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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jié)關于國際體系和變遷內涵的理論解釋
　　國際關系學科誕生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自其創(chuàng)立之初，研究者就開始探討國際體系的變遷問題。1990年冷戰(zhàn)的結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進一步催生了學界對國際體系變遷研究的熱情，并產生了大量成果。不過，迄今對于國際體系和變遷內涵的理論研究，學者們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且，從現(xiàn)有研究來看，體系變遷理論自身包含豐富的內容，如變遷的形式、基準（benchmark）、原因、方向、動力等等。
　　在國際關系學科建立之初，西方學者就開始嘗試界定國際體系的內涵。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國際體系是世界政治基本單元之間的關系模式，其特點表現(xiàn)為這些單元所追求目標和它們之間任務執(zhí)行的范圍，以及為實現(xiàn)這些目標和執(zhí)行這些任務所采用的手段。決定這一模式的乃是世界的結構、主要單元之間或其內部的力量性質，它們的能力、權力模式和政治文化”。Stanley Hoffmann，“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庇捎谠摱�義強調基本單元，而國際關系史上最基本的單元就是國家，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即使在那些奠定了國際關系學科基礎的西方學界，長期以來，國際體系一般也被定義為國家間體系（interstate system），而且人們“如今已根深蒂固地將這兩個概念等同看待”。
　　導言0000 國際體系變遷的動力：一種非國家行為體的視角以國家為中心，研究國際體系及其變遷是大部分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主流理論的出發(fā)點。
　　這類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國際關系學科的奠基人，經典現(xiàn)實主義者E�盚�笨�爾和漢斯·摩根索都探討過體系變遷的問題。在名著《二十年危機》中，卡爾認為，國家不會是亙古不變的，隨著國家的消失，其他有組織的團體權力形式會取而代之，那必然會是一場革命，現(xiàn)階段國際政治中存在的種種事物將儼然無法適用于新的形勢，國際關系也會被一套新的團體間關系所取代。將來，主權很可能成為比現(xiàn)在更加模糊、更具歧義的概念。換句話說，主權國家發(fā)生變化時，國家之間的互動模式也必然隨之變遷。與卡爾類似，漢斯·摩根索也認為，國家必然會被更大的行為單位所代替。漢斯·摩根索著,盧明華譯：《國際縱橫策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經典現(xiàn)實主義探討了變遷的原因和基準，即構成體系的行為體自身屬性的變化。
　　20世紀70年代，新現(xiàn)實主義學派興起。新現(xiàn)實主義（尤其是結構現(xiàn)實主義）的一個突出貢獻是在國際體系中引進了“結構”概念，國際體系被解釋為結構和行為體組成的整體�？夏崴埂の譅柶澃呀Y構看成是由體系內的排序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無政府狀態(tài)）］、體系中單位的功能差異、單位（國家）間的能力分配組成的。由于單位（國家）的功能相似，新現(xiàn)實主義者對無政府狀態(tài)（結構中的排序原則）的結構會發(fā)生變遷又持懷疑態(tài)度,認為國際體系不會發(fā)生根本變遷。沃爾茲把這兩個因素排除在結構的內容之外，單位間的能力分配就成了國際體系結構的主要變量。
　　在解釋體系變遷方面，盡管沃爾茲宣稱不關注體系變遷，但他承認，單位層次上的許多變化會引起體系的變遷。肯尼思·沃爾茲：“反思《國際政治理論》——對我的批評者們的答復”，羅伯特·O�被鶜W漢編,郭樹勇譯：《新現(xiàn)實主義及其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298頁。很明顯，沃爾茲支持經典現(xiàn)實主義理論家的觀點，即如果體系內的行為體變化了，國際體系就會發(fā)生變遷。而且，他的理論也為解釋變遷提供了新的視角。既然體系由結構和行為體組成，那么沃爾茲的理論就暗含了如下內容——體系變遷也可以是結構的變遷，因而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就指 “極”的變化，如兩極向多極的轉變，這是一種表層結構的變遷。除了國際體系內“極”的變化外，現(xiàn)實主義理論還暗含了另一層的變遷含義，即無政府向等級制的轉化。
　　無論是表層變化，還是無政府排序原則的變遷，現(xiàn)實主義理論畢竟在國際體系變遷與結構之間建立了聯(lián)系。換句話說，國際體系變遷的基準也可能是結構，這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一大進步。
　　由于結構現(xiàn)實主義者重點關注主要大國的能力分配，在這里，國際體系變遷在某種程度上就等同于國際格局的意思。
