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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筆者兩年前向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提交的博士學位論文《近代中國人留日精神史》，經壓縮和改名之后付梓的。關于書名，根據中國的歷史階段劃分，近代是指從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一時期，因此對基本上只能寫到清末的留日第一世代的本書，曾有過改名為《清末日本留學史》的方案。不過，之所以集成現今這樣的一冊，是因為隨著調查與寫作的進展，筆者明白了，對于連跨一、二兩個世代的日本留學的全貌，具體來說，就是相對于獻身反清革命的第一世代的激蕩的青春群像，和接下來的中華民國成立之后郭沫若等留日第二世代的煩惱的青春群像，是根本不可能在一本書里全部寫得出來的。于此同時，當然就產生了隨后必須寫出續(xù)篇來的問題。在確定了這個前提之后，便在副標題中保留了近代這個界定。

以未完的形式終篇的本書，自己這么說或有不妥，當我掩卷之后還是感到有種種余韻縈繞著揮之不去。最長久地回響在我耳際的，也是直接關乎本書的執(zhí)筆動機，就是第六章末尾出現的魯迅那首靈臺無計逃神矢的詩�？偟膩碇v，但凡是成長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激情投身于新中國建設的筆者這一代人，都很喜歡讀魯迅，這也像是我們的必修課。就上述那首詩而言，我以我血薦軒轅為我的祖國奉獻自己的一切，這樣氣宇軒昂的結句總是伴有強烈的共鳴，為我所喜愛和反復品味。然而，到達結尾發(fā)出誓詞的邏輯過程，不說別的，正是首句的靈臺云云構成了全詩精神蛻變和飛躍的彈射器我對此獲得了一份真感悟，是在自己也一度體驗了日本留學之后。

年過四十，按說早就錯過了留學機會的筆者，受惠于文革結束之后新的開國時代，來到了日本，進入了彌漫著自由的學術風氣的東京大學駒場校區(qū)的比較文學研究室，是距今十二年前（1979）的事兒了。在這里，嘗試著將各種學術領域或縱或橫加以連接，充滿激情又敏銳地往返穿梭于過去與現在、知性與感性之間，以致力于歷史現場具象的發(fā)掘與學問空間的開拓，這樣一種人文的智識氛圍使我深受感染，真有一面新的天窗被打開的感覺。鷗外、漱石等人留學時代的精神歷程和他們受到的西洋的沖擊、他們身上發(fā)生的對東洋的背反或是回歸等諸種命題，以及受邀參加的討論留學和文化摩擦等問題的研究會，等等，都讓我切實感到極為新鮮和切近。盡管已是中年留學生，或者說正因為是中年的留學生，對于本國歷史負荷之重和一路行來的艱難、對文化母體的自覺與順應都已經沁入心靈和體膚，從而越發(fā)地強烈。來到東洋最為發(fā)達的國家，親身站在所謂的邊緣人的位置上來一看，那個眼花繚亂呀，那懊惱和不甘心呀……不愿意相信吧，又迅即陷入沉思，竟至于雖已進入不惑之年反而不能夠不惑了。而且，一直到那時始終作為革命文學權威而仰視的魯迅和郭沫若們，也不知不覺間切身感到是自己的留學前輩了；他們文學的原初體驗以及由此發(fā)出的一詞一句，都不可思議地朝自己的身上逼近特別是那借用愛神丘比特的典故，又極其自然地揉合到漢詩文所特有的磅礴大氣的句式之中的那句靈臺無計逃神矢。魯迅等清末留日學生們把自己暴露在外面世界的或許并不黑暗卻格外迅疾而凄冷的風雨中的和欲逃不能的所有刺激之下的苦悶悸動的身影，也就是在歷史的今日被決定性（并且也是無以復加的屈辱）地落下了一大截的近代中國人在去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留學之際難以逃脫的所謂留學力學的基本構造，用一句七言詩就如此透徹而尖厲地展現了出來，我敢說無出其右者了。這一句詩一直在我的內心持續(xù)發(fā)酵，它讓我向著數之不盡且巨大的精神領域的現場和活劇去探險、探究，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想就用原句來做書的標題；拘執(zhí)如此，自然也就是本書的創(chuàng)作主旨了。

