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數學訓練讓我養(yǎng)成了一個習慣：遇到需要解釋的經濟學問題，不是簡單地照搬教科書上的固有結論，而必須是重新觀察條件，然后運用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重新推理，從而獲得更接近正確的結論。當然，也是因為長期的數學訓練，讓我能夠忍受超長邏輯線條和更加綜合的分析推理，而且樂此不疲。

或許，正因這一習慣，讓我看問題的方法和所得結論總顯得有些各色，甚至有些孤獨。不過，20多年的實踐證明，采用從現實條件出發(fā)長邏輯與關聯性的經濟實證分析，讓我更具發(fā)現和判斷未來的優(yōu)勢。尤其當我需要面對大量股票市場投資者的時候，這樣的分析顯得更加有效，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更早地發(fā)現問題，更切實地判斷政策的利弊結果，更有效地做出防范風險和發(fā)現機會的準備。同時，這樣的分析方法也可以讓我們更早地關注政策轉變，預判政策變化帶來的效果。

正如英國女經濟學家瓊·羅賓遜所說的那樣：學習經濟學的目的不是找一大堆答案來回答經濟問題，而是學會別被經濟學家欺騙！鑒于羅賓遜是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的代表人，所以她所不屑的恐怕是當今主流經濟學派。這類經濟學家往往把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當成偉大、永恒且圣經般的真理，他們不允許否定、不允許出格，無視事實地堅持僵化的教條，好像經濟學不是科學而是宗教。我堅決反對這樣的學風，主張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理論研究，堅持唯物辯證的方法論。

經濟學家真的會欺騙嗎？我看倒也未必是存心欺騙。原因是，這些年的經濟學研究太像數學研究，動不動就要建立個數學模型，建立個數學方程或函數關系。我是學數學的，也未必看得懂所有模型，但至少知道一個道理，建立數學方程或函數模型必須基于大量限定性條件，而且超過三維的、直觀的數學模型根本不存在。更何況，經濟學的所謂數學模型大都是二維模型，太簡單了。用這樣的模型去解釋千變萬化的現實經濟社會，豈不是可笑至極？現實經濟社會應當考慮的自變量太多太多，根本無法采用數學模型加以解釋，而能夠解釋的，也只是其局部，并以假設大量條件不變?yōu)榍疤�。所以，我們會經常發(fā)現，經典經濟學往往解釋不了或是錯誤地解釋了整體經濟問題，因而給人以欺騙的感覺。

比如，供求關系決定價格。這是一個十分簡單，被深信不疑，并被政策制定者經常運用的經濟學命題。但當這個命題面對現實經濟社會的給定條件時，它還一定正確嗎？我的回答是：不一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個偽命題。實際上，供求關系決定價格這一命題成立需要極其嚴苛的前提條件，如它要求市場充分競爭、信息充分對稱、參與者充分理性，同時，從法律角度看，參與主體的市場地位必須平等，交易過程充分公平、公開，而且具有充分的效率等。這會讓人自然地聯想到充分市場假說（也稱有效市場假說）。20世紀初，法國數學家路易斯·巴舍利耶在分析股票收益率時提出了這一假說，成為其奠基人；1965年，美國金融學界的著名思想家尤金·法瑪同樣在研究金融證券市場走勢規(guī)律的時候，明確提出了有效市場假說。他說：在一個證券市場中，如果價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獲得的信息，這個市場就是一個有效市場。實際上，日后所有對金融市場的技術分析理論都是基于這個假說，但事實告訴我們，有了大量的技術分析理論，我們并不能充分了解、預測市場走勢，尤其在一個莊家橫行的金融市場中，技術分析理論往往是他們操作價格、誤導市場的重要武器。

金融市場如此，商品市場同樣如此。某種商品的價格變化一定反映真實的市場供求關系變化嗎？有人說，短期不好說，但長期一定是這樣。那我們每天都要使用的日常消費品，較過去30年價格上漲數倍，這是因為供不應求所致？事實顯然不是這樣，中國一般消費品產能過剩、供過于求，那為什么價格還會不停地上漲？

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在當今世界里，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根本就不存在，我們看到的大多數是寡頭壟斷的市場。信息充分透明、對稱根本談不上，誰的經濟實力大、誰的權力資源多，誰就掌握更多的信息；市場參與者從來都不會充分理性，這幾乎不符合貪婪與恐懼并存的人性特征，而實際上是羊群效應周而復始。由此可見，供求關系決定價格這個命題成立的前提并不存在，那這個命題還能成立嗎？還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立？所以，從邏輯學角度看，供求關系決定價格無異于偽命題。

