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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迫于無奈的選擇與國族觀念的萌發(fā)

　　——晚清王朝國家時期的國族構建（1840—1911）

　　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開啟，是晚清社會面對西方民族國家強勢介入做出的痛苦而又無奈的抉擇。原有的“天朝上國”心態(tài)和 “天下體系”在一次次的失敗和屈辱下，逐漸松動、蛻變，直至坍塌。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愿望，晚清政府、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都做出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回應。而伴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人們對中西差距的認識也更為深刻，構建民族國家，形成強有力的國族，成為中國擺脫落后，重新躋身世界舞臺的最后選擇。然而面對國族這一嶄新的民族形式，人們對其名稱符號、評判標準和構建方式都有著較大的爭論。但在紛爭的過程中，人們對國族的認識也逐步加深，并且誕生了國族名稱—中華民族。同時，晚清政府也做出了自身限度內的努力，但最終沒能實現英國“光榮革命”式的華麗轉身，黯然離場。作為國族構建的初創(chuàng)階段，這一時期的國族構建思想和措施，對于后來的國族構建與發(fā)展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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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jié) 王朝限度內的國族意識萌動

　　王朝國家以一種天下觀念想象著世界，但卻忽視了外部世界自我想象的方式早已發(fā)生了轉變。近代資本主義在國族基礎上建構的民族國家體系已在西歐基本確立，并進行著急劇的對外擴張。而此時的大清王朝卻以閉關鎖國的方式維持著帝國表面上的輝煌。最終，大清王朝對世界的回避并沒有換來世界對他的遺忘，西方國家用槍炮叩開了大清國門，將其從天朝迷夢中驚醒。而大清帝國面對著“數千年未有之奇局”也開始被迫應對，在這一進程中，近代中國的國族意識也開始在傳統(tǒng)的限度內萌動。

　　一、王朝向民族國家體系的妥協(xié)

　　天下觀念是王朝國家構建自身與外部關系的基本態(tài)度，但對于國族構建而言，這種觀念卻是需要首先擊碎或清除的。王朝國家的內部構成是不確定的，或者說具有想象為無限的可能。因此，對于王朝國家而言，對等、有限并且穩(wěn)定的“他者”是不存在的，通過接受儒家文明都可以轉變成自我的存在。而民族國家成為世界體系的基本組成單元，是以相互間確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界限為前提的�！懊褡鍑�家就是以民族對國家的認同為基礎的主權國家”，“ 擁有主權是民族國家的前提條件。一個沒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不可能成為民族國家。”[1]因此，從本質上講，民族國家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總是有限的。而這也決定了，作為民族國家內部人群共同體的國族也是有限的。如同安德森所言，“民族（nation）被想象為有限的，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們或許涵蓋了十億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邊界，縱使是可變的，也還是有限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把自己想象為等同于全人類”。[2]“世界史并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3]而“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4]而這一過程卻始終在一種拒斥與無奈中進行著。

　　應該說，伴隨著中原王朝對外交往的擴大，天下觀念就開始屢受沖擊，但輝煌文明的慣性使統(tǒng)治者不能也不愿實現自我觀念的更新，或者視而不見，或者進行著理論的勉強修補。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之后，佛教的世界圖像曾一度影響了中國中心的天下觀念。但這絲毫沒有動搖中國中心的觀念，對于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四夷仍然處于中國文明的周邊。[5]明朝開始，伴隨歐洲殖民者和傳教士的來華，開始帶入地理大發(fā)現之后的世界地理知識。如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圖說》等，這些書籍對當時的知識界產生了一定的沖擊，部分有識之士開始相信其他文明的存在，但仍堅持中國的世界中心位置。理學家李光地認為，“中國不可言地之中，……可言得地之中氣，所以形骸端正，文物盛被”。[6]《皇朝文獻通考》中的“四裔考”認為，“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國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huán)，其緣邊濱海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7]，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清王朝雖然認識到了存在其他文明，但把這種文明也看做是“夷”，希望用華夷之辨思想處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

