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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以較少的成本、更大的財富實踐法律正義——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王澤鑒
　　熊秉元教授幾年前撰寫的《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學》一書，闡釋經濟學與法學的關系，對于更新法律教育，開展法律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本書《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在既有的基礎上，累積新見，文字依然優(yōu)雅，方法上再上層樓，內容益為豐富，法律案例的分析甚為透徹，更進一步深化了法律經濟學的理論。
　　本書的重點在于論述經濟學上交易成本、財富最大化、外部性等基本概念對法學研究、實踐公平正義的功用，并就“買賣不破租賃”（臺灣《民法》第四二五條）、“果實自落于鄰地應否屬于鄰地所有人”（臺灣《民法》第七九八條）做了精辟的解說，尤其是以時間差距說明為何要區(qū)分物權和債權，最具啟發(fā)性。值得再深入探究的是法律經濟學在法律適用上的實踐（包括法律解釋及法之續(xù)造）。
　　熊秉元教授再三提出了經濟學能否斷案的關鍵問題，并就若干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詳為論證。在實務上，以經濟效益作為裁判理由，亦屬有之，例如在認定侵害他人名譽權阻卻違法性的合理查證義務時，法院亦將“查證時間、費用成本”列入考量因素，但多未做深入的分析。法律適用系采三段論的邏輯形式，而以評價為核心，長期以來建立了法律解釋方法（文義、歷史、體系、規(guī)范目的），如何將經濟上的成本效益融入根深蒂固的思維方法，特別是運用規(guī)范目的的解釋，有賴于法學者與經濟學者共同努力，相互溝通，建立方法論的共識。熊氏法律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具有發(fā)展性的平臺。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熊秉元教授以經濟分析的方法，評論大陸學者關于社科法學與教義法學的爭議，肯定法教義學（法釋義學）與社科法學具有相對關系。前者使日常操作的成本較低，后者有助于對法學有更完整而深入的掌握。面對日新月異的環(huán)境，可以從容因應，論述有據。此項卓見，可作進一步的延伸說明。
　　法學，簡單言之，就是法教義學。法教義學具有四個重要功能：一是體系化功能——系統地整理分析現行法的概念及價值體系，并在整體上把握具體規(guī)范間的關聯，便于講授、學習及傳播。二是穩(wěn)定功能——為司法實踐及特定裁判提出適用的法律見解，期待能夠長時間影響同一類型判決，形成普遍實踐原則，以強化法院裁判的可預見性及法律安定性。三是減輕論證負擔功能——為特定法律問題，提供可供檢驗、具說服力的解決方案，得以減輕法學研究及法院裁判論證上的負擔，不必凡事都要重新討論。四是修正與更新功能——法教義學所提出的關于法律解釋及法律續(xù)造的原則，具有調節(jié)各個制度發(fā)展的作用，但不應拘泥于向來見解。為適應社會變遷，應為深刻的批評創(chuàng)造條件，發(fā)現矛盾，解決沖突，探尋符合體系的新的合理解決方法途徑，而能有所革新進步。法教義學為法學研究及法律實踐，儲存多樣可供選擇的法律見解（信息），開展新的思考方向，體現法學的任務。在臺灣地區(qū)，對社科法學與教義法學的協力關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在中國內地，社科法學有助于了解變動中的中國社會與法治建設，至屬重要。法教義學建構一個可供實務操作的理論體系，更為迫切。
　　本書引用理查德?艾倫?波斯納（RichardAllenPosner）的名言，強調正義的實踐須要成本。臺灣地區(qū)《民法》第二一八條規(guī)定：“損害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如其賠償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影響時，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睂W理上有認為本條規(guī)定體現保護賠償義務人生計的“社會正義”。在實務上，鮮少有適用本條的案例，其理由之一應系法院在個案依職權審究本條的適用時，須要使用有限的司法資源，當事人聲請法院減輕賠償金額時，須負舉證責任，成本甚高。法律上許多制度及規(guī)定的適用，有待從事實證研究，法律經濟學應可提供理論架構及應用方法，而擴大其研究領域。
　　美國著名的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在二十世紀之初曾特別指出，“二十世紀的法律人不是研究白紙黑字的人，必須通曉統計學及經濟人，否則將有害于社會�！蔽以缒暝鴳�美國紐約人口局之請，撰寫《法律制度與家庭計劃》，希望藉助成本效益，影響生育行為。后來因為此項研究計劃，我應聘擔任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委員，委員中有多位著名的經濟學者，對任何問題皆能從效率與成本的觀點表達意見，令人欽佩。某位擔任政府要職的經濟學者曾對我說：“學習法律的人，擅于解析條文，但對于理解社會問題及公共政策，顯有不足�！逼浜笥袡C會隨同當時的財政部長李國鼎先生參加1970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李先生對我表示：“您擔任臺灣大學法律系主任，應特別重視法律與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培養(yǎng)懂得財經的法律人才，這是臺灣未來發(fā)展的重要課題�！焙笈_灣大學法律系陸續(xù)開設了財經課程（包括《勞工法》《稅法》《國際貿易法》《法律會計》等），增設財經法學組，并由熊秉元教授講授法律經濟學的課程，培養(yǎng)兼具法律思維與經濟分析能力的法律人，對臺灣社會經濟發(fā)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近年來，熊秉元教授在兩岸四地推廣法律經濟學，舉辦各種營隊，向下扎根，遍地播種，逐漸開花結果。共同努力，以較低成本強化兩岸交流，以最大化的財富來實踐法律正義，促進法治的繁榮進步。
