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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趙磊

梁海明是“一帶一路百人論壇”首批專家委員會委員。首先要熱烈祝賀梁海明委員的新書《“一帶一路”經濟學》由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相信這是一部非常值得認真研讀的專著。

作為經濟學科班出身的學者，梁海明主要從經濟、商業(yè)和金融的視角探討“一帶一路”中的經濟現象，并嘗試通過傳媒、文化和經濟相結合的交叉學科的方式，來分析“一帶一路”，務求提供給讀者更多的知識和工具，去深入了解“一帶一路”，通過“一帶一路”去發(fā)掘各種機遇，實現中國的跨越式發(fā)展以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良性互動。

本書主要包括四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是文化傳播篇，主要是以跨文化傳播結合經濟的角度，來探討在“一帶一路”背景之下如何推動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美食文化和文化產業(yè)“走出去”。當中，除了提出“一帶一路”需要文化包容之外，還率先提出“一帶一路”傳播中需要更多使用金融語言、經濟語言，并建議通過美食文化來傳播“一帶一路”，達到“民心相通”的目的，從而促進相關產業(yè)的發(fā)展。我非常同意海明的觀點：“一帶一路”需要文化包容。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上有四種文明、上百種語言并存，巨大文化差異下往往容易產生誤解和摩擦。為此，中國國民首先應避免表現出文化、經濟上的優(yōu)越感。其次，中國國民要有胸懷天下的使命感，才能真正獲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有效支持與真心合作。最后，國人要以身作則，發(fā)揮“規(guī)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傳播中國的道德規(guī)范和價值準則，以此進一步贏取沿線國家的認同、信任和尊重。在我看來，“一帶一路”是文化經濟學的典型案例，即只有同時實現經濟收益與文化收益的，才是中國想要的、能夠贏得國際社會尊重的“一帶一路”產品。換句話說，“一帶一路”之所以受歡迎，不僅因為它是一個給各方帶來實惠的經濟事件，更因為它能夠成為一個引起共鳴的文化事件。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企業(yè)走出去篇”，以商業(yè)的切入點、港澳臺企業(yè)過去“走出去”的經驗，來分析“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內地企業(yè)未來“走出去”的機遇、調整以及或將遇到的風險。我同海明有一個共識，即“一帶一路”需要更多的輕資產項目。古代絲路上中國對外輸出的產品很“輕”，主要是絲綢、茶葉和瓷器等，如今在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倡議下，率先走出去的產業(yè)卻都很“重”，如高鐵、核電、航天科技和港口等。從全球跨國企業(yè)的歷史經驗來看，這類“重”的項目要取得突破乃至落地生根，殊為不易，往往是投資大、周期長、風險大，且除了商業(yè)風險外，還會附帶很多不必要的政治風險和人員風險。這對于中國目前大多數較為年輕和海外經驗不足的企業(yè)來說，它們可謂較難承受之“重”。輕資產項目就是要在讀心、暖心、攻心上下功夫，要打造能夠贏得人心的精品，在品質與品牌上做文章。

第三部分則是地方政府篇，主要是結合“一帶一路”機遇，給地方政府提出一些可行性比較高、能夠落地的建議。“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效推進既要靠企業(yè)，也要靠地方政府，兩者之間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是落實“一帶一路”的關鍵力量。對中國城市和企業(yè)而言，“一帶一路”的建立與發(fā)展是實現它們跨越式發(fā)展的難得機遇。目前，“一帶一路”方案重點圈定了18個省（市、自治區(qū)），包括新疆、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西北6省區(qū)，黑龍江、吉林、遼寧東北3省，廣西、云南、西藏西南3省區(qū)，上海、福建、廣東、浙江、海南沿海5省市，內陸地區(qū)則是北京和重慶。實際上，上榜的城市不意味著有特殊待遇，而沒上榜的城市也不意味著被“冷落”，關鍵是“有為才有位”。絲路城市的成功與否不單純看經濟增長指數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設在社會發(fā)展中的含金量。經濟與文化的聯(lián)姻，是全球化時代的突出特征，也是“一帶一路”絲路城市內涵的應有之義，文化是行走的經濟，記得住鄉(xiāng)愁的絲路城市才是真正有魅力的。此外，要考慮中國國內各省區(qū)之間的資源整合，要防止相關省市出現“一窩蜂上，又一窩蜂撤”的窘境。

本書的最后一部分則是國際篇，主要講述國際上主要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態(tài)度，并分析了當中的原因。我多次參加了有關“一帶一路”國際會議，總體感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這一議題，但觀點多元甚至雜亂。總體來說，沿線國家對絲綢之路的態(tài)度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情況：①中亞五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多持懷疑態(tài)度，大多表示仍愿意看到俄羅斯在該地區(qū)發(fā)揮關鍵性作用。②俄羅斯欲拒還迎，仍然渴望成為主導力量。中亞是俄羅斯的“后院”，中國在中亞的活動引起了俄羅斯的擔憂。③絲路沿線國家渴望推動“一帶一路”的發(fā)展，希望在絲路倡議的帶動下實現本國和本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④基于旁觀立場的美國，愿意從中分享利益而非進行對抗性的爭奪。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已經兩年了，但依然面臨諸多問題，如基本內涵不夠明確，以及沿線地區(qū)政治安全不穩(wěn)定、經濟差異極大、文明上的沖突、各國具體機制的差異、絲綢之路主導權之爭，等等。

