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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編 重構理論的語境分析

　　美國愛默生超驗主義對中國儒學人文思想的闡釋與再建

　　方漢文 徐文

　　世界文學史上一種重要的人文美學思潮的價值一直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評價，我們稱之為“大人文主義”(Large Humanism)的思想——19世紀初期起，中國以宋明理學為中心的儒家人文主義思想經過“美國文藝復興”(American Renaissance)中的接受與再建——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思想潮流，向西歐和俄羅斯、印度等國家傳播。其肇始是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及受到他思想一定影響的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20世紀初期又有白璧德(Irving Babbitt)、艾略特(T�盨�盓liot)的“新人文派”(New Humanists)，也包括俄國的“托爾斯泰主義”、印度的“甘地主義”等，甚至直到尼采哲學和美國的“新批評”等重要思潮，都明顯可見這種大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當然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的“學衡派”宣傳白璧德的“新人文派”學說作為一種在中國的“回流”，實質上也是這種思潮的延續(xù)與更替，就更值得注意了。

　　這種在近一個世紀中跨越歐亞大陸與新大陸，雖然沒有共同宣言和綱領、卻有著一定的理論觀念關聯(lián)的宏大歷史敘事，在全球化時代有條件進行一種整體性的描述。雖然各國學術界對于這種思潮的不同時期的局部研究都取得一定成就，但是缺少對其起源與歷程的總體描述，缺少像斯皮瓦克所說的“跨界”(crossing border)包括文學、哲學與美學之間的共同的研究，而這種思潮本身就正是跨學科與跨文明界限的。

　　而且這種研究的必要性在全球化時代日益緊迫，當代美國人文主義批評家哈羅德·布盧姆等人的批評觀念，美國詩人斯奈德、默爾溫等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等，特別是在21世紀十余年間相當活躍的文學思潮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人文主義觀念的存在。

　　并非是出于搜羅放佚，更不是探幽索微的目標，而是出于歷史敘事“整體性”(unit)的需要，中國作為儒家學說宋明理學的“放送者”，更有必要梳理這種人文美學觀念的線索，要對其中理論觀念的闡釋或再建進行評價。

　　一、愛默生與宋明理學的美國接受

　　自17世紀西方傳教士大批入華到20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國與歐美之間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文明交往，這是自佛經東傳以后最大的一次東西方間的文化交往。1593年，利瑪竇在廣州時，就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傳回意大利，立即在歐洲引起大的反響，這是歐洲主要語言中較早翻譯的中國理學著作。1626年，金尼閣在杭州翻譯了《五經》，這也是一種拉丁文譯本，這個譯本傳回歐洲后，激發(fā)了歐洲重要語言如法、英、德語中《四書五經》的翻譯熱潮。這里要注意的是，即使對歐洲學者而言，選擇中國文本時，主要是選用宋明理學家朱熹編的“四書五經”，較少直接選用中國經學中的儒家其他文本。正如中國學者朱謙之所說：“在18世紀法德學者，無論反對或歡迎中國哲學的人，都是以宋儒的‘理氣說’來做對象�！倍鴼W同一時期的洲國家如英法學者們大多選擇譯介以十三經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儒學經典，為什么美國人偏偏要選擇宋明理學這種被馮友蘭稱為“新儒學”的經典呢？

　　中國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思想進入歐洲之時，正是啟蒙主義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所以德國萊布尼茲、法國伏爾泰、魁奈等思想家高度評價中國文明，借鑒中國古代科技與道德倫理以及社會思想等，李約瑟等學者曾經說：“當余發(fā)現(xiàn)18世紀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國之事實，余極感欣忭�！�

　　以筆者之見，這種評價足以反映出這種歷史影響的深遠程度，也表現(xiàn)出作者的遠見卓識。

　　事實上中國理學思想并沒有在古老的歐洲真正產生出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本土化思潮，相反，在部分接受“孔子”或是“儒學”的同時，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卻相當深入而強勁。從傳教士羅明堅的《天主實錄》(1586)、利瑪竇的《天主實義》(1603)起直到18世紀孫璋的《性理真詮》(1753)等，集中批判了宋明理學的“天”、“理”、“心性”與“氣”等范疇，認為這些范疇及原理與基督教原理相沖突，是“俗儒”的學說，進而對宋明理學家的宇宙起源論、認識論和本體論觀念逐一批駁，特別是對“理”的貶斥極為尖銳。這些傳教士的批評既影響了中國部分士大夫，也對歐洲各國特別是英國的儒學傳播作用極大。