　　推薦序：老兄，你究竟有幾個意思？——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史晉川
　　同秉元兄相識十幾年來，陸陸續(xù)續(xù)讀過《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學》等數部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作品。每次閱讀時，我的腦海中都會呈現一幅畫面：一位瀟灑佇立在社會科學群山巔峰的學者，時不時地縱情放聲高歌，曲調旋律時而激越高昂，時而悠揚婉轉，歌詞卻翻新不多，大多是成本、效益、理性、效率之類聽著耳熟的經濟學老詞。套用秉元兄經常振振有詞地掛在嘴邊的“讓事實說話”：兩年前剛出版了《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學》，近日又端出一部新著《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
　　盡管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同西塞羅的《論法律》相比，差不多要晚十八個世紀才問世，但經濟學和法學如今同為社會科學家族的成員，卻也是不爭的事實。社會科學肯定是要研究社會的，社會原本就是由個人組成的，所以經濟學和法學也都要研究社會中個人的意向和行為。記得秉元兄曾在《法學干卿底事？》一文中，談論到經濟學與法學兩者成功聯姻組建法律經濟學這門新學科家庭時，認為兩大學科能夠喜結良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學和法學在研究社會中的個人時，對于如何看待作為其研究對象的人，看法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經濟學研究中將人視為理性的“經濟人”（EconomicMan），并且人也可能由此變得“優(yōu)雅”（？）；法學研究中有“正常人原則”，也就是說作為法律規(guī)范對象的人是“理性的、可以理喻的”（rationalandreasonable）。例如，當小女孩拿了媽媽放在家中抽屜里的“漂亮小石頭”（鉆石耳墜），同鄰家叔叔換了冰激凌吃，媽媽事后上門問鄰居索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面對此類交易糾紛，都不會認同這是一樁可以成立的交易，且會分別依據“經濟人”和“正常人原則”，提出立約抗辯的理由，認定交易無效。用經濟學家的語言說，未具穩(wěn)定和有序偏好的小女孩，不是一個理性的交易主體；用法學家的話語說，小女孩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不具備從事交易的資格。
　　那么，何為理性的人呢？
　　在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眼中，理性的人應該是知道自身利益所在的人。理性的人在做決策的時候，通常會權衡利弊，當他通過自己心里的盤算，覺得做一件事情帶來的好處大于做這件事情付出的代價時，才會決定去做這件事情；反之，如果覺得不劃算，他就會擱置或不做。做一件事情所付出的代價也稱成本（Cost），而做事帶來的好處謂之收益（Benefit，本書標題譯作效益），知道比較成本——收益來做決策的人，就是理性的人。眾所周知，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正是經濟學家用來分析社會經濟活動及個人決策或選擇行為的“葵花寶典”。秉元兄以經濟學家身份跨入法學領域，還時不時地對法學家“指指點點”，所恃者也就是成本——收益分析這套“葵花寶典”。
　　讀完本書，又重新翻閱了《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學》，合卷稍稍細想，秉元兄在他的著作中，洋洋灑灑數萬言，其實共說了兩個意思：一是法律本身就是一種人們社會活動中興利除弊的制度安排，興利者，增加人們社會活動的收益；除弊者，降低人們社會活動的成本。二是法律制定和實施的目的，依法學家所認定的，就是追求公平正義，但追求公平正義也不是無需代價的，達到公平和實現正義是收益，追求公平正義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成本。上述兩個意思，實際上可以合并為一個相同的意思，因為成本——收益分析說到底就是一句話：“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鄙鐣�經濟活動中沒有免費的午餐，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也同樣不會有免費的午餐。所以，成本——收益分析并非是經濟學家打著“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旗號，硬梆梆地塞進法學的，而是原來就存在于法律之中。秉元兄等經濟學家在華麗轉身為法律經濟學家時，只不過是將成本——收益分析從法學中挖掘出來公開示人而已！
　　當然，在秉元兄的大作中究竟有幾個意思，想必每位讀者都會給出自己的答案。
　　（內人趙紅也讀過數本秉元兄的經濟學散文集，前日經過書房時，瞄了一眼這篇序文，扔出一句話：“你的文采比熊教授差多了，也不好好向人家學學！”答曰：“成本太高，收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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