對此，我認為，“一帶一路”的對外話語體系應該更為清晰�？傮w感覺，中國專家在談論相關問題時喜歡務虛，只談互利共贏，不談中國的具體利益訴求，讓深受現實主義影響的外國人難以理解。在絲綢之路建設中，中國應該嘗試自信地展示中國的利益訴求和困惑。本質而言，“一帶一路”應該是一條務實合作的經濟走廊，要讓中亞和中東的資源，歐洲和東北亞的技術以及中國東部地區(qū)的資金在中國西部融合，使該地區(qū)成為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最后，應擴大中國在沿線地區(qū)的文化影響力，使民心相通，其核心是語言相通、文化相通，中國應大力加強在沿線地區(qū)的文化傳播，多交朋友，交知心朋友，讓他們成為合作與交流的使者。

本書文字嚴謹但文風輕快，很多內容都是“硬貨”，幾乎每一部分都有內參上報相關部門。海明是典型的“一帶一路人”，即老在路上，總倒時差，常換水土，不停找思路，時時被刺痛，但頻頻被感動�！耙粠б宦贰毙枰�打造智慧共同體，在聚智的基礎上聚焦，讓“一帶一路”真正落地，利國利民。

希望有讀者在讀書之后真正上路。

（趙磊，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教授、國際關系與臺港澳研究室主任、“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發(fā)起人）

序二

范以錦

剛拿到《“一帶一路”經濟學》書稿，親切感油然而生。此書的作者梁海明先生是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yè)畢業(yè)的，而經濟學院是從經濟系發(fā)展起來的，我曾在經濟系就讀政治經濟學專業(yè)。因此，我與梁海明屬名副其實的校友、學友。自從國家高層提出“一帶一路”構想后，作為傳媒學者，我很關注這一構想的傳播。正因為這兩方面原因，當梁海明將書稿交到我手上時我很快就瀏覽了一遍，并認定為其作序極有價值。

對“一帶一路”的構想，所涉及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國家非常關注，作為發(fā)起國家的中國人更想看到有比較專業(yè)的解釋。目前，各類機構的專家、學者正圍繞這一構想進行多方研究，眾多企業(yè)也躍躍欲試，期盼在“一帶一路”方面有所作為。當務之急，需要有人站在宏觀的高度和微觀實操的角度來分析這一構想。目前，解讀“一帶一路”構想的參考材料和書籍已陸續(xù)出現，各類文章更多。無論書籍還是文章，大多從國際關系、外交和區(qū)域安全等領域來解讀“一帶一路”，當然也有不少涉及經濟方面的，但見解大多比較淺顯。梁海明《“一帶一路”經濟學》一書，就書名來看就與眾不同。的確，“一帶一路”飽含著經濟學的視覺，需要在這方面下功夫去研究。

梁海明的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從經濟、商業(yè)和金融的視覺出發(fā)，來探討“一帶一路”中的經濟現象。雖有濃厚的經濟學色彩，但并非用深奧的經濟理論去分析，而是用比較通俗易懂的語言去表達經濟觀點。在談經濟時不是就經濟說經濟，而是重視經濟與傳媒、文化的結合，運用交叉學科的方式來分析“一帶一路”。這應該是國內首部以“經濟+文化”的角度來闡述“一帶一路”的著作。

梁海明之所以能寫出這樣的較新視覺的書，與其知識結構和長期業(yè)務實踐的積累有很大關系。他就讀過經濟學專業(yè)使其有較好的經濟學基礎，同時其持續(xù)學習能力很強，長期以來圍繞現實的經濟現象有針對性地讀了不少書，闡述經濟理論和現實的經濟現象的功底厚實。從實踐來看，他先后在媒體、金融方面的操盤等崗位工作過，對新事物比較敏銳，運用交叉學科的知識談“一帶一路”比較到位。

    本書最重要的觀點是：在“一帶一路”的合作議題上，如果國人表現短視，言必談中國自身的經濟利益，言必爭中國所能獲取的經濟利益，而對他國的利益、他國的關切冷漠置之或者沒有實際貢獻，久而久之，沿線國家與中國的合作就會逐漸喪失信心，“一帶一路”這個“合唱團”，難免會淪為中國的“獨角戲”。而且，“一帶一路”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國與國經濟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國際秩序的新模式。因此，中國國民更應有心懷天下、同舟共濟的胸襟，在尋求國家經濟利益的同時，兼顧沿線國家共同利益；以“是中國人，也是地球人”的氣度和文化包容，參與更多全球性的議題，并為此做出應有的、力所能及的貢獻。國人更應照顧和重視各國合理的、正當的、實際的需求和經濟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達則兼濟天下”，最終和各國實現共贏，也為中國未來成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拿到一張令別國心悅誠服的“入門票”。