有關清末以來的日本留學，迄今已經出版了已故實藤惠秀氏的名著《中國人日本留學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年）和黃福慶著的《清末留日學生》（中國臺灣，1975）等兩國學者的諸多先行研究，它們對留日現象的發(fā)生背景和過程、問題點和成果，及其對中國近代學術、文化、政治和軍事的影響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外語出身的筆者在對這個領域進行重新學習時，深蒙上述諸著述的學恩，而本書在有關史實方面的敘述盡可能地作了簡化處理，也正是因為有諸位先學的業(yè)績作為依據，在此謹致謝忱。然而一如前述，既然筆者的關心，始終是在既往的正史未必予以充分關注的、圍繞日本留學充斥于當時的社會與當事者們心中的精神的、文化的緊張，和有血有肉的人之上，那么必須從對與史實記述有別的各種記錄類文字進行重新調查和重新結構開始。結果，當我發(fā)現據稱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多達十萬人的留日關系者留下的同時代證言，特別是精神層面體驗的著述卻出乎意料地少的時候，我的驚詫和失望很深。不過細想一想，也是難怪。處在從甲午戰(zhàn)爭開始、以日本侵華十五年戰(zhàn)爭為頂點的中日間的黑暗時代里，原來的留學生們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會書寫警日論和抗日論，相應地把留學體驗中的憎恨和痛苦升華為敵愾心，或者留下留日期間從事種種運動的英雄佳話，卻絕不會去暢談曾經有過的、因新文明而開闊了視野并享受于其間的喜悅與快樂，也恥于告白自己曾對新興島國感受到的復雜的自卑情結、苦惱和不忿。即便有寫出來的，也是或者不能出版，或者毀掉舊版；還有一部分，在后來的歲月里隨著作者本人的失意甚至是失節(jié)而影跡無存，這種情況也不少見�？偠�言之，都是有意識無意識地、由自己和他人而埋葬于歷史的黑暗之中了。同時，從戰(zhàn)前、戰(zhàn)中就開始涉足相關研究的日本研究者來看，除了上面的制約外，即便本人是良心派，但只要他們是屬于小到（接納留學的初期以來的）代興教育，大到大東亞共榮圈，什么都是我施于你這一立場的人，那么就無法否認在考察的立場、角度和深度上自然就會有其界限。

但是，本書所論的，而且是大眾層面的赴日留學，正是與中日不幸時代揭開序幕的同時而興起的。因此，對精神史的考察也必須要以此為原點和基點來把它抓住、看準。這樣，在圍繞這個基準點反復展開盡可能多的實證調查和歸納演繹的過程中，也能觀察到貫穿這個基點的縱橫兩條軸線。甲午戰(zhàn)敗之后，列強在中國掀起瓜分勢力范圍的狂潮，受此震驚，在國內，有國人呼吁民族救亡和維新變法；在外面，日本乘機灌輸、拉攏戰(zhàn)法奏效，啟發(fā)了國人東洋對西洋的意識，黃白競爭、黃種崛起、東亞連帶論甚囂塵上。這樣一種從十九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葉的中國以及東亞的時空條件，成了發(fā)揮正面作用的橫的軸線。因此志士們大舉到同文同種的鄰國去尋求維新的范本。然而從留學生活的維度看，等待著他們的，還有一條經常發(fā)揮負面作用的軸線。這就是，漢唐以來的文化宗主國對附屬國，鴉片戰(zhàn)爭后半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國對因明治維新成長起來的新興帝國，進而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的被害國與加害國，在時間縱軸上的古今恩仇與位置關系的變遷。我想把這種橫向、縱向的正負交錯作用稱為留日精神史的整個磁場。如果能正確地把握這種磁場，那么迄今看起來已經死去的礦脈竟超乎想象地從種種資料的字里行間及其背面顯現了出來，從先輩們的對日觀到留學動機到留日生活的諸種層面，無不呈現出復雜多歧的樣相，其時其地不得不上演二律背反的精神劇的原理、原因也清晰起來，而能夠使這一切流到紙面上時的那種喜悅也是難以言喻的。

也是論證的自然推移。本書在對另一方的日本老師方面的應對，特別是有別于直接的國策行為的，筆者稱作摩擦、沖突的構造進行了反復的剖析，是基于以下的緣由。筆者不論是從實藤惠秀氏的著作和老留學生們的交友記錄，還是自己留學時代的體驗中，都不止一次地接觸到為什么中國的留日學生中盛產抗日家這樣一個堪稱古典式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再度把那些國策因素擱置一邊，也只能說這是一個不得要領的問題。當我看到越是善良的人們越是這樣問并真的困惑不解時，我也一再地感到焦灼。從那以來，我的內心就萌生了一個愿望，為了能夠達到兩國國民層面的真正的相互理解，為了子子孫孫世代友好不再是寒暄的套話，假如通過自己的考察，能夠對弄清楚這個問題多少提供一些啟示，也就吾愿足矣。這暗中許下的愿望，就是本書另一個隱含的主題謹以這最后一句表白結束此文。

對于把我引上這條治學之路，并且十余年來，給了我難以數計的學問的營養(yǎng)和激勵的佐伯彰一、芳賀徹、平川祐弘、小堀桂一郎以及其他東大駒場校區(qū)的比較文學諸先生學長們，我愿把這本書作為首次提交的作業(yè)奉獻給他們。對在本書出版之際給予鼎力支持的巖波書店以及編輯部的高村幸治和馬場公彥兩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為資助我撰寫博士論文，從1988年10月起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提供了特別研究員獎金，在此也要特意記一筆，以示深切的謝意。

最后，包括這篇心底的拘執(zhí)和肩頭發(fā)緊的感覺仍未消盡的后記在內，多年來的工作的志向尚未遂愿，許多頭緒還沒有理清，今后仍愿意繼續(xù)保持這種緊張感，努力下去。我的這份心情若能得到讀者諸賢的理解，那將不勝幸運。

嚴安生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