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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人往事   以下所憶故人，皆已故去。然而，又是我實難忘卻之人。如今我步入老年了，對他們的懷念日益加深——因為，他們都是有恩于我的人；在他們生前，我一直系報答之心，竟無從真的報答過，這令我深感自責�；蛟S，以文字的方式追思，能多少減輕幾分自責之苦吧！

      一、林予 我對林予的人生經(jīng)歷其實并不詳知，僅曉得他姓汪，曾是一名軍界創(chuàng)作員，1957年到了北大荒，后來成為黑龍江省作家協(xié)會的專職作家——林予是他筆名，代表作是《雁飛塞北》。 《雁飛塞北》我下鄉(xiāng)之前讀過，反映十萬官兵開墾北大荒的長篇小說，由而對北大荒有了間接印象。我成為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的知青創(chuàng)作員后，《雁飛塞北》是大家經(jīng)常談到的，林予之名在我們中絕不陌生。 大約1970年冬季，我與當年的知青朋友陸寧先后回哈爾濱探家。陸寧是老高二知青，下鄉(xiāng)后當上了某師宣傳干事。他母親是龍江劇團編導，認識林予。 一日陸寧到我家，問我想不想與他共同去拜訪林予？ 我反問：林予是誰？ 他說：《雁飛塞北》的作者呀！ 我喜出望外。對于當年我們那一代文學知青，誰出版過一部厚厚的長篇小說，誰就是我們心目中的大作家。 路上，陸寧告訴我，林予剛結了第二次婚，夫人趙潤華，還在什么干校。她曾是文學編輯，關于她陸寧就知道這么多。而對于林予，他知道的多些，說林予被打成了黑龍江省“二月逆流”的“急先鋒”，不許離開本市，以便對其進行批判時能隨傳隨到。 陸寧問：還敢去嗎？不想去就算了。 我回答：那見到他的可能不是反而大了嗎？去！ 陸寧并沒預約，我們貿(mào)然前往。 林予家住在一幢灰不溜丟的板樓里，當年叫“簡易樓”，外觀似現(xiàn)在沒完工的“裸樓”。他開門見到兩個年輕的不速之客，意外。陸寧與林予也是第一次見面，但他一提他母親，林予立刻表示歡迎。他的家是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單間，有極小的廚房，無廁所，得到樓外馬路邊的公廁解大手。

      家家戶戶備有解小手的尿壺，他家也不例外。無暖氣，生小鐵爐。那幾年哈市買不到好煤，燒蜂窩煤，屋里挺冷——我們?nèi)�人剛一圍爐坐下，林予就急切地向我和陸寧請教，怎樣才能將蜂窩煤燒得火旺一點兒。陸寧家有暖氣，回答不了他的問題。我家也長年燒不好燒的蜂窩煤，我下鄉(xiāng)前負責做飯，頗有經(jīng)驗，傳授之，林予認認真真地聽。屋里冷，窗上厚厚的霜不化，便也黑。主賓三人都不脫棉衣，坐得離小鐵爐不能再近。 爐蓋上烤著饅頭片，放著有半杯水的搪瓷缸。那時十點來鐘，林予正用早餐，吃一片饅頭，咬一口咸菜疙瘩，喝一口水。他肯定是急性子，經(jīng)常捅火，致使屋里哪兒哪兒都落一層灰。他坦承自己生活能力差，幾乎不會做飯。他說他發(fā)現(xiàn)，烤咸菜疙瘩別有滋味，比不烤好吃多了。 我不記得我們談了什么文學話題。肯定是談過幾句的，但也可以肯定不是主要內(nèi)容。 主要內(nèi)容反而是“政治”。 他感激我們拜訪他，囑我們不可對外人道，怕我們因而受牽連。 我和陸寧都不怕那些。 他說當然也沒什么可怕的，但會影響我們進步��！ 我說誰愛進步誰進步，我自己根本不打算進步了。 陸寧則請他放心，保證我們以后對他的拜訪將是“秘密行為”。 他笑了，說那我們以后就是他的青年朋友了。 我說你還不了解我倆呀。 他說已經(jīng)了解了啊。 他關于政治的全部話語可概括為兩個字——“正義”。 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話是：事關正義與否，那也不能人人都充聾作啞吧？我的興趣在文學，又不在政治。