此書中有些觀點曾在一些會議上或在某些文章中進行過闡述，當中有的觀點曾獲得有關方面的重視。這本書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擴充并進行系統(tǒng)的理論梳理，這對有關部門做決策有較高的參考價值。而對許多想在“一帶一路”的構想中大展身手的企業(yè)而言，書中以商業(yè)的角度和通過傳遞港澳臺企業(yè)過去“走出去”的經驗，去分析“一帶一路”下中國內地企業(yè)未來“走出去”的機遇以及或將遇到的風險，無疑有借鑒和警示作用。對關注“一帶一路”構想的普通民眾而言，本書沒有太多學術性的專業(yè)名詞，而是以輕松的、通俗的文字進行表達，易讀易懂。

讀懂這本書，讓社會各界更好了解“一帶一路”的意義并凝聚力量往預定目標走去，這應是作者的本意。如能引發(fā)更多的研究者、實踐者參與進來，以創(chuàng)新的思維去解讀“一帶一路”，讓眾多的人共同為實現這一構想營造良好的氛圍，推動中國實力的提升，這將會功德無量。

（范以錦，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序三

陳平

海明準備出新書，他問我能不能寫序。我不敢貿然應答，因為我不懂經濟學，對于財經方面的知識幾乎為零，而他是財經專家，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新浪網、新華網、中央電視臺等媒體開專欄、寫評論、做嘉賓，是個名人。他說你不要有壓力，隨便寫。

在“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的群里，海明是很突出、很活躍的。無論什么樣的人拋出什么樣的話題，只要他參與，都能應對自如，對答如流，思維敏捷，靈感縱橫，反應神速。無論是經濟、政局、文化、民生、教育，還是美食話題，他都能參與并發(fā)表見解，嘻笑怒罵，張弛有度，一個話題有他參與，往往會變得生動起來。他性格率真，真誠直接，語言犀利，有時候會把對話的人逼到無言以對，但又不失幽默。

每每群中有人匯報個人動向與活動的時候，他似乎最忙碌，飛來飛去，天南海北，參加各種論壇，出席各種活動，接受各種采訪。而他也非常敬業(yè)，遇到媒體采訪，都會認認真真介紹一下我們的“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的情況，不忘記推廣和宣傳。

我在德國的時候，會與國內有六七個小時的時差，但什么時候上微信，似乎都能找到海明的影子，感覺他真是精力旺盛，一邊寫著稿子，一邊與人聊天，他的寫作速度跟大腦的運轉速度很合拍，說到之處也就寫了下來。我們剛剛聊完在“一帶一路”上，如何把中國美食帶出去，推廣開來，他的文章第二天就出來了。速度之快，令人驚訝。

海明愛好美食，而且會動手制作美食，雖然我沒有品嘗過，單看他發(fā)來的圖片，就能聞到香味。他不僅好吃愛做，還會講出頭尾緣由來。于是，海明與我，還有同樣愛好美食、同樣是青年才俊、思想睿智的一些朋友想到了“一帶一路”上，中國美食應該作為中國的文化輸出去，用美食凝聚人心，用美味打動人心。海明寫出了設立“孔子食府”的文章后，一時間，媒體紛紛轉載，讀者議論熱烈，進而推動了大家的設想：盡快編撰一本《美食文化外交》。我們幾人天南海北，整日在各地各國飛來飛去，最后大綱的撰寫又落到了海明身上，不到一周，他又飛速地寫了出來。

有人開玩笑說海明腦門大且光亮，里面裝的都是智慧。其實我認為里面還有他的一種熱情和進取心。他的本職工作雖是基金的管理者，但同時也以財經研究著稱，成了半職業(yè)的經濟專家，而且經常語出驚人，觀點獨樹一幟，不得不承認他的聰明與天賦，在盤古智庫里，他的意見也顯得舉足輕重。

海明做事情認真，追求完滿。演講的時候，看到臺下的聽眾玩手機、打電話，心不在焉，他會很不滿意，有時候會在臺上表達出來，這點跟我很像。我們都不喜歡不懂得尊重別人的人，也不愿意被人輕視與冷落，因為我們都很真誠、認真，也很懂得尊重別人，所以會用同樣的標準去衡量別人，有時候，難免會讓人覺得我們有點矯情。其實，這只是一種過度追求完美的體現罷了。

海明是個懂得情義的人，對他好的人，他也抱以真情，禮尚往來，投桃報李。他也是個性情中人，看不上的人，一點也不入眼，干脆不搭理。不是他傲慢，而是他不想耽誤自己的時間。所以，他的文章往往可以淋漓酣暢地表達，而不去修飾遮掩。這一點，對于文人學者而言，非常難得。

海明上一本著作的序，是由他的太太來撰寫的。知夫者莫過于妻，他太太說，海明的每一篇稿子都是他在哄孩子睡覺之后才開始寫的，讓人看到一個有責任感并且勤奮的父親形象。對我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一個六親不認、缺乏親情的人，即便學問再大，名氣再大，又能為社會帶來如何積極的影響呢？

