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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關于人類行為的觀點 

　　取決于人物形象的觀點。大多數(shù)心理學家都以提高關于人的行為及其產生條件的知識為己任。但是，實現(xiàn)這一目標有各種條件。也就是說，心理學家像其他科學家一樣，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他們從人的天性出發(fā)表現(xiàn)什么形象、他們具有怎樣的人物形象。他們在理解科學方面完全不一致，他們在研究中偏好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些心理學家深信，（24）在研究過程中應該限于那些可觀察到的人的行為，因為他們認為不可能客觀地把握感覺和思維等主觀體驗和“內心的”過程。有些心理學家主要關注生理過程，也就是說他們研究神經(jīng)系統(tǒng)、腺體的功能和感覺器官的功能。而另外一些心理學家則把研究知覺、思維和感覺等視為最重要的任務。 

　　人們的理論決定觀點。顯然，把特定環(huán)境中的人的行為當作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許多觀點是以不同的知識興趣，從而以各自形成的某種理論為基礎的。而這些觀點反過來又使一些方法顯得比另一些方法更適用。就像人們看了一張漫游圖、旅游圖、經(jīng)濟圖或者氣候圖就能了解一個地區(qū)的地理一樣，各種觀點在研究人的過程中增進了——總括地說——全面理解人及其行為的知識。下面介紹心理學的幾種重要觀點： 

　　1.3.1 科學心理學的開端 

　　一個心理物理學家的早期激勵。最早按照科學要求從事人的研究的心理學家關注的是人產生思維和感覺的內在條件（結構主義者），但同時也關注人適應環(huán)境的能力（功能主義者）。他們想弄清楚，頭腦是怎樣構建（“構造”）的或者是怎樣“發(fā)揮功能”的。這些先驅者中的許多人都是由一本書啟發(fā)了自己的工作，這本書就是古斯塔夫·泰奧多爾·費希納（1801-1887）于1860年出版的《心理物理學綱要》。他在書中揭示了物理事件（如光線或者聲音）與心理學上的感覺和知覺之間的聯(lián)系，而且還揭示了衡量這些事件的作用的方法。人們可以認為心理學史就是從這本書的出版開始的。但是，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認定，1879年第一家心理學研究所的建立（參看第10頁）是心理學誕生之日。 

　　結構主義：問“這是什么？”19世紀，許多自然科學領域都取得了巨大進步，因為人們揭示了復雜的聯(lián)系是怎樣構成的。比如，化學家把分子分解為單個的元素（原子）。他們指出，一個水分子可以分解為氫原子和氧原子。這些認識給心理學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們懷疑，比如說人的大腦是否同樣可以歸因于這類元素。比如，威廉·馮特在研究中就以下面的問題為出發(fā)點：“什么東西構成了能使人進行思維的大腦？”馮特的美國學生愛德華·鐵欽納（1867-1927）在回國后把構造主義介紹給了新大陸。他也像馮特一樣希望能夠找到人的大腦的組成部分或者內容，從而以這種方式揭示其構造原理。然而，在美國，有許多批評家反對他，他們關注的是查理·達爾文（1809-1882）提出的他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功能主義：問“人在做什么和為什么這樣做？”（25）達爾文在他關于物種起源的學說中認為，所有生物屈服于不斷適應環(huán)境的壓力，只有最適合的人（“狀態(tài)最好的人”）才能成功地承受這種壓力，即只有適者才能生存，才能繁殖后代。關于適應能力是生物生死存亡的問題這種想法也決定了威廉·詹姆斯（1842-1910）的思想。他并不熱衷于尋找意識的元素，作為功能主義的奠基人，他認為更重要的似乎是澄清這樣的問題，即個體是怎樣適應自己的環(huán)境的。他得出結論說，意識之所以能夠發(fā)展，就是因為它在駕馭個體行為的過程中達到了某種目的。 

　　詹姆斯把意識理解為影像和感覺的一種連續(xù)不斷的流動，而不是一套無生命的基本粒子。對于功能主義者來說，典型的一個問題是：“人們在做什么，為什么這樣做？”為了探索生物是怎樣適應自己周圍的環(huán)境的，功能主義者主張觀察個體的現(xiàn)實行為。 

　　解釋生物是怎樣適應環(huán)境的這一問題，成了行為主義者的最大心愿，但在他們的觀點中也注入了結構主義者的觀念，比如，他們相信，復雜的體驗可以分解為元素。 

　　1.3.2 近代的理論觀點 

　　接近人的不同的理論途徑。關于構造主義者和功能主義者的概述已經(jīng)表明，把人類的行為作為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具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各種觀點是以不同的認識興趣以及各自形成的關于人的理論為基礎的。而這些觀點反過來又使一些方法顯得比另一些方法更適用。下面介紹幾種近代的（即影響深遠的）心理學觀點： 