　　歷史把理論再建的契機給予了美洲新大陸，被視為美國“新文化”初潮的“美國文藝復興”適逢其時，急于沖破歐洲清教思想束縛的思想家們對中國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這樣的思想體系，如大旱之望甘霖的渴求，拿來作為自己思想創(chuàng)造的基礎。但同時也由于美國移民以英國為主體，英國清教(或如韋伯所說是理性化的基督教流派)在美國占重要地位，英國人對理學的批判不可能不隨著“四書五經”的批判而進入美國；而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與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這就形成了較遲接受理學影響的美國獨特的“前倨后恭”或是相反的微妙態(tài)勢。中國學者探討美國的傳統(tǒng)儒學接受已經取得了相當?shù)某删�，但是如果從大人文主義思潮的接受與再建的角度來看理學，則有可能得到新的闡釋。

　　從常耀信教授的《愛默生和孔子論人性》(濟南：《美國文學》1987年第1期)到錢滿素教授《愛默生和中國——對個人主義的反思》(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6年)已經基本勾勒出這一課題的大輪廓，所謂“前修未密，后出轉精”乃是學術替變的規(guī)則，近年來楊金才教授的《美國文藝復興經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闡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年)從“東方主義”理論推進這一領域的新范圍，本文則是“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ǎng)轉深沉”的努力，期待進一步的商量與對話。

　　戴衛(wèi)·科利耶(David Collie)翻譯的《中國古代經典四書》(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于1828年出版，這是美國作者獨立翻譯的中國理家重要著作。1861年在中國香港出版的《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傳入美國，這是一部由漢學家杰姆斯·萊格(James Legge)翻譯并注釋的儒學與道家思想的文集。以上譯作出版后立即吸引了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等人，而他們所創(chuàng)立的超驗主義思想與文學，則正是美國新文化與“美國文藝復興”的初潮之一。

　　宋明理學本質上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理論，其代表性觀念“內圣外王”、“心具眾理而應萬事”、“理之在物者為牲”、“天理人欲”、“天地之性”等，在認識論、價值論與倫理論上都是基于儒學人文主義(也有部分人本主義Anthropologismus或廣義的人道主義)的新建樹，雖然融入了道家與佛學的思想(程朱近道，陸王近禪，即前人所說“朱子道，陸子禪”)，但是本質上卻并不是一種標準意義上的宗教，更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God)的概念與神學的教義。而美國則是西方基督教國家，特別是清教思想一直在美國占據(jù)主導地位。清教徒是16世紀英國國教圣公會內部的加爾文宗教改革派，有多種教派，主張清洗煩瑣的宗教儀式，遵守《圣經》的道德標準，抨擊奢侈生活，在10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中勢力大增，十七世紀后大批清教徒移居美國，成為美國宗教的主流教派。19世紀前30年代的中期，美國“新文化”運動興起，理學成為愛默生等人的“超驗主義”反清教思想的一種利器。愛默生是“超驗主義”的代表人物，屬于美國基督教神學的革新派。愛默生本人就是波士頓地區(qū)的牧師，他的“超驗”觀念正是針對加爾文教派與唯一理派而提出的，關于“超驗”的哲學來源，他曾作過簡單的說明：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理想主義的‘超驗’來自于柯尼斯堡的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這個流行于歐美的，非同尋常的人類觀念的充滿著奧妙與精微的術語，其范圍是關于人類直覺的思想層次，就是我們今日所謂的“超驗主義”。

　　無可懷疑，康德的理性批判的“先驗”正是他所謂“超驗”思想的來源�？档略�經表達過這樣的觀念，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任何東西都無法逃避這種批判，宗教即使躲在神的背后也無法逃脫這種批判。而用什么來批判基督教？多數(shù)啟蒙主義者包括康德在內，始終未能從東方文化或是所謂的“異教”來尋求武器，直到愛默生可以說是邁出了第一步，這也正是愛默生被尊崇為美國偉大的思想家與“上帝”的真正原因。

　　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哈諾爾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一次談話中說“愛默生是上帝。”(Emerson is God)，這其實并非嘩眾取寵。以筆者之見，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原因，一是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中所說到的，愛默生是“浪漫主義預言式的人文主義美國始祖”。另一方面則是超出文學批評之外的，是他對愛默生在美國新文化運動中以“超越靈魂”(Over�睸oul)“成為上帝”，取代清教，他直接把愛默生當成了救世主。

　　世界宗教史上，“他者的上帝”是古代猶太教的一種觀念，雖然猶太人是一神教，但是古代猶太教學者卻承認世界其他民族可能有自己的神，這就是“他者的上帝”的觀念來源。這種觀念在基督教被羅馬人立為國教之后，以耶和華為唯一神與救世主之后就不復出現(xiàn) 。

　　實際上愛默生本人承認他的人文精神創(chuàng)新是多元的，除了康德之外，斯維登堡(Swedenborg)和杰弗遜等人的學說對他影響相當大。可以說愛默生一直徘徊于多種思想的沖突之中，特別是其思想來源中的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對立，使得他很少直接承認自己的思想觀念來自于中國理學(雖然他有時也贊揚孔孟等思想家)，這與梭羅極不相同。由于兩人的觀念與生活環(huán)境不同，梭羅《瓦爾登湖》等著作中往往直接引用來自于中國學術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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