       但非逼我表態(tài)，我當然就不能表那種不正義的態(tài)嘍！ 我和陸寧都說，我們也是盡量在做同樣之人。 我們離去前，我告訴他，我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留城了，我會囑咐弟弟妹妹常來看他，幫他干些他干不來的活。 后來，我的弟弟妹妹就成了林予家的“�？汀薄� 再后來，逢年過節(jié)，林予和夫人趙潤華，也每去到我那個沒個家樣的家中看望我的母親。他們夫婦稱我母親“嫂子”，我母親和留城的弟弟妹妹都稱他們“林老師”“趙老師”。 再再后來，連我另一個同樣是兵團知青的弟弟探家期間，也必會去看望林予夫婦了。而我，若回哈爾濱了卻沒與他見上一面，即使僅在哈爾濱待了幾天，他也會挑禮的。 林予是我認識的第一位作家，于是連同他的夫人成了我們?nèi)�家的親人。我家在哈市沒親戚，他們夫婦也是。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幫他們做些什么，卻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難事，母親的第一反應是：去將你們林予老師請來，我要與他商議！ 而他們夫婦必會雙雙而至。 兩家的關系可用休戚與共形容之。 1976年5月，林予住到了上海電影制片廠招待所“小白樓”，按要求將其長篇小說《咆哮的松花江》改編為電影劇本，此小說尚未出版。我聽他談過創(chuàng)作初衷，是要為鄧小平“出山”后的“撥亂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故所以然，在黑龍江出版社逐級審稿時便引起對立結論，有人說好得很，有人認為極其反動。至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予奮力自辯。他若不辯，一概支持該書出版的人必定遭殃。揭發(fā)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么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電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響亮。

       當時我已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創(chuàng)作專業(yè)的“工農(nóng)兵學員”，與我信任的三名同學杜靜安、劉金銘、周進祥前去見他。因為我每“北大荒”長“北大荒”短的，他們也都讀過《雁飛塞北》了，很高興有機會認識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林予那一年五十余歲，頭發(fā)花白了，看去比實際年齡大得多。在我們眼中，確乎是老作家了。 他見了我們格外高興，對我之親熱令我的同學們暗覺驚訝。我在電話中說定了要在他那兒吃午飯的，他從食堂打回了幾樣菜，我們在路上買了一斤豬頭肉、一斤腸和幾瓶啤酒。 在他的單人房間里，我們與他都無拘無束，愉快地度過了兩個多小時。 我問他劇本改得怎樣了？ 他說“請”他親自改，他不來準是個事。說那也不能照“他們”的要求改呀，說他只不過是在敷衍著改，吃得不錯，住得挺習慣，全當度假了。哪天讓他走，當天就走。還命他改的話，就繼續(xù)敷衍。 關于文學，我們也就談了那么幾句。在當年，文學又有什么好談的呢？ 正是“四人幫”所謂“政治謠言滿天飛”的時期，從各種渠道匯集至“小白樓”的資訊極其豐富，預示著中國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兩個多小時內(nèi)，林予基本上是在談“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國之命運將會如何令他分外焦慮。我不斷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么的激動，無濟于事。 那日證明了這樣一點——他這個人自我保護意識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確實很低一樣，實在是別人愛莫能助的。他似乎自有一套簡單的判斷人的邏輯，即倘陸寧的母親是他所信任的人，那么她的兒子當然也是；那么陸寧的朋友梁曉聲同樣是；梁曉聲帶去見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不久大學里開始追查“謠言”，我殊覺不安，一一告誡三名好同學，萬勿出賣林予——他們都說，咱們根本不曾一塊兒去見過什么林予呀！ 1982年，我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后，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樓里，有人大聲喚我接電話。我通過公用電話聽到了林予的聲音，他說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在他家吃飯，“趙老師”做了一桌子菜。 我問：“今天是什么節(jié)日嗎？” 他說：“我親自把你弟弟妹妹請來的，我們?yōu)槟愕男≌f獲獎在我家慶祝一番�！� 我正不知說什么好，他那端卻說：“不多聊了，旁邊有人等著打電話�！� 原來他也是用他家那幢樓的公用電話與我通話的。 1984年，我的短篇小說《父親》、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同時獲獎，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了他。他與我約定，三天后的下午要帶人到我家見我。 我考慮到我家的不成樣子，猶豫。 他卻說：“曉聲，可不能因為獲獎了就擺架子，誰登門拜訪你都應該歡迎，何況是我要帶去的人！” 或許因為他的家也不怎么樣，他竟完全不理解我的為難。 我問：“是你朋友嗎？” 他說：“朋友談不上，卻是一個好人�！薄�—停頓了一下又說：“一個特別好的人�！� 不料三天后他帶去的是市委宣傳部長陳鳳暉同志。剛下過很大的雨，他們兩位坐的“上海”轎車開不進我家所在那條又臟又窄又泥濘的小街。他倆沒穿雨靴，進我家門時四只鞋都成了泥鞋。

