出的響聲來命名，稱為Drum。所有類型的銅鼓在鼓面中央都毫無例外有一個圓形的太陽，向四周發(fā)射出光芒。中國學者稱之為太陽紋，而越南學者則稱之為星光紋，并根據(jù)光芒的數(shù)目，分為8條星光紋、10條星光紋、12條星光紋等。太陽代表白天，星星代表黑夜；白天是陽，黑夜是陰。太陽紋和星光紋或許反映出古人觀察天象歷法的不同視角，即以觀察太陽周期運動而形成的太陽歷和以觀察月亮周期變化而形成的太陰歷。作者寫道：在越南考察銅鼓，每有所得，喜不自勝。這讓我想起了五柳先生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神態(tài)。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最后在泰國落幕，我想這是他的精心安排。段先生作為我國著名的泰國史專家，幾乎無人能及。相對于他眾多的泰國史研究著作，《洛坤大金塔記》《巴真武里的菩提樹》雖然短小，但也讓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行者形象。正如他在文中寫到的，當今泰國社會佛教之盛行，超過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根據(jù)泰國宗教廳的統(tǒng)計，截至1992年底，全泰國共有寺29322座，且每年還呈遞增之勢。因為佛教的創(chuàng)始人釋迦牟尼是在一株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所以菩提樹成為佛教的標志，正像耶穌受難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一樣。拜菩提樹即拜佛。至于段先生為何以《剃度》一文作為結束，我想這是一個充滿人類悲憫情懷的歷史學家的本性流露吧。
跟隨段立生先生行走了大半個世界，我們不難看到，《行走的境界》所達到的境界不是一般的旅行筆記或者旅游文學所能企及的，就像《大唐西域記》和《徐霞客游記》，不僅可以當作歷史教科書來讀，而且可以作為人在這個世界上行走的精神標識。
我和段立生先生相識，緣于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絲綢之路上的東南亞文明：泰國》。這是一本由著名出版家、著名歷史學家和著名攝影家共同完成的極優(yōu)秀的出版物，三劍合一。三劍的主角分別是主編李元君、撰文者段立生、攝影者連旭。在討論《絲綢之路上的東南亞文明：泰國》的選題時，我就對段先生的情況有了初步了解。當我認真閱讀完整部書稿后，我深深為段先生淵博的知識和優(yōu)美的文筆所折服。在廣西民族大學舉辦《絲綢之路上的東南亞文明：泰國》讀書分享會時，看到段先生和師生充滿睿智的交流，深感他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后來有機會去昆明拜訪他，曾多方討教，其情其景，今天想起來仍令人感動。
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中國出版也進入了新時代。新出版的根本標志是出版更多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和偉大時代的優(yōu)秀作品。《行走的境界》是可以稱之為這樣的優(yōu)秀作品的。
承蒙段立生先生的盛情，雖然自覺才疏學淺，仍然欣然從命,謹以此序,為一讀書心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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