這三年以來，海明一直奔波在各地，努力從“一帶一路”、自貿區(qū)、粵港澳合作和跨文化傳播的觀察者、研究者提升到參與者、實踐者和引領者，知行合一，亦有所建樹。

我拉拉雜雜寫了這些閑話，是為了彌補我對經濟知識方面的不熟悉，不敢貿然評論。我說海明的另一面，是想告訴讀者，這個社會需要的不僅僅是專業(yè)知識豐富埋頭研究的學者與專家，其實更需要一些身體力行的社會活動家、實踐者，來鼓舞與感染更多的參與者。海明是個有感染力的人，希望他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以才華服務于社會，以智慧服務于民族，以睿智幫助于國家。這話雖然有些空洞，但若真能如此，海明必將成大氣！

是為序！

（陳平，國際民間藝術組織IOV全球副主席、中國區(qū)主席，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專家，貴州大學國際民間藝術研究院院長，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

序四

彭琳

從2013年到2014年，不記得是什么機緣，我的先生海明將他研究的重心從美國QE（量化寬松）和西方各國的經濟困局上，轉移到了“一帶一路”。長期關注環(huán)球經濟和國際關系的他，一開始就十分確信中國設下這一盤空前龐大又玄妙復雜的政經棋局，必將深刻影響全國乃至全球未來十數年。

海明對“一帶一路”的研究可以說始于香港，2014年他已經展開了對香港學界和商界的考察、調研工作。

然而其時，香港幾乎沒人關注中央這個“小想法”，連一向靈敏的商界也沒有什么興趣。整個城市的精力既聚焦又分裂，空前亢奮也空前沮喪：許多人正熱切地期望著金融市場“互聯(lián)互通”的突破，將香港的經濟命脈和前途更深地接入國家的軌道。還有許多人則寧愿拼上自己的前途和命運，也要阻止香港與內地融合與接軌。

在那劍拔弩張的兩年中，香港又一次陷入迷茫，沒有方向。當然，反正香港常常都是這樣，停在原地，沒有方向，見怪不怪，多年來我已經不太對此再有什么感慨了。曾在街頭上壯懷激烈的人已經靜悄悄回到了日常生活，似乎那種激烈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墒菬崆衅谂蔚娜藗儏s也說不上美夢成真，掌管著這個城市心情的股市，僅僅是稍微給了大家?guī)滋旎孟霑r間，很快就隨著內地空前暴烈的股災一潰千里。

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香港各界才終于大夢初醒，發(fā)現“一帶一路”是巨大的商機，而各省各地都已經找好了定位，寫好了計劃，在最終發(fā)布的“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綱要中，香港只剩下一個“助力”的角色。

香港開始不斷在各種活動上反復強調自身的金融、法律和國際化優(yōu)勢，最適合擔任內地和國外Super Connector（超級聯(lián)系人）角色，向中央要政策，要位置——盡管政商界大多不知道“一帶一路”和“一路一帶”有什么區(qū)別，特區(qū)政府多數高層連“一帶一路”是哪個部委負責都沒有概念，媒體和大眾則從來都數不清“一帶一路”沿線有多少國家。

亞投行成立了，不少人馬上質問亞投行的總部為什么不設在香港？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海明也在香港的多次公開活動和英國《金融時報》等媒體的撰文中，反復指出，在“一帶一路”構思和亞投行籌備的過程中，香港都置身事外，這會兒一切按部就班塵埃落定了，卻跳出來要求別人將主角的位置奉上，是什么邏輯呢？

讓人難過的是，這似乎就是香港與內地錯位的邏輯。變化的結點在2003年SARS（非典），中央開放“自由行”赴港的輸血動作，香港經濟發(fā)展的主題從此變成“北望神州”，從自由行到CEPA，中央給政策，香港提條件，踢一踢動一動。經濟上依賴的同時，在精神上對融合的抗拒，敏感地維護自身的位置，漸漸又成為了香港另一個越來越鮮明的主題。一年又一年下來，如此一對矛盾的鉸合，潛移默化成了這個城市沖突的內核。

并沒有錯，對于中國任何海外貿易、投資的計劃，作為全球最知名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都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海明對多個“一帶一路”重點國家的考察中還發(fā)現，香港作為地位獨特的國內城市，在與其他國家的信息交流、文化溝通、理念傳播上的有利地位，其實更勝于其金融、貿易的舊有優(yōu)勢。也正是立足香港，著重國際視角而展開的研究工作，令海明寫出了本書中多篇引起中央領導人關注、批示的深度分析。

在過去的兩年中，海明為了闡明“一帶一路”經濟學的深刻內涵，不斷在各個城市、各個國度間奔走，留在香港的時間并不多。但這個城市對他的刺激、啟發(fā)與琢磨依然是成就這本著作的關鍵之一，尤其是長年在內地與香港的生活經歷，讓他深深了解任何理念、合作在跨地區(qū)條件下，總會產生絕不在計劃之內的化學反應。