       而我家二十八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前接后蓋，分成了四部分。我的老父親已經(jīng)退休回到哈市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都結婚了，且都有孩子了，不分割怎么住呢？因為林予要帶客人來，我老父母從他們所住的六平方米的小屋躲讓到鄰居家去了，我的瘋哥哥被關進我一個弟弟家的小屋去了。而我能夠待客的六平方米的小屋里，這里那里放著盆、缸子、瓶子，接漏雨。在那么一種情況下，什么話題都沒法談的。我的哥哥不斷從窗口朝這邊探進頭，沖林予和陳部長傻笑。我尷尬，他倆也都覺來得唐突了。 不到半小時，陳部長坐不住了。 林予卻說：“曉聲，我倆來得好，來得實在是太好了！鳳暉部長，曉聲他父親可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是第一批‘大三線’建筑工人！他家這種情況你當官的不管可不行，那國家也太對不起老建筑工人了！” 陳部長嘆道：“是啊。” “你別只說是啊，你一定要給解決實際困難！”——林予的話說得急頭白臉的。 陳部長說：“我想辦法，是我應該做的事�！� 林予又對我說：“聽到了，曉聲你要催著他辦！” 我苦笑道：“我在北京啊�！� 林予說：“讓你弟弟妹妹找我，我輪番陪著去找他！” 陳部長也苦笑道：“林予同志，不要這么激動嘛，你看你搞得曉聲都臉紅了！” 分明，林予與陳部長確實算不上是朋友——但那是兩個好人之間的對話。那情形給我留下的印象異常深刻，所以我終于敢用引號將他各自的話引起來了。

       過后我了解到，陳部長曾是市委機關干部，1957年被戴上了帽子，“文革”后任部長才兩年。 1986年，哈爾濱市政府批給了我家一處樓房，不大，也是二十八平方米左右，作為對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和第一批“大三線”建筑工人的獎勵房。自然，我老父親也是沾了我這個作家兒子的光。此事對我的親人們是巨大的福祉，是他們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我們的父母自從成為我們的父母以后，到那一年為止，還從沒獲得過政府給予的任何福祉。它使我七十多歲的老父母可以在家里上廁所了，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享受暖氣的溫暖了；也使我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的家，各自大出了幾米。而我再回家探家時，不愁沒處地方住了。 此后，林予和陳鳳暉部長，在我和我親人心目中，是大恩人。 我所深感內(nèi)疚的是——林予和他夫人趙老師的追悼會我竟都沒參加，忘了當年我被什么鳥事拖絆住了，每一回想便覺自己甚是該死，成為我此生最內(nèi)疚的事之一。