　　明末清初，先進的科技知識和軍事技術也已經傳入中國，并引發(fā)了不小的關注。但對于清朝的統(tǒng)治者，不但執(zhí)著文化上的優(yōu)越性，也不甘心科技層面的落后，所以炮制出了“西學中源”，與之抗衡。西方國家的對外擴張，本質上為了追逐貿易利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西方殖民者在初期刻意迎合了中國的自負心態(tài)，“清初與荷蘭、葡萄牙的直接交往，是嚴格按照傳統(tǒng)朝貢禮儀進行的，清廷將西方國家視作朝貢國，加以懷柔，并用貿易作為羈糜的手段。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力求得到清政府給予貿易方便和特權，因此不惜為清廷效力，或討好清廷，自認為屬國”。[8]

　　但對于已經確立起民族國家體制的西方列強而言，“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fā)展，國家實力得到迅速而顯著地增強。隨后，這些國家便憑借其強大的國家實力，爭先恐后地對外進行殖民擴張。”[9]這種非常態(tài)的對外交往方式始終是西方國家無法忍受的，伴隨著雙方實力的消長，為了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他們終于動用了最后的政治手段—戰(zhàn)爭。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10]而這場決斗正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開始的。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慘敗，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使晚清王朝不得不在被迫與自覺中重新審視自身與外部的關系問題，其結果就是由天下觀念向國家體系的收縮，這為國族的構建奠定了有限度的外圍想象空間。

　　鴉片戰(zhàn)爭之前的中西交往是在華夷之辨的邏輯中展開的，例如將英國稱為“英夷”，視英國的使臣為“貢使”，并強迫其遵行貢使的禮節(jié)。而當清王朝認為英國使臣“貢表失詞”，“抗若敵體”時，竟昭示英王，“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據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國�！盵11]而在鴉片戰(zhàn)爭后簽訂的《中英江寧條約》中，“英夷”已改稱“大英國”，并且規(guī)定，兩國官員來往“必當平行照會”。而《中英天津條約》更明確規(guī)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內外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12] “英國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13]依據最惠國待遇原則，中英之間的平等關系也意味著與其他簽約國之間的交往享有同樣原則。1861年，清王朝設立專門機構處理西方國家事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并出資翻譯《萬國公法》，開始接受國際公法并以此來分析中外關系。同時，在西方列強入侵的過程中，邊疆地區(qū)是首先遭到沖擊的區(qū)域，據學者統(tǒng)計，近代列強共侵占了我國340萬平方公里土地，[14]并不斷挑動邊疆的少數民族同胞，妄圖分離中國�！斑@使中國人在逐步認識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同時，也從反面強化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的觀念�！盵15]而面對邊疆危機，清政府也更加明晰了邊疆地區(qū)的主權意識，對其加強管理，對比清朝初年，這也是國家觀念增長的重要表現。

　　總之，承認國際交往上的國家平等，重視邊疆領土的主權意義，逼迫清王朝具有了一定的民族國家觀念。這是國族構建重要的初始動力，同時也為中國近代的國族構建確立了一個強勢的他者。國族作為有限的共同體，是要通過他者來實現自我的確認，同時，他者的強勢存在，又會成為國族凝聚的重要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轉移內部異質性因素的影響。如在與西方的交往中，“他者”的形象逐漸由夷轉變成洋，而且也開始采用“華人”、“中國”、“華民”等詞匯作為自稱，顯然包括當時清朝范圍內所有民族同胞。

　　[1] 周平：《對民族國家的再認識》，載《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4期。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頁.

　　[3]《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 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

　　[4] [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鄭大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頁。

　　[5] 鄒小站：《華夷天下的崩潰與中國近代思想的變遷》，《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6]《理氣》，《榕村語錄》，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461頁。

　　[7]《皇朝文獻通考》卷293，第1頁。

　　[8] 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的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杜2000年版，第420頁。

　　[9] 周平：《論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載《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第6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頁。

　　[11] 王之春：《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70頁。

　　[12]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第102頁。

　　[13]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第96頁。

　　[14] 馬大正：《清代邊疆史研究當議》，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5] 周平：《論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載《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第6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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