任何不同地區(qū)的交往，不同文化的接觸，都絕不是一廂情愿、一勞永逸的美好愿景。本書中的多篇文章都在反復地警示在“愿景”之下，往往步步驚心，暗藏危機。

如海明所寫，美國和歐洲對“一帶一路”的迥異反應，俄羅斯和印度對“一帶一路”的各懷心事，發(fā)展中國家對“一帶一路”歡迎中深藏的誤解，將會與“一帶一路”的推進長期并存。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卻“走不進去”的困局，“一帶一路”剛剛提出便遭遇的種種曲解，也都如同內地與香港在交融之中出現的各種難題，始料未及卻又是必然之事，都是經濟學之中而又超出經濟學之上的課題。

一切語言都是重復，一切交往都是初逢。我想，換個角度來看，香港自身的經濟迷茫與文化沖突，也許并非全無價值，反而是一個最好的借鑒，甚至可以成為中國未來解決各種文化和理念沖突、更好推動“一帶一路”的一把鑰匙。香港如果愿意，拋開對自身條件的自負，忘掉眼前的經濟利益，真正投身到“一帶一路”的籌劃和助力中國“走出去”之中，或許也能找到突破自身困局和迷霧的一縷星光。

（彭琳，新浪財經香港站站長）

前言

作為一個典型的“一帶一路人”，我和不少“一帶一路”的研究者一樣，老在路上，總倒時差，常換水土，不停找思路，時時被刺痛，但頻頻被感動。這本書的大部分文字，是在飛機上、在深夜里寫成的，過程雖不易且頗為艱辛，但能在書中與讀者們分享我這一年多以來對“一帶一路”的思考、研究和建議，再累也是值得的。

這篇自序很久以前就已經寫好了。不過，自從看了我的師長范以錦院長，我的兄長趙磊教授、陳平主席，我的太太彭琳女士為本書寫的推薦序之后，我決定棄用我此前已完成的自序，那是因為，他們已經把我想說的話，都說了。

在范以錦院長的序里，把本書最重要的觀點說出來了。趙磊教授的序內，則將本書最與眾不同的特色（經濟+文化）告訴了讀者。在陳平主席的序中，詳細地介紹了我外在的形象。彭琳女士的序，則是從內在著重講述我研究“一帶一路”的歷程。

在這里要再次感謝范以錦院長、趙磊教授、陳平主席和彭琳女士，你們的序非常精彩，為本書增色不少。

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首先要十分感謝亨通堂創(chuàng)辦人陸新之先生和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這是我們第二次合作出版書籍。

其次，要非常感謝“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發(fā)起人趙磊教授，以及論壇各位委員們給我的啟發(fā)和鼓勵。同時，對盤古智庫理事長易鵬，及智庫各同仁們、各伙伴們給予我的支持和幫助，我充滿感激，在這里要一一表達我深深的謝意。

當然，我最需要感謝的，那就是梁太太彭琳女士。彭女士對不少領域的研究并不亞于我，但為了成就我的事業(yè)，甘于成為我背后的女人。她的付出和犧牲，難以用言語來表達我的謝意。

最后，希望讀者們喜歡本書，并能通過本書獲益，我對本書的所有缺失、錯誤及不恰當評論負上全責。讀者如對本書有任何疑問，可發(fā)郵件：archie0706@hotmail.com與我聯(lián)系。謝謝！

“一帶一路”需要文化包容

當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其中不少國家在科技、文化和經濟等領域較中國落后，且部分還需要中國經濟援助。對此中國國民、媒體須收起優(yōu)越感，摒棄高高在上的心態(tài)，應以平等、友善、互助、合作的姿態(tài)與沿線各國民眾交往、交流，對沿線國家抱持“文化包容”的態(tài)度，展現容忍、諒解的氣度。這不但可對外展現中國的大國國民風范，更可為中國企業(yè)、國民“走出去”構建一個更加和睦共處的營商環(huán)境。

從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愿景與行動的文件發(fā)布后，有關該倡議的信息時時見諸中外媒體，成為世界各國熱議的話題。毋庸置疑，該政策可助推中國與沿線國家加強經貿合作、促進人文交流，建立“命運共同體”，攜手發(fā)展共進。

不過，我們也必須清醒看到，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四種文明、上百種語言并存，文化巨大差異下往往容易產生誤解和摩擦。近期已有不少國家公開質疑中國此舉是“朝貢制度”的翻版，是建立新的霸權主義，甚至是“圍堵”他國。

因此，中國的國民、企業(yè)“走出去”過程中，必須特別注意自己的舉措和言論，以避免沿線國家對中國產生疑惑，否則容易為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增加障礙，影響“一帶一路”的戰(zhàn)略部署。對此，中國民眾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注重提升自身大國國民的風范，進一步向沿線國家釋放善意、消除誤解，展現中國人謀求和平發(fā)展的誠意，從而擴大中國與各國之間人文交流的深度、廣度。

首先，中國國民應避免表現出文化、經濟上的優(yōu)越感。

其實，無論是國與國之間，還是一國內部，炫耀優(yōu)越感大都有害無益。以美國為例，美國常以經濟上的、文化上的優(yōu)越感，從高高在上的角度對眾多國家的制度、經濟和文化等領域指手畫腳，常遭他國民眾的詬病、反感和抵制。