舉一個例子。2006年，在供不應求的喧囂聲中，國際石油價格沖上147美元/桶，而當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美國國會介入油價調查后發(fā)表聲明指出：僅OPEC當年富余產能為每日200萬桶；索羅斯等國際金融豪客也被請到美國國會作證，證實了國際油價其實是金融操縱的結果。我們生存的這個時代因為許多問題太過復雜，故而已經沒有了簡單的答案，尤其是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發(fā)生和發(fā)展過程中讓我們看到，對于中國而言，原本認為簡單的問題，已經變得十分復雜。

2009年3月6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我們很難用過去的經驗、過去的分析框架來對待這次金融危機。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我們每天要應付很多新問題。過去有一些常規(guī)經濟發(fā)展中常用的各種數學模型、計量經濟模型等，在這個階段有可能都不太好用了。主要是新的東西多，超出傳統的思維方式，也超出傳統的經驗分析方法。

周小川說的確實是實際情況，但在我看來，也許不是新問題太多，而是我們過去對問題的認知太簡單。那些被經典教科書所推崇的經驗模型，不只是在金融危機期間失效，在未來可能永遠不再適用，而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重新進行條件判斷，依據基本原理，重新尋找結論。著名的投資家菲利普·費雪很早就發(fā)出過這樣的感慨：看看過去的書，有時候很有意思，當時的真理，隨著歷史的變遷已經被沖刷得沒了顏色。

既然如此，機械而教條地使用這些經濟學理論去制定經濟政策，那才是真正的災難。多年的經濟研究讓我發(fā)現，許多貌似正確的理論，其背后隱藏著巨大的經濟陷阱，而中國照抄照搬的結果必定是落入陷阱。正是因為看到災難性的問題可能摧毀中國經濟，所以才著急，才迫不及待要寫這本書。

說說您現在看到的這本書吧。

從1988年到現在，從記者到總編輯再到專職經濟新聞評論員，28年的新聞生涯告訴我，每一篇報道和每一次分析都必須本著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這不僅僅是對讀者、對投資者負責，更是對自己國家的經濟利益負責。尤其是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WTO之后，經濟報道與經濟評論背后的利益關系日趨復雜，而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中國的財經媒體人必須懂得中國的經濟利益所在，必須學會準確地識別各種經濟輿論背后的國際與集團利益。否則，我們的輿論就會不知不覺地落入他人的利益圈套，甚至迫使中國經濟政策走向扭曲，變成輸出中國國民利益的工具。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實實在在正在發(fā)生的事情。

我寫這本書，并不想過多地纏繞于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想通過自己的研究發(fā)現，分析中國加入WTO以來的幾次政策變化的利弊得失，揭示中國必須面對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與變化、國際經濟競爭的殘酷性，并從中找到中國經濟的前方可能存在的陷阱和自以為是的解決方案。

記得李克強在當選總理后的第一次兩會記者見面會上講過這樣一番話：我經常會見美國的政治家，他們和我談話，很坦率地說，我是為美國利益而來。我跟他們說，我是為中國利益工作。這番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國際經濟競爭，各國往往只強調自己的利益。有沒有雙贏的可能？有的，但前提是合作。就是說，只有合作才可能雙贏，沒有合作，那一定是零和游戲。中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們一貫主張合作，并在合作中尋求共贏，這也是習近平主席主張新型大國關系存在的基礎。但很遺憾，你想和人家合作，人家是不是愿意與你合作？尤其是老大當慣的國家。歷史地看，倚強凌弱才是它們的慣性思維，而這個慣性思維很難轉變。

我們不能指望別人開恩，指望別人的施舍去茍且偷生。我們需要談判的籌碼，需要具有中國特色、異于常規(guī)、講求中國利益的經濟戰(zhàn)略，更需要一套完整的、在最壞條件下一樣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技術戰(zhàn)術。這本書拋磚引玉，希望能有更多人和我一起來思考這樣的問題，讓我們共同的祖國突破困局，日益強大。

特別需要聲明的是：有些人一看到國家之間利益分析和中國對策的觀點，就立即對之冠以陰謀論的抨擊，似乎大國崛起可以無謀而成，而有謀、要謀、說謀者均為小人。但在我看來，中國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須謀，陽謀也好，陰謀也罷，面對利益至上的國際經濟競爭，無謀必敗。尤其在許多改革開放的問題上，國家利益的維護更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前提。

年輕的時候當記者，職業(yè)之便可以讓我接觸一流的經濟學家，我會把他們當成老師。但我畢竟非經濟學科班出身，盡管也研讀過大量教科書和經濟學專著，但都屬于自學。所以，我深知自己對經濟問題不可能了解得那樣全面、精確而深刻，肯定會有許多片面之處。但我相信，更為全面的認知需要更多有識之士相互啟發(fā)、相互補充、相互驗證。所以，就算有錯誤之處，我也要說出來，哪怕被人否定。因為否定的過程一定是走向更加完善、更加明了清晰的過程，只要我們都本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愿中國的經濟前景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