　　另一位關注體系變遷的現(xiàn)實主義學者是羅伯特·吉爾平。他把國際體系的變遷解釋為三種類型。第一，體系變更，也就是國際體系本身的特征所發(fā)生的主要變化。這里的體系特征主要是由構成該體系的各種實體或主要行為者，如帝國、民族國家或者多國公司等的性質決定的。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頁。第二，系統(tǒng)性變革，這涉及國際體系統(tǒng)治的變化，包括權力在國際上分配的變化、威望等級的變化及體系中具體規(guī)則和權力的變化。這是一種系統(tǒng)中主導單位的變遷，比如“統(tǒng)治某個特定國際體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國家或帝國的興衰”。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頁。這實際上就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遷。第三，互動的變化。這是指一種國際體系中的行為者之間政治、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動，或者是各種進程的變化，通常體現(xiàn)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利和規(guī)則的變化。同上書，第43頁。盡管劃分了三種類型的體系變革，但是吉爾平也承認要完全區(qū)別它們并不容易。例如“體系的變更同時也涉及系統(tǒng)性變革和互動的變化，而國家間互動的變化可能是系統(tǒng)性變革甚至最終發(fā)生體系變更的前兆”。同上書，第41頁。從本質上來看，吉爾平關于體系變遷的基準仍是體系的單元。正如秦亞青先生所指出的，吉爾平對于體系自身變遷做出了根本的界定，這就是體系單位性質的變化�！皢挝毁|變”是體系變遷的基本判斷標準。秦亞青：“國際體系的延續(xù)與變革”，《外交評論》2010年第1期，第3頁。
　　雖然經典現(xiàn)實主義和新現(xiàn)實主義都探討過或者涉及到體系變遷的原因和標準，但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東劇變和冷戰(zhàn)的結束，理論界普遍認為現(xiàn)實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都未能解釋冷戰(zhàn)的終結和體系變遷。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關系理論界出現(xiàn)了諸多有關國際體系變遷的解釋，其中許多學者更為關注體系變遷的方向。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89年論文的基礎上提出“歷史終結論”。福山認為，國際關系變遷的原因來自于國家內部結構的變化。由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滿足各國民眾“獲得認可的欲望”，自由民主制度會在國際體系里擴散。自由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fā)生戰(zhàn)爭，一個民主和平的國際體系來臨了。從這方面來看，國際體系變遷的原因來自于國家自身的統(tǒng)治形態(tài)的變化，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經典現(xiàn)實主義思考國際體系變遷的視角相同。而美國著名學者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湯普森（William Thompson）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福山的觀點，他們認為，國際體系變遷的方向是和平繁榮的國際體系。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一改研究世界政治經濟大循環(huán)的世界長周期論的視角，也摒棄了他們以往的看法——世界經濟與政治體系會隨著經濟力量的轉移而變遷，提出了民主和平演進論。此理論認為，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經勝出，市場經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在國際體系內的擴散是國際體系變遷的原因。M這仍是以行為體本身的變化為原因來思考國際體系變遷。
　　與從行為體自身的變化為基準來解釋變遷不同，一些新現(xiàn)實主義者、以基歐漢為首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和以溫特為首的建構主義主張從結構的功能作用來解釋變遷，并且認為變遷的基準就是權力分配、制度或者不同的無政府文化。
　　正如上文所說，新現(xiàn)實主義者的結構指國家間的權力分配。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戴維·威爾金森（David Wilkinson）提出了單極穩(wěn)定論。他認為，國際體系變遷的方向是一個強國（美國）主導的穩(wěn)定世界。冷戰(zhàn)后的國際政治結構是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權力超過任何一個國家，而這個主導國不是霸權國，體系內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能力來發(fā)動一場霸權戰(zhàn)爭以代替美國的單極地位。而沃爾茲1993年發(fā)表的文章不同意這種單極穩(wěn)定論。在重申行為體變化與結構變遷之間關系的同時，沃爾茲認為核武器等因素在國際體系內的分配將會決定國際體系向多極化的方向變遷。雖然這兩位現(xiàn)實主義者對結構的發(fā)展看法不同，但他們也有相同點，即都從結構視角來思考體系變遷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也是以類似的視角來思考體系變遷。在“文明沖突論”里，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等八種文明在國際范圍內的分配是體系變遷的原因。
　　以羅伯特·基歐漢為首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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