再以德國為例，當年柏林圍墻倒下后，原西德大舉經濟援助東德，西德的民眾、媒體因此產生強烈的優(yōu)越感，不但以“恩主”的心態(tài)與原東德民眾交往，更對前往柏林旅游的原東德游客，打出“柏林不愛你”標語及出言侮辱甚至是投擲物品攻擊游客，當時引發(fā)了不小的風波，不少東德民眾至今心靈傷痕仍未撫平。

隨著中國國力的大幅提升，部分國人信心也開始膨脹，對于前往港澳地區(qū)旅游、購物這種互利互惠的舉措，他們也出現了“恩主”心態(tài)。這不僅引發(fā)茶杯里的風波，在遭到國際媒體大幅渲染后，對國人形象更是有所損害。

當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其中不少國家在科技、文化和經濟等領域較中國落后，且部分還需要中國經濟援助。對此中國國民、媒體須以美國、德國等的教訓為鑒，收起優(yōu)越感，摒棄高高在上的心態(tài)，應以平等的、友善的、互助的、合作的姿態(tài)與沿線各國民眾交往、交流，以及對沿線國家抱持“文化包容”（ C u l t u r a l T o l e r a n c e），展現容忍、諒解的氣度。這不但可對外展現中國的大國國民風范，更可為中國企業(yè)、國民“走出去”，構建一個更加和睦共處的營商環(huán)境。

其次，中國國民要有胸懷天下的使命感，才能真正獲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真正支持與合作。

不少國人認為，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fā)起國，中國理應通過這一倡議獲取他國資源、能源，為中國的利益服務。這種想法和做法，曾經的世界第一大國西班牙、英國都曾有之，美國現亦有之。如果中國的國民繼續(xù)模仿之，不但不能揚長避短，走出一條有別于西方霸主的和平發(fā)展、攜手共進之路，也會令原本對中國有期望、渴求改變當前國際秩序的國家失望，更容易令沿線國家對該戰(zhàn)略的動機產生懷疑。

在“一帶一路”的合作議題上，如果國人表現短視，言必談中國自身的利益，言必爭中國所能獲取的利益，而對他國的利益、他國的關切冷漠置之或者沒有實際貢獻，久而久之，沿線國家會視中國這種舉措為狹隘、自私的，它們未來與中國的合作也會逐漸喪失耐心、信心，“一帶一路”這個“合唱團”，不免會淪為中國的獨角戲。

“一帶一路”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國與國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國際秩序的新模式。因此，中國國民更須有心懷天下、同舟共濟的胸襟，在尋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兼顧沿線國家共同利益，以“是中國人，也是地球人”的氣度和包容，更多參與全球性的議題，并為此做出應有的、力所能及的貢獻。國人更應照顧和重視各國合理的、正當的、實際的需求和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達則兼濟天下”，最終和各國實現共贏，也為中國未來成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拿到一張令別國心悅誠服的“入門票”。

最后，國人要以身作則，發(fā)揮“規(guī)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傳播中國的道德規(guī)范和價值準則，以此進一步贏取沿線國家的認同、信任和尊重。

英國、美國的崛起，分別以“自由貿易”“民主人權”作為價值體現，中國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將會帶給世界何種價值規(guī)范？不少國人認為，和平發(fā)展、互利共贏、開放包容、互學互鑒是中國帶給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核心價值觀。

那么，該如何把中國的價值規(guī)范完整展現在世界各國民眾面前？對此，歐盟的經驗可資借鑒。

歐盟的核心價值規(guī)范可歸納為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歐盟各成員國通過各自官方機構的對外活動，運用“五擴散”（無意識擴散、信息擴散、程序擴散、轉移擴散和公開擴散）的方式，有意識地積極在國際舞臺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和展示自己的規(guī)范力量，此舉不但獲得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認同，令世界各國看到不同于美國的另一種價值取向，也為歐盟在國際事

務中發(fā)揮更大的影響力奠定了基礎。

因此，要向世界展現“一帶一路”的價值規(guī)范，除了國人須進一步在人類和平與安全、國與國之間平等與團結、經貿上的自由與公平以及人類權益的捍衛(wèi)等方面，展現出胸懷天下的雅量、氣度和以身作則之外，中國的媒體、智庫和大學研究機構，也應在對外交流、合作中，通過“五擴散”發(fā)揮“規(guī)范性力量”，以此推廣該戰(zhàn)略的核心價值觀。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要求不同、經濟發(fā)展階段不同，中國要與沿線諸國互利互惠、共同發(fā)展和實現共贏，充滿挑戰(zhàn)，也藏有變量。作為這一倡議的發(fā)起國和主導國，中國及其國民應盡力展現大國國民的風范，構建和睦共處的營商環(huán)境，贏取沿線國家的認同、信任、支持與合作，助力該戰(zhàn)略的成功實施。