　　生物學觀點 

　　歷史根源。生物學觀點的歷史源遠流長。比如，生于約公元前460年的希臘醫(yī)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了類型學，根據(jù)這種類型學，人的不同的氣質源于四種體液（血液，黏液，黃膽汁和黑膽汁）的混合比例。與現(xiàn)代“生物心理學家們”的研究極為相似的是，醫(yī)生們在19世紀中葉發(fā)現(xiàn)，一定的行為方式明顯受大腦的某個部分所控制。 

　　歷史回顧。1861年4月11日，法國神經(jīng)外科醫(yī)生保羅·布洛卡見到一位來自精神病院的病人。這位病人的左腿嚴重感染。然而，這個人已經(jīng)在精神病院度過了21年，這件事情引起了布洛卡的注意。這個病人的聲帶雖然完全正常，但他不能說話。布洛卡未能找到機會幫助這位病人，因為他在他們第一次見面六天以后就去世了。接著，這位醫(yī)生比較詳細地檢查了這個病人的大腦。他在一打開頭蓋骨就有了一項重大發(fā)現(xiàn)：大腦左邊靠近額頭的地方有許多疤痕非常引人注目。這些疤痕要么源于以前的某次創(chuàng)傷，要么源于某種疾病。（26）布洛卡通過研究得出結論說，一個健康人說話很可能由大腦某個區(qū)域所控制，也就是受他的已死去的病人受傷的那些區(qū)域所控制。 

　　還有一項與此相關的重要發(fā)現(xiàn)是德國醫(yī)生古斯塔夫·弗里奇作出的。他在戰(zhàn)爭期間不得不反復治療那些在戰(zhàn)斗中頭部受傷的士兵。有時，傷員的大腦是裸露的，因為頭蓋骨被打碎了。弗里奇斷定，偶然觸碰大腦各個區(qū)域的表皮，病人相應部位的肌肉就會抽搐。難道身體的運動是由大腦直接引起的？弗里奇想進一步弄清這個問題。戰(zhàn)爭結束以后，這位醫(yī)生終于有了研究這個問題的機會。1870年，他在柏林與同事一起決定深入研究大腦的機能。據(jù)報道，一項決定性的實驗由于沒有地方只能在家里的五屜柜上進行：在打開一條狗的頭蓋骨以后，用電線電擊大腦的各個區(qū)域。這時就能觀察到，刺激大腦的某個區(qū)域，腿部肌肉就會抽動，而刺激另一區(qū)域時，頭部肌肉就會有反映。（Price et al�保�1982） 

　　通過“歷史回顧”中所說的研究，人們在19世紀就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在大腦的某些區(qū)域與生物的可觀察到的反應之間存在密切的聯(lián)系。 

　　尋找行為、情感、學習和思考的生物學根源。在幾十年的時間里，許多以生物學研究為方向的心理學家開始研究這樣一個問題：人的行為以及諸如情感、學習和思考等內部過程是否是或者通過什么方式由大腦的生物學因素或者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其他部位共同決定的？許多心理生物學家都對大腦作了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他們主要試圖解釋以下問題：在學習的過程中，大腦中會產生怎樣的化學變化？化學物質是怎樣作用于大腦的？行為異常有生化基礎嗎？另外一些以生物學研究為方向的心理學家則致力于揭示遺傳基因與行為之間的聯(lián)系。涵蓋各個專業(yè)方向的行為遺傳學的代表人物則嘗試解釋，某些行為方式以及以它們?yōu)榛�礎的性格特征有些是否是由于特定的基因而產生的？ 

　　大腦的“命令”向其他部位的傳達。大腦是身體的最高“指揮中心”。但是，大腦的命令是怎樣傳達到身體的其他部位的呢？怎樣使心臟快些或慢些跳動的？雙手是怎樣知道該抓起某個東西的？一個年輕人的身體怎么知道到了一定的時候就不再長高了？大腦一方面通過神經(jīng)系統(tǒng)傳達它的信息（在這一過程中，神經(jīng)系統(tǒng)負責高速傳遞層次極為分明的信號），另一方面是利用腺，也就是所謂的內分泌系統(tǒng)傳達它的信息。荷爾蒙在這里充當使者，通過循環(huán)系統(tǒng)——血液循環(huán)系統(tǒng)——到達目的地。 

　　由于眾所皆知的原因，在研究大腦和其他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時候，只拿動物作研究。因此，將這些研究成果應用與人類應當慎而又慎。（27）關鍵的是，這些研究應當由臨床經(jīng)驗來補充。（見信息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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