      但林予夫婦生病期間，不但我的弟弟妹妹經(jīng)常去看望，連我年近八十的老母親也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之下親往醫(yī)院去探視過的，這多少減輕了我的一些內(nèi)疚。 林予夫婦的獨生女兒嫁給了外國人，已定居國外了。他們在哈爾濱再無任何親人了，估計，哈爾濱人中經(jīng)常懷念他們的，最是我的弟弟妹妹。再加一個曾經(jīng)的哈爾濱知青，那就是我了。我和弟弟妹妹相聚時，每次必懷念起他們夫婦來。因為我們對父母的懷念，是與對他們夫婦的懷念密切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無法分開的。 一位作家和他的妻子，與城市里一條臟街上的一戶很窮的人家的每一個成員，結下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終生親情；這樣的事，也許只有異常年代才會發(fā)生吧！ 或者，竟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二、魏國學 魏國學是1966年轉業(yè)到北大荒的官兵之一。因為他們是那年3月到達北大荒的，自謂“六六三”北大荒人。 他入伍前是吉林農(nóng)家子弟，他妻子曲秀珍也是。 當年我是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一師二團的知青，并且是二團的第一批知青，于是成為七連的戰(zhàn)士。七連的“六六三”不少，五十幾人。我們知青整二十人，分為男女兩個班。比起來，“老戰(zhàn)士”是多數(shù)。 當時七連已有小學校，在連隊主路的一端，是路邊的一幢土坯房，蓋得較高，一分為二，各有門窗，成為兩間教室。我們知青路過時，曾見魏老師也就是魏國學帶領學生們在起土豆——小學校有一片“自留地”，允許所收獲的土豆賣給食堂，以便每年有一二百元教學經(jīng)費。 在部隊時曾任過文書，是七連黨支部的組織委員——關于魏老師，我們也就知道這么多。 第二年連里來了更多知青，總數(shù)二百余人了。人氣旺了，一些“老戰(zhàn)士”受到新氣象的鼓舞，紛紛將家眷接來，應上學的孩子快速增加了。 第三年，有四名知青成了小學校的老師，二男二女，我是其中之一。除了我是初三的知青，另外三位老師都是高一、高二的知青。如此這般地，魏老師成了魏校長，成了我們的直接領導。據(jù)說，因為我擔任著一班班長，連長指導員起初不同意，魏校長堅持，說他認為我能成為一名好老師，連長指導員拗不過他，只得同意。我不知道他緣何那么認為，沒問過。 除了在特定場合，我們并不稱他校長，都習慣于叫他魏老師，他自己也更愿意我們叫他魏老師。 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卻絕不是一個使別人難以接近的人。因為他實際上待人一團和氣，微笑是他臉上最經(jīng)常的表情。如果他對誰有好感，那么那個人與他在一起時，面對的幾乎總會是一張微笑的臉。他的微笑使人心里特別舒服，他仿佛在用微笑告訴你——我是你的朋友，這使我愉快。讀懂了他的微笑，如果你是那個“誰”，即使內(nèi)心里正有煩愁苦緒，也會受到他的微笑的感染，生出幾許愉快了。 說他們是“老戰(zhàn)士”，其實他們都并不老，平均年齡三十二三了，有的還耗著沒成家呢。魏老師年齡大點兒，卻也不過三十五歲，算是“六六三”中的老大哥了。但我們知青的平均年齡才二十二三歲，與他們比起來，還是會覺得自己仍很青澀。何況，他們是真正當過兵的人，而“戰(zhàn)士”只不過是我們的“浮名”。普遍的我們對普遍的他們，內(nèi)心是很尊敬的。

       據(jù)說，魏老師是有倔脾氣的。他是支委，連里的某些事一到支部上去討論，他的態(tài)度是不容漠視的。如果他持反對意見，連長指導員都拿他沒治。但從他在老戰(zhàn)士中享有的威望判斷，他的倔多半與他認為必須堅持一下的原則有關。而連長指導員與他的關系卻很好，證明他的倔大抵是有正當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