“一帶一路”下如何尋求文化共生

今天，互聯(lián)網與大眾社交媒體快速發(fā)展，令全球文化交流的范圍、強度和速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西方，源于拉丁文的“文化”一詞，原意是耕作、培養(yǎng)、教育、發(fā)展與尊重，但在實際的文化交流中，卻常常出現文化對抗、文化沖突。尤其一些西方國家憑借經濟、科技、政治和軍事等優(yōu)勢，以“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立場，習慣于貶損和犧牲其他非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和傳統(tǒng)。全球文化達到多元并存、多元共生的理想狀態(tài)，殊為不易。

中國政府自2013年推出以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為主旨的“一帶一路”倡議之后，便有少數西方國家抹黑這一倡議，污蔑中國此舉是希望恢復朝貢體系，進行經濟殖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出于政治目的、現實利益沖突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源于文化沖突。追求“和而不同”是中國一貫的文化理念，這與西方的理念有很大不同。

中西方文化上的差異，可能成為西方國家理解“一帶一路”的阻力。中國政府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減少文化上的沖突，尋求文化共生，至少應在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其一，不應只強調多元文化，文化共生更需要創(chuàng)新。如果一味疾呼文化的多元性，容易因自身私利、個人局限，讓文化沖突加劇。我認為，在強調文化多元的同時，應該更加強調共生。因為只有各方有感于大家都是共生聯(lián)結的共同體，才能以更寬容的態(tài)度，看待彼此的不同。

中華文化要與其他文化長期共生，需要有創(chuàng)新思維，澳門特區(qū)的經驗就很值得借鑒。在澳門，不同種族、不同習俗、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民眾，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孕育了既不同于中華文明，又迥異于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諧的“澳門文化”。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不應將中華文化強加于其他文化之上，也不應刻意彰顯中華文化的優(yōu)勝之處，而是要以“雙向車道”的平等、互利的態(tài)度，讓中華文化與沿線國家的不同文化各美其美，共生共榮。要采用創(chuàng)新的思維，主動把中華文化與其他多元文化進行大融通，創(chuàng)造出互相促進、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新文化。

其二，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中應加強雙向溝通。由于文化認同、文化共生，往往具有奇異的力量，可以打破地理的界限，甚至促使受眾對境外的某種文化認同程度高于自身文化，這種效果過往在美國、日本和韓國的流行文化中已多次被證實。中華文化要得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認同，進而推動各方文化走向共生，我國媒體在海外宣傳中，就要摒棄過去在國內慣常的單向“灌輸式”傳播模式，加強雙向互動、雙向溝通，以形成良性互動的合作格局。具體而言，我國可先與沿線國家有近似性的少數民族進行文化傳播、交流，講述更多軟性的中國故事。同時，要激發(fā)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未來的信心。我們在對外傳播的同時，也應多向國內傳播、借鑒其他國家的優(yōu)秀文化，增加國民對這些國家的了解和興趣。

其三，要進一步發(fā)揮政府、智庫及文化產業(yè)界等機構相互結合的作用。具體而言，學術界、智庫首先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歷史文化進行長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識儲備。其次，政府及政策制定者要最大限度地運用這些知識，以此進一步促進、加深中國與沿線國家文化交流。中國文化產業(yè)界的任務，則是在前面的鋪墊之下，加強與沿線國家在產業(yè)領域的合作和貿易。近些年，文化產業(yè)不但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也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文化產業(yè)領域的合作，不但比單純的海外宣傳更能推廣中華文化，達到潤物無聲的效果，還能擴大雙方文化產業(yè)的國家貿易額，通過加強雙方在文化商品上的物質聯(lián)系，以提升其中附加的文化價值觀念的推廣力度。

簡而言之，“一帶一路”倡議應建立在文化共生而非文化沖突的立場之上。在文化交流上進行創(chuàng)新、增強雙向溝通及增進文化產業(yè)合作，才能為中國與沿線各國文化共生疏通渠道。進一步利用文化上的交融和共生，才能更好地在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貿、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互聯(lián)互通中擔當橋梁角色，更好地推動“一帶一路”的全面建設。

“一帶一路”須注重保護中國企業(yè)知識產權

在“中國制造”是當之無愧的全球第一的今天，全球知名的中國品牌卻如此之少，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未來中國政府和企業(yè)必須共同關注提高知識產權、品牌商標的保護意識，合力構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戰(zhàn)略實施機制，這樣既有助于推動“走出去”的中國企業(yè)的長遠發(fā)展，也能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實施提供助力。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部署下，中國企業(yè)加速“走出去”已是大勢所趨。企業(yè)要“走出去”，除了“思想先行”“糧草先行”，做好前期規(guī)劃、風險評估和以雄厚財力作為后盾之外，還需要有“知識產權先行”的意識。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框架下，建立更加完善的商標戰(zhàn)略實施機制，提防中國品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受到侵犯。

中國企業(yè)如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防止商標遭惡意搶注，是“一帶一路”倡議中常被外界忽略的，但這又是較迫切需要解決的環(huán)節(jié)。

數據顯示，中國企業(yè)過去在海外投資過程中，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商標遭國外企業(yè)搶注而失去商標經營的自主權，例如“飛鴿牌”自行車商標被印度尼西亞搶注、“海信”在德國被搶注、聯(lián)想因“Legend”在很多國家被注冊要改用“Lenovo”等。

眾多中國企業(yè)品牌商標遭外國搶注，固然是因為中國企業(yè)和產品在國外的聲名鵲起，關注度越來越高。似乎可以用法國名牌“Chanel” 始創(chuàng)人CoCo Chanel的名言——“被人仿造是一場災難，沒人仿造是更大的災難”——來阿Q式地安慰自己。但在現實中，那些被外國搶注的商標，中國企業(yè)無論是要通過法律手段向國外企業(yè)贖回這些商標，還是另起爐灶開張新設商標，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都非常昂貴，這也為中國的企業(yè)“走出去”帶來不少障礙。

中國企業(yè)商標被搶注的原因很多，在用一只手指指責外國企業(yè)惡意搶注的同時，另外四只手指需要指向自己，深入檢討被惡意搶注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以下四點：一是企業(yè)缺乏長遠規(guī)劃，對知識產權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常常等到自身出口業(yè)務形成一定規(guī)模時才想到海外注冊，卻可能為時已晚。二是企業(yè)對投資所在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了解不足，缺乏品牌商標的防御思維，在部分商標法不太健全的國家，的確常常發(fā)生商標原所有人無奈放棄品牌的案件，或是至少要付出高額的經濟補償。三是企業(yè)常常過多考慮知識產權保護的費用成本（由于海外商標保護、維護等費用較高，增加中國企業(yè)的負擔，導致不少企業(yè)放棄商標保護），而且在商標遭外國企業(yè)搶注后維權意識不強，助長了搶注的壞風氣。四是目前在國內企業(yè)中，擁有專門知識產權保護隊伍的企業(yè)為數甚微，企業(yè)制定品牌商標保護戰(zhàn)略時，缺乏知識產權人才，而且也缺乏官方相關的數據和專業(yè)指引，因為后知后覺導致未能搶占先機、提前部署品牌商標保護程序。

如今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隨著更多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知識產權領域的爭奪，已逐漸成為中國企業(yè)布局全球、直面環(huán)球商業(yè)競爭的主戰(zhàn)場之一。在前車之鑒下，企業(yè)更須具有強

烈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光是中國企業(yè)，還包括中國政府，應當更加注重在以下幾處發(fā)力。

對中國政府而言，政府一方面可考慮從強化知識產權人才培

養(yǎng)、儲備，加強對品牌商標代理機構的資格認證、誠信機制建設及規(guī)范管理，以及增強培訓機制等方面著手，開展前瞻性規(guī)劃，組建系統(tǒng)的、完善的品牌商標服務專業(yè)隊伍，為到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yè)商標遭搶注問題保駕護航。

另一方面，政府應提供更多資源，對到海外注冊商標達到一定數量的中國企業(yè)提供資金補助，解決注冊費用高昂問題。與此同時，政府應進一步引導品牌商標行業(yè)組織、協(xié)會的建設，加強發(fā)

揮他們的“三自我”（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作用，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yè)多提供一層保護網。

此外，政府應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商標領域的合作備忘錄，通過這一政府之間的溝通平臺，協(xié)助遭搶注商標的中國企業(yè)，能在相關國家主管部門的支持和配合下妥善解決商標

問題。

最后，政府也應考慮設立對知識產權、商標保護不力的國家黑名單，供中國企業(yè)參考。與此同時，政府可通過每個季度發(fā)布有關哪些國家對品牌商標侵權情況比較嚴重，中國企業(yè)在哪些國家需經常申請注冊保護，同一行業(yè)在哪些國家已有注冊等最新信息，以及提供各主要國家中國企業(yè)商標注冊程序、商標注冊數量、侵權訴訟數量和企業(yè)維權平均成本等信息，讓中國企業(yè)在“走出去”之前，可掌握相關權威資料，提前部署。

對企業(yè)而言，它們既要培養(yǎng)自身知識產權保護的海外思維模式，也應考慮創(chuàng)新商標保護模式。例如采取家族品牌策略（Family Brand Strategy）、多元品牌策略（Multi-BrandStrategy）和聯(lián)合品牌策略（Co-Branding Strategy）三結合的新模式，在“走出去”時根據不同的國家、地區(qū)，不同消費人群，采取不同的品牌策略，不但可避免一旦商標遭搶注就全軍覆滅的窘境，還可通過與投資所在國的知名企業(yè)合作，共同推出產品，并冠上共同品牌，為中國企業(yè)在競爭激烈的海外投資市場中尋求新的發(fā)展模式。

在“中國制造”是當之無愧的全球第一的今天，全球知名的中國品牌卻如此之少，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未來中國政府和企業(yè)必須共同關注提高知識產權、品牌商標的保護意識，合力筑建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戰(zhàn)略實施機制，這樣既有助推動“走出去”的中國企業(yè)的長遠發(fā)